第三章 个性化的历程：从公共生活到个人生活，从公共意识到个人意识
一、从公共生活到个人生活
元代的“小说”话本和“讲史”话本在情节设置上尚且粗糙幼稚，更不用说人物描写了(1)，现存最早刊行于明嘉靖元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停滞状况，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与随后出现的《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一起，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的三级跳，中国的叙事文学因此才迎来了真正伟大的局面，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我们下面的研究，首先就是建立在这个已有的定评的基础之上。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这个三级跳的核心就是元明小说人物描写个性化的历程：刘、关、张、诸葛亮、曹操、吕布……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随着所有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登场，随着所有这些人物走完他们的生命历程，小说艺术所展示的人物世界也愈来愈打动人们的情感，愈来愈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这主要是因为生活在小说世界的人物逐渐从群体的依附中摆脱出来，愈来愈体现出个体的价值，个体的生命力得到愈来愈丰富的显示，人物个性所蕴涵的矛盾和复杂愈来愈受到关注和深入的挖掘，同时也展现出个体在逐步摆脱群体束缚，赢得个体自主独立性的过程中，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的心灵冲突和情感斗争，从而在这些人物身上更多地、更深刻地体现出与“人的一般本性”的人性重合；另一方面，这个人物描写个性化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卓有成效的艺术形式创造的过程，个性化描写艺术感动力的加深既与上述内容的变化有关，也来自于形式创造所产生的审美反应。
首先，我们注意到元明小说人物描写个性化的发展与人物生活内容和性质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小说里边的人物分别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简单地说，是从公共生活向个人生活的转变。
《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人物都生活在一种公共生活之中，这种公共生活就是那种动乱年代特有的阴谋诡计，杀伐征讨的政治军事生活。人物活动的空间在政坛和战场，这个公共空间有如一个巨大的磁场，最大限度地将人物的生命、智慧、创造力，总之将个人生活最大限度地吸引到公共生活中来，造成个人生活的极端萎缩，从而把个人的存在变成一种公共的存在，个人的生活变成为公共的生活。每个人都依附于某一个集团，集团的内部事务以及与另外的集团的政治军事交际使得个人的活动变成公共的活动，所以小说里人物的生生死死都在一个公共的舞台上演，这个公共舞台之外的个人生活，都被从人物的生活中取消了，作者的兴趣，在于表现公共生活中的人物，至于个人的存在，也同时被公共生活化了。
刘关张作为一个“结义”的兄弟三人团，总是一起出现，一起行动，这样的公共生活之外的个人生活，比如和妻子儿女的家庭生活，丝毫没有得到描写。此外，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还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出现，刘关张都生活在为“扫荡中原，匡扶社稷”而东奔西走的公共生活中。诸葛亮出山以前的生活基本没有得到描绘，出山以后的生活，却是标准的公共生活。他所有的生活，没有一点不是为了刘备，没有一点不是为了北定中原，恢复汉室。马谡让他流下了仅有的眼泪，但归根结蒂，那眼泪是为这个公共的事业而流的，所谓一代贤相的鞠躬尽瘁，在公，不在私。曹操东征西讨，拥有大半个中国，他旺盛的生命力大部分都是挥洒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上。孙权只有在事关江东安危的时候才会在他的庭殿里出现。其余为一方诸侯者日思夜想的无不是怎样开疆拓土，或竭力以求自保；为谋臣者无不是在帷幕之中献计献策；为将帅者无不是在战场上表现他们的武士风范……
混乱年代必然具有的个人野心和欲望本来属于个人生活的内容，但是仍然被牢牢地限制在政治理想与军事斗争的框架之内，这样一种个人生活是遭到缩减的、被抽象了的个人生活，是被公共生活化了的个人生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吕布，对财物对女色他均有所好，为财物，他杀了丁原；为女色，他杀了董卓，但财物只是他选择依附哪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丁原还是董卓？）的中介，并没有真正描写他对财物的欲望，这一点与西门庆比较的话就很清楚。而貂蝉是公共政治理想和希望的承担者，她在为公众而献身，并不是因为爱上了吕布，所以吕布注定不能享受到貂蝉的爱情，吕布在貂蝉、董卓和王允之间只是一个玩偶和工具，所以他对貂蝉的欲望虽然是真诚的，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现实的个人生活的内容，在美人计实施的过程中是这样，在美人计成功之后更是这样，因为貂蝉后来虽然归了吕布，但是之后她偶尔的一两次出现完全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吕布和貂蝉的“夫妻生活”从来没有得到展现——他们的个人生活消退在公共生活的视野之外。这是一个标志，没有哪一对夫妻的个人生活在这部作品中得到描写，皇帝之于皇妃是这样，刘备之于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也是这样——貌似个人生活的场面都公共生活化了。周瑜的器量狭小和嫉贤妒能本来具有个人化的色彩，却被解释成来自于对东吴未来命运的担忧，又由于周瑜和诸葛亮的较量是以两个集团的力量为工具为背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中为两个集团的利益和未来而交锋，所以周瑜的器量狭小和嫉贤妒能同样被公共生活化了。
随后出现的《水浒传》，公共生活仍然占据着主流支配地位，但是个人生活的描写得到加强，出现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相融合，以公共生活为主，在公共生活中个人生活日益发展的局面。金圣叹说：“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2)撇开金圣叹那些依然充满陈腐的封建道德气味的评论不管，他所作的这个描述倒是颇为准确的，王进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标志，王进被抛入了一种江湖生活之中，史进、鲁智深随之也进入江湖，一百八人进入江湖，江湖就是好汉们的寄身之所，江湖生活成了一种公共生活。
由于一种莫名的巨大力量的推动，好汉们在纷纷经历了个人生活的破碎以后，都纷纷到江湖中过起了一种公共的江湖生活，陆陆续续汇集到水泊梁山，梁山泊是这种公共江湖生活的最高象征，招安结束了梁山好汉们的江湖生活，但是却进入了另一种公共生活——以国家的忠诚卫士的名义所进行的征讨生涯。
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描写，这主要表现在好汉们进入江湖生活之前个人生活破碎过程的描写，以及征方腊之后燕青武松等对于个人归宿和自身命运的自主选择的描写两个方面。
鲁达作为经略府提辖，他应该在政务上履行职责，那才是他的公共生活，但是作者并没有描写他怎样在经略府当官，却把笔墨泼洒到他的个人生活上面：他走进茶坊不是去公干，而是去休闲享受。碰上史进、李忠，是私人间的交往，拳打镇关西是出于义愤，一切都是个人行为，与他肩负的公职没有联系，他作为官员的生活在他的生活中消退了，不仅如此，史进、李忠、郑屠虽然与鲁达的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但是却只作为背景而存在，在几种关系结成的似乎是带有公共空间性质的人物事件中，最活跃的因素无疑是鲁达的个人行为。五台山和五台山的和尚同样没有能够成功地将鲁智深吸纳到那种坚持清规戒律的公共生活之中，相反，鲁智深过着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生活，他酒肉不戒，小说毫无疑问地以鲁智深为中心，富于激情地彩绘出鲁智深为了个人的口腹之欲而焕发的生命光彩，那种和尚真正应该奉行的克制的生活不但在鲁智深个人生活的映照下，蜕色为黯淡的背景，而且这样一种公共生活的合理性受到了鲁智深的嘲弄。鲁智深在东京相国寺的职责是管理菜园，却通过与众泼皮的交往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从而描写他独具的勇力和武艺，与林冲成为朋友同样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及至林冲受难，危急时刻救下林冲一命，所作所为更是完全个人化的行动。
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与鲁达一样是有公职的人，训练士卒，传授武艺，与上下级打交道，诸如此类的军营公职生活却没有得到表现，而是将描写的角度瞄准在他个人命运的变化上，他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就是因为私事，而不是为了公事，他是陪娘子张氏到岳庙去烧香还愿的过程中——这是他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与鲁智深相识的，听到娘子被人调戏后的反应，认出高衙内后内心的矛盾与犹豫，事过之后的情感郁闷，冲到陆谦家救娘子，把陆谦家“打得粉碎”，到处寻杀陆谦，与鲁智深喝酒而买宝刀，对宝刀爱不释手的感情，刺配沧州前痛写休书等等都是个人生活的表现。押解过程中林冲没有了个人生活的自由，但他的身体所受的折磨令人印象深刻。特意安排的与洪教头的比武展现了他个人的武艺。天王堂内的囚徒生活一笔带过，与李小二他乡相遇，往来不绝的私人生活倒成为重点。到了草料场却出去吃酒——想吃酒的心理、吃酒的过程以及吃酒以后怎样到古庙里睡觉，这些个人化的内容都成为正面描写的东西。痛杀差拨、富安、陆谦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是一种个人的复仇，与公职无关，经过了亡命天涯的潜逃，总算上了梁山，他的个人生活就消失在江湖生活之中去了。
武松因为打了本处机密而在江湖上逃命，对家乡和哥哥武大的思念使他决意回乡，这却成为他旺盛而多彩的个人生命力蓬勃焕发的契机。与宋江依依惜别，出于对宋江的尊敬而拜为兄长以及内心对宋江的评价和敬重，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上山打虎前的豪饮映射出个性生命的不羁魅力。施耐庵大力渲染武松打老虎这一段绝对个人化的场面，所产生的效果，恰如莎士比亚那种人文主义的对人的光辉的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当了清河县的都头，武松也如鲁达、林冲一样肩负公共责任，但是他在衙门和公众间履行职责，保卫地方的公共生活并没有得到描写，笔触却转到了他和哥哥嫂嫂的家庭生活之中，重点是与潘金莲的感情纠葛。后来武松对武大谋杀案的追查，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并不是在履行公职，不是以都头的身份调查案件，而是纯粹的个人复仇行为，斗杀西门庆和怒杀潘金莲都以极其暴力的场面宣泄了个人感情的愤怒，一个人丧失理智以后所可能产生的恶果与个人精神状态的描写联系在一起。其后经过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武松就真正进入江湖了，而从此武松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人所具有的个性色彩就消失在这种公共生活之中了。
李逵也是江州牢子的一员，施耐庵却同样不写他在监牢里作威作福的生活，而是写他公职以外的私人生活，写他的脾气和性格所惹出的一系列麻烦事情，骗宋江的银子与人赌博，输了却又打人又抢银子，要拿鲜鱼给宋江做汤喝却莽莽撞撞，放了人家一舱的活鱼又与渔人打架，称宋江为“黑汉子”，戴宗叫他给宋江下跪，他却怀疑戴宗骗他，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人物的可爱与独立的品格。李逵是进入梁山这个公共的生活空间以后个人生活表现得最多的一个，是上梁山以后唯一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比如他去接母亲这一段就描写了他与哥哥和母亲的关系，他的孝心和母亲被老虎吃了以后的愤怒都得到一种个人化的描写，与那个公共的生活世界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此外，无论是砍倒“替天行道”大旗，要杀宋江，还是寿张县坐衙，都极富个人色彩，在公共生活中突显出个人生活的内容，在李逵的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征方腊胜利以后鲁智深、武松、燕青、李俊等人纷纷自谋出路的描写说明个人生活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作品对于个人价值的关注(4)。
《金瓶梅词话》则体现出公共生活的全面消退，个人生活全面上升，一部完全个人生活化的作品出现了。这样一种个人生活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个人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你争我斗，个人现实的日常的存在状况成为人物生活的中心。纵然是有关公共生活的描写，也都个人生活化了，比如蔡京对西门庆、吴典恩、来保的任命本来是公共事务，应该在公共生活的空间——政府衙门里进行，但是却变成在他的私人宅第中以个人交易的方式完成了。西门庆与蔡状元（御使）、安进士（郎中）、宋御使、夏提刑、周守备、何千户等官僚的公共生活大都家庭化了，要么是对某件事的决定在家里作出，要么是公共事务直接在家庭里举行——宋御使、安郎中等几次三番在西门庆家里摆宴接待上司欢送同僚就是这样，要么是衙门里所进行的事务都是与西门庆个人利益有关的营私舞弊和假公济私，比如王六儿、何十、苗青的案件都是这样。
《金瓶梅词话》里的人物，都生活在自己的个人生活的世界里，虽然不免卑琐，但毕竟是为自己而活着，以个人的存在而体现出存在的意义。西门庆作为商人和官员的活动都被淡化，没有给予直接的描写，写到的部分都个人生活化了，作者只是赋予他这样两个身份，作为他到处寻欢作乐和以权谋私的资本。作为商人，我们看不到他怎样经营他的生药铺，看不到他怎样在生意场中发挥他的经商才能，我们看到的只是他闲游浪荡，到处猎艳的身影；作为官员，我们看不到他在提刑所为公众作过一件好事，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以权谋私，把公共生活个人化的种种行为。他在家庭生活里的日常生活，备受作者关注，妻妾成群的西门庆所面对的家庭问题一点也不比他要处理的外部问题简单，事实上，他虽然有权威，却控制不了众妻妾和奴仆之间此起彼伏的利益纷争，他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也阻止不了李瓶儿的死亡，这两件事都给了他很深的刺激，使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使他的精神和情感久久处在一种深深的沮丧与伤痛之中，他与吴月娘、潘金莲和李瓶儿的关系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人物的自我在这样的变化中不断得到发展，不断添加新的内涵，一种空前细致、冷静、客观的描写形式将西门庆的个人生活描绘得意味深长，对西门庆个人生活多面性的关注使作者最终将一些复杂矛盾的因素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创造出一种具有丰富含义的人物形象，这是在由公共生活向个人生活转变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会有更加详尽的说明。
陈经济似乎一直不受重视，其实这个人物写得不错，七十九回以前的中心人物是西门庆，八十回以后的中心人物则是陈经济，这个人物在七十九回以前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八十回以后，随着西门庆的去世，开始得到真正的发展，一个浪荡子弟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应运而生。陈经济个人命运的荣辱兴衰不但呈现了这个人物的个性，而且将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春梅、大姐、周守备、李衙内、王杏庵、杨大郎、刘二、张胜、金宗明、韩道国夫妇、韩爱姐、冯金宝等如此众多的人物关系贯穿起来，家庭、官场、寺庙、妓院、酒楼以及其他下层社会的聚居场所，都成为陈经济活动的舞台，由他把这些互不关涉的东西联结成一个整体，所以，陈经济的个人生活就这样成为了八十回以后艺术描写的中心。陈经济与潘金莲毫无疑问是乱伦，但是却体现出一种真诚的情感，这就使问题复杂了。陈经济像所有败家子一样迅速就把母亲留下的家产折腾干净了，既是遇人不淑，又与他心术不正有关，他竟然将九百两银子的货物交给杨大郎，自己跑严州府去拐骗孟玉楼，是他当初就对孟玉楼有觊觎之心，还是一系列的变故和疯狂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的无赖？他能够把对潘金莲的爱迅速转移成对爱姐的恨，最终逼死了爱姐。与春梅重续旧好，有权有势以后又作威作福，与韩爱姐邂逅相遇，逢场作戏却能让爱姐为他守节……乱伦者、败家子、流浪汉、复仇者、无赖、道童、情人，他一个人充当了这么多的角色，他的个人生活如此的动荡颠沛，也使他的个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面对如此巨大而残酷的生活压力，他能把握自己的生活，能把握自我吗？
女性个人的现实生活在《金瓶梅词话》里得到真正客观的描写，《娇红记》描写的是王娇娘的精神生活，至于王娇娘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描写，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有他所认定的重点，他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时代的原因，女性，如潘金莲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是纯粹男性的世界，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生活的狭窄天地里，在这样一种天生的压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人性的扭曲，但是不等于说女性就没有生活，女性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在天然的文化压迫中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女性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金瓶梅词话》里的女性已经做出了回答。虽然遭受到不公平的压迫与限制，潘金莲的生活仍然是多姿多彩的。潘金莲在王招宣府里和张大户家里的生活我们实在所知不多，因为叙述者只是用一种概括性的叙述略作交代，但是从见到武松的那一刻起，这个人物的个人生活就真正开始了。武松的出现激发了潘金莲沉睡的激情和欲望，对生活的埋怨与不满一扫而光，她的生命焕发出异样的光彩，烧火做饭也比往日格外有劲，生命的激情和强烈的欲望迫使她做出了不合于伦理的事情，最终给自己带来了羞辱，武松坚持道德的立场和他的英雄观念，对潘金莲的美丽与多情不屑一顾，但是自有人来欣赏这种美丽与多情，说来有意思，她正是在遵守武松和武大早早关门歇息，免招是非的要求时与西门庆相遇的(5)，从此她放纵自己的欲望，又被这种欲望所困扰，对性欲的无尽追求给她带来了欢乐，也给她带来了痛苦，她显然被性所异化了，在争宠斗争中她丧失了起码的善良与爱心，因此她遭到西门府上上下下的厌恶，包括西门庆在内，有时也不能容忍她的尖刻与无情。乱伦对她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既然在之前会勾引武松，那么在之后与陈经济乱伦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在后来，她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她被性所异化的程度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无论是琴童，还是王婆的儿子，在她的眼里都不是人，只是解决她的性饥渴的机器，她就是这样逐渐地丧失了她的人性，本来极有光彩的生命在沦为动物性的过程中失去了本来的光彩，而她不顾一切而燃烧的生命最终也使她自己付出了代价。潘金莲的个人生活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不可爱，但十分复杂，有着多重含义可以挖掘的女性形象。
花子虚是一个在外边飘游浪荡，毫不顾家的人，李瓶儿享受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和丈夫的关怀，因此，李瓶儿和西门庆偷情也有了一个可以谅解的基础。她同样是一个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但是一方面她显得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被性欲所异化，所以到西门府以后她能够把持住自己，不像潘金莲一样乱来，另一方面她所渴望的不只是性，她对西门庆有一种真诚的喜欢，她将两者结合起来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吴月娘、孟玉楼，还是潘金莲身上都找不到，从花子虚的妻子到嫁给蒋竹山到西门府，生活环境的变化与内心要求的满足使她的自我得到发展，对花子虚的冷漠和对蒋竹山的严厉转变为对西门庆全心全意的顺从与柔情，并且她对所有人都待之以好心和温柔，母爱使这一点显得更突出了，所以获得上下一致的好评，与潘金莲正好相反。对于潘金莲的恶意，她一贯隐忍退让，或许她是不想给西门庆造成什么麻烦，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对西门庆的爱就显得特别细腻了。临死前对西门庆以及一干人等的交代显示出催人泪下的人性力量，感动了潘金莲以外的每一个人。这一切西门庆当然都能够感受到，所以李瓶儿进门以后实际上就逐渐取代了潘金莲成为西门庆的最爱，这一点潘金莲有最深切的体会，说明西门庆对妻子的要求并不单纯在性爱，李瓶儿给他的爱使他表现出绝无仅有的感动，西门庆也给了她深深的报答，正是李瓶儿，部分地唤醒了西门庆沉睡的人性。对李瓶儿个人生活的描写，就不只是反映出李瓶儿的自我，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人物的发展。
宋惠莲是一个奴仆，只是由于被西门庆看上，她的生活就发生了改变，她也借这个机会来改善她的生活水平，因为她也有无可指责的生活愿望，但是这也体现出她的放纵、依附、爱慕虚荣和好高骛远。她可以不爱来旺，但是却一定要保护这个丈夫，由此把自己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勇敢而独立的人，敢于当面指责西门庆的伪善与残忍，揭露他的阴谋，拒绝利诱，忍受不住羞辱而自尽。她的生活世俗而卑琐，但是随着生活的变化，她的行为却展现出人性的尊严，生活本身使人物个性充实起来。
以上我们从一些主要人物生活世界的变化与人物描写之间的关系作了实际上已经很简略的分析，除了这些主要人物，在一般的人物身上，不论是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人物，还是生活在个人生活里的人物，大体上都同样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与主要人物一样的特征和发展变化。
综上所述，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公共生活的描写，到《水浒传》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交织，再到《金瓶梅词话》对个人生活的描写，这个发展变化的线索显示出，正是从公共生活向个人生活的描写方向的转变中，元明小说人物个性描写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二、从公共意识到个人意识
与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相联系的是公共意识和个人意识，与公共生活相对应的是公共意识，与个人生活相对应的是个人意识，由公共意识向个人意识的转变是元明小说人物描写个性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人物被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所吸引，人物不由自主地认同某种公共话语，人物意识也就体现为某种公共意识，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公共意识，才会选择这样的公共生活。刘关张结义时的誓词说：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此鉴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6)。
这个有名的“桃园结义”将江湖式的兄弟义气与更远大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也将三个人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将三个人本来有差异的个人意识变成一种公共意识，从此这样一种公共意识成为指导、支配他们的生活与行为的主要意识。
张辽游说关羽投降曹操时说词的第一条说：“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近使君败于小沛，当戮力同心，死战沙场，其名万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脚到之处，谁不相容？兄今欲死于此地，倘使君复出，专望于兄，兄岂不是负却孤主，而背当年之誓乎？误主丧身，诚为不美。其罪一也。”第三条说：“兄武艺超群，更兼深通经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汉室，拯救生灵；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负祖宗，下辱其主，安为义？其罪三也。”两条说词都与桃园结义的誓词暗合，所以关羽才投降了曹操，虽然关羽有了另一种生活，但是他却坚持不改变那个公共意识，而是努力按照那个公共意识的指导来生活，在一种新的生活中尽力保持旧的生活面貌，警惕新的生活方式直接改变他的意识：曹操送关羽的绫锦、金银器皿，关羽都送给嫂嫂；美女十人尽送入内门，令服侍嫂嫂；曹操新裁的战袍要穿在下面，外面还要穿上刘备赐的旧袍；曹操送赤兔马则大喜过望，因为：“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虽有千里，可一日而见面也。”张辽认为刘备待关羽不过是恩厚而已，只要曹操也用厚恩来对待关羽，他就会真心归顺，曹操当然也表示赞同，可是关羽之于刘备，不是感恩的问题，张辽和曹操都意识不到关羽是把义作为生命的人，他是生活在义这样的公共意识中的人，这个义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内容，那就是桃园结义，关羽是要为这个公共的桃园结义而献身的人，所以曹操的恩是感化不了关羽的，关羽拒绝感化。
这样，关羽的形象就不免有些抽象，他成了义的化身，是一个道德超人，远远出于尘俗之外。关羽本来已经被推到一个两难的处境，极有机会在两种生活的冲突中去瓦解他的意志，使他的公共意识在种种诱惑与挑战中挤压进新的个人意识，从而极其有力地展现出人物内心、灵魂与精神深处的强烈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关羽就会是另一个关羽。但是，作者还不能够真正从人物出发来描写人物，作者在这里还只是把关羽作为一种抽象概念的象征，作者安排了一些情节，安排了一种新的生活，但只是要让关羽来表演他作为一个义的化身的超人形象，所以新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只是一些可笑的道具，被关羽居高临下地一挥而去，根本不具备构成冲突的力量，也没有表现出生活本身对于关羽的诱惑，因为关羽被拔高了，生活被贬低了。生活在这样一种公共意识中的关羽，实际上是被异化成了非人。“刮骨疗毒”的描写是这个神化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奇观。
刘备又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呢？这种意识与刘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什么关系？刘备一顾孔明时，听了崔州平的“隐者之言”以后说：“方今乱极之时，圣人有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此理固是，争奈汉室将危，社稷疏崩，庶民有倒悬之急。吾乃汉室宗亲，况有诸公竭力相辅，安可不治乱扶危，争忍坐视也？”可见他奉行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天下苍生为念这样的儒家政治信念，以汉朝正统血缘自居，要承担起拯救天下的政治责任。
劝诸葛亮出山时，对诸葛亮说：“夫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可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尧、舜之道，此乃为忠也。……”这仍然表达了他确定无疑的儒学信仰，当然，这种人生目标是与最高远的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败走江陵时，孔明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却哭着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后来简雍卜到大凶之兆，也劝刘备弃百姓而走，刘备还是说：“安忍弃之？”这表现的是儒家仁政爱民的政治意识。这样一种政治信念和理想，早就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意识资源，是先于刘备而存在的公共意识，这样，刘备是作为内圣外王的代表来塑造的，也就是说，是理想观念的化身，这就是刘备这个人物显得概念化和不真实的原因，刘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塑造，因而使刘备作为一个真实的个体人物的生命，消失在这个公众人物中，这个公众人物的形象由其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塑造而成。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终其一生，诸葛亮都是在这样一种“做贤相”的意识下来生活的，这是一种早已被儒家文化塑造出来，并大加推崇的社会意识，早已成为一种公共意识被人们普遍接受，诸葛亮的理想就是实践儒家的这个政治理念。白帝城托孤时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出师表》里他说要：“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以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的确是他的生活与意识的写照，诸葛亮的个人意识完全等同了这样一种公共意识，这样的公共意识有着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奉刘氏为正朔，更体现出其公共性特征，所以除了这样一种公共意识，诸葛亮就再也没有其他个人意识了，除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公共生活，诸葛亮就再也没有其他个人生活了，诸葛亮成了儒家政治理想的化身，鲁迅曾经一针见血指出来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7)，就是这样一种极度理想化而失真的异化情况的高度概括，妖者，非人类也。我们只看到他为刘备争得半壁江山，为完成北定中原、复兴汉室的政治理想而日夜操劳，东征西讨，看不到他的个人生活，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是怎样的？只看到他在大帐之中处理军务的身影，看不到他与朋友闲暇的相处，他与所有人的关系只是一种上下级的公共关系，除了军务上公务上的往来，他没有和任何人有过私人关系的联系，他的生活、他的意识，都是稳固而单一的，只有一种意识，就只能有一种生活，人物就只能有一种性格，不能有丰富复杂的个性。
大处而言，当世英雄，拥兵自重，为一方霸主者；武艺卓绝，骁勇善战者；深谋远虑，献计献策者，都有大展雄才，成就一番事业的英雄意识。只不过真正得到描写的，毕竟是少数，而得到描写的，也淹没在公共意识的大海里而听不见自我的声音，譬如赵云作为一员勇将有许多惊人的业绩，但人们从他身上实在感受不到什么个人化的东西，找不到其真正吸引人的理由，马超也是这样，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水浒传》有如在公共生活中凸现了个人生活一样，公共意识不再是人物统一的意识，个人意识开始伴随着个人生活进入人物意识，瓦解了公共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个人意识是个人作为独立的主体，在自身真实的存在中处理他所面对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和态度的综合，个人意识反映着人物的主体性内涵，所以个人意识的描写与人物个性化的描写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浒传》里的人物，逐渐从公共意识中解脱出来而具有了更多的个人意识，这使得人物形象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会聚到梁山以前，分散在各地的好汉们在江湖上混，靠的是义气，靠的是武艺，要得到人敬重，没有这两样东西是不行的，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被大江南北传诵的，也就是这两样东西。这是一种超越个人而获得广泛认同的公共意识，这种公共的意识支配着江湖人物的精神世界，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他们按照这样的公共意识而生活，而与人相处，带着这样的意识，好汉只与好汉交往，英雄只与英雄往来，一部《水浒传》前半部的生活，就是英雄好汉们在这个公共意识的指导下相互结识，相互尊敬，往来相交而逐渐汇集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另外，这个公共意识的英雄好汉的价值尺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不近女色。这一点对于人物个性的描写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晁盖的介绍就说：
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8)。（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可见，晁盖完全符合做一条好汉的标准：义气、好武艺、不近女色。他自己完全是按照这个江湖上普遍奉行的公共意识来生活，也因此在江湖上获得了名声。刘唐跑来拉晁盖入伙劫生辰纲时说：“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支配他们行为的，正是那种共同的意识。还有对宋江的描写也说他“为人仗义疏财”，又说：
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怆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十八回）
这与晁盖几乎是相同的。宋江娶了阎婆惜以后，渐渐就不与阎婆惜一处歇卧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二十一回）可见好汉的标准是只爱武艺，不爱女色。后来假宋江冒名抢了刘太公女儿，李逵认定是宋江所为，回到梁山二话不说，砍倒了“替天行道”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撕得粉碎，要杀宋江，大骂宋江：“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七十三回）虽然宋江是冤枉的，但是李逵的极端愤怒和对宋江的严厉斥责却说明一旦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戒，会招致怎样可怕的后果！也说明这样的公共意识是如何具有公共的力量，如何深入地钳制着好汉们的行为！
宋江、戴宗、李逵、张顺在江州琵琶亭上吃酒，卖唱女宋玉莲来到四人跟前唱歌，李逵正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话头”。李逵于是“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作者在之前对宋玉莲“生的如何”是好好描写过一番的，但见：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脸桃腮，酝酿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粧点就一段精神。花月仪容，蕙兰性情。心地里百伶百俐，身材儿不短不长。声如鸳啭乔林，体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晓露，一枝芍药醉春风。
但是如此的美丽对李逵来说却形同无物，作者是蛮有叙事策略的，在这里通过渲染宋玉莲的美丽和李逵对这种美丽的冷漠来强调、凸现了女色与英雄的对立。好汉不爱女色的意识又一次得到印证。
武松当然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他拒绝在自己的生活中加入任何的女性色彩，以保持他作为一个英雄好汉的本色形象，武松的形象因为有着伦理的因素而稍微有些复杂，但是道德伦理与人性在潘金莲的刺激下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冲突，是因为支配武松行为的意识中，只有这个好汉不爱女色的公共意识在起作用，面对潘金莲这个巨大的挑战——既是道德的挑战，又是人性的挑战，武松没有能够产生别的意识，在人物可能产生其他意识，人物的精神可能产生分化，从而使人物个性得到变化和发展的时刻，他只是用固有的英雄意识来回应这个道德和人性的挑战，失去了一个绝妙的拓展人物的机会，继续与他单一的英雄形象保持一致，他似乎是战胜了潘金莲，但是对他的精神和个性来说，并没有增加什么特别的东西。对王英的好色，宋江的评论是：“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说：“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三十二回）可见不贪女色的英雄观作为一种公共意识是怎样严重地支配着这些好汉的价值世界。
梁山是一个分界点，梁山以前还有几个主要人物破碎的个人生活，还有一点个人意识，梁山之后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个人意识都彻底消亡了，梁山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完全替代了个人生活和个人意识，梁山之前的故事，因为鲁达、林冲、武松命运的发展变化，总能牵动读者的心弦，梁山之后就不再有这样的吸引力了，这反映出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与个人生活和个人意识描写的变化与读者阅读和审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互动关系。
愈是个人化的描写，就愈是能引起读者深深的审美感动；愈是非个人化的描写，就愈不具有打动读者感情的力量。每一个深具个人魅力的好汉来到梁山以后，那种曾经的魅力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个人的意义消融于集体之中去了，个人生活既无从表现，个人意识也无由产生，梁山是一个吸纳一切个性于无形的巨大的黑洞，这个众人心目中的理想乐园，却原来是消灭个性的公共领域，在这里只有公共生活，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里只有一种意识，“替天行道”成为集体意识高度浓缩的表述形式。然而，梁山实在并没有干过什么真正“替天行道”的事情，不知不觉中，“替天行道”悄悄地发生着概念转移，被偷换成了另一种公共意识。
宋江向被擒的彭玘、徐宁、呼延灼道歉时招安心理的表白，以及英雄排座次后乘醉作的《满江红》中那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意识激怒了武松、李逵和鲁智深，这是个人意识在梁山几乎是唯一一次的表露，体现为招安与反招安两种力量的正面交锋，矛盾的背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意识在冲突。
宋江要把崇尚个性自由和生命快乐的梁山带回到一种抽象的关于生命不朽的价值体系之中——所谓生命不朽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封建道德的忠臣孝子，能够在死后有一块刻着美丽词句的碑，在庙里有一块同样刻着美丽词句的牌位。所以他说：“我每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七十五回）他之所谓“正果”无非就是“与国家出力，图个荫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八十二回）宋江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封建朝廷的忠臣孝子，以忠义为本，为了维护他之所谓“忠义”的纯洁性，自己殉道之外，还要把李逵拉上。宋江成为梁山领袖以后，逐步按照他的人生理想把梁山带到那个曾经压迫梁山人物的体制中去，带到那种“孝义”为本的封建道德价值体系之中去，所以宋江的意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个人意识，实际上却是一种公共意识，这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早已被封建文化塑造出来，长久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意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宋江把他的个人意识完全等同了这样一种为封建文化和封建社会所奉行的公共意识，在宋江的努力下，“替天行道”也就由梁山好汉们心中的“替天行道”变成了宋江心中的“替天行道”，一种反专制的、张扬个性的“替天行道”变成了一种向专制回归的、奉行封建“孝义”而抹杀个性的“替天行道”，这个变化对于梁山好汉的生活与命运，都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影响。在破大辽和征方腊的战场上，他们是在保家卫国，为国家而履行忠义的名义下浴血奋战，实际上却笼罩在奸臣谋害他们生命的阴谋之下，事情的悲惨和荒谬，是个人意识牺牲以后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在公共意识为主旋律的世界里，分明又回响着个人意识的乐音。鲁智深独特的性格和行为的描写已经紧密地与他的个人意识的描写结合在一起，作者先是描写他的个人意识的产生，然后接着描写个人意识所导致的行为结果，于是人物的性格就得到活灵活现的呈现，而对鲁智深个人意识的描写，作者所常常使用的，是一种初步的内心描写，对于行为产生的动机，作者已经是有意识地去追寻那种起源于人物意识深处的心理根源，因而在人物的性格描写中，就达成了人物外部行为与内心世界的初步统一，这是鲁智深这个人物描写的一个形式特征，是小说在由公共意识向个人意识的转变中，试图从个人意识的开掘中更深入地赋予人物内外一致的运动感，从内外一致的运动变化中去探索塑造人物个性的新途径，正是在这样的小说形式的创新中，鲁智深这个人物的描写取得了小说美学上的突破，在外部行为与个人意识内外一致的运动感中，一股生气充盈到人物的形体，人物不再只是一个躯壳，人物开始有了生命，生命力的获得使人物产生了艺术上的吸引力，虽然还没有真正达到个性化的程度，但是已经具有不同寻常的感动力，成了一个人们喜爱的人物。
鲁达听清楚镇关西是谁以后，叫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于是对李忠和史进说：“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第三回）鲁达之所以对金老父女拔刀相助，与其说是因为扶弱济困的品质，不如说是因为他对郑屠的鄙视，从话中看出来，他是认识郑屠的，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个人当回事，在他的意识里，郑屠只是一个小人，根本不值一顾，现在竟然叫什么“镇关西”——正如他后来痛打郑屠时说的：“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所以，某种意义上，事情已经变成鲁达对郑屠的个人愤怒了，与金老父女已经没有关系，真正支配鲁达行为的，正是金老的控诉所激发的对于郑屠的鄙视，愤怒正来自于这种鄙视的意识——这样的人竟敢……或许金老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安慰自己受到伤害的对于郑屠的鄙视，郑屠的做法无形中使鲁达对郑屠的看法（鄙视）受到挑战，这是鲁达所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点刺激了他，甚至还伤害了他，所以鲁达一定要摆平郑屠，鲁达要给自己一个说法，这才是导致三拳打死镇关西这个行动的真实心理根源，扶弱济困只是一个导火索，是人物行为和性格的一个假象。这样，人物的行为就真正获得了心理动力的支持，心理原因与外部行为内外一致的运动使人物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得以诞生(9)。
做了和尚以后，在五台山熬了四五个月，有一天走到山门外半山亭子上，寻思道：“干鸟麽！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饿得干鳖了。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这个想法表明鲁智深根本不管那些佛家的清规戒律，“五戒”从来没有化为他的个人意识，对酒肉的爱好和向往才是他真正的意识，他正在想酒的时候有人挑酒来，抢酒吃就是很自然的行动了，与五台山和尚的打斗也在所难免——试图阻拦一个醉汉会有什么结果？发现小市井以后，又来了一段心理描写：“智深寻思道：‘干呆麽！俺早知有这个去处，不夺他那桶酒吃，也自下来买些吃。这几日熬得清水流，且过去看，有甚东西买些吃。’”这是一个世俗的人面对世俗的诱惑时所可能有的最自然的想法，但是店主都不卖酒给他吃，于是“智深寻思一计，若不生个道理，如何能勾酒吃”。（以上四回）在欲望的诱惑下，人的意识也变得活跃，他终于靠诈骗吃到了酒和狗肉。在桃花山上，看李忠和周通办事不爽利，心里就有气，有心要捉弄他们一下：“且说这鲁智深寻思道：‘这两个人好生悭吝，见放着有许多金银，却不送与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别人的，送与洒家。这个不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洒家且教这厮吃俺一惊。’”鲁智深肯定不是贪财，他的这个自我意识和行为所表明的，只是他对李忠和周通的不满。至于出来后的这一句：“洒家从前山去时，以定吃那厮们撞见，不如就此间滚将下去。”（五回）再次说明他在行动前总是先做一番算计。东京相国寺的泼皮们要给智深一个下马威——“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道：‘这伙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攧洒家？那厮却是倒来捋虎须。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七回）这一点表现了鲁智深的谨慎和观察的敏锐，是他的自我意识使他免遭众泼皮的阴招，反而收服了这伙泼皮。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个人意识与人物行为的前后联系，对以心理描写为形式的个人意识的连续观照说明小说的观念和形式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虽然这样的艺术探索刚刚起步，但是向内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向外连接人物的行为发展，内外统一为一个整体来塑造人物个性的方向却为后来的小说所继承，尽管在具体的方式上不尽相同。
林冲娘子张氏在岳庙里烧香被高衙内调戏——“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子高衙内。……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我们不妨在这里停下来对林冲进行观察，这一拳为什么打不出去？为什么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就“先自手软了”？林冲自己的解释是怕“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这当然也对，但恐怕还有更深的原因，不只是在考虑高俅的面子，而且这只是对鲁智深的掩饰之词，倒是鲁智深说得有点到位：“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林冲却以为鲁智深说的是醉话，实际上就是这样，林冲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怕高太尉，作为一种意识，林冲对权势有着深深的恐惧和屈服的心理。
我们再看另一段描写，在沧州牢城营里，差拨对林冲一番狂骂——“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赔着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嫌小微。’差拨看了道：‘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林冲道：‘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这与他不敢打高衙内是一样的，对权势的恐惧和屈服是林冲内心深处真正的意识，所以，不管面对的是高衙内，还是差拨，在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势面前，他都压制自己，丝毫不敢去挑战他所面对的权势，不能替妻子申冤，在差拨的嚣张面前只能唯唯诺诺，一派卑微屈膝的样子，都是其依附权势的意识支配的结果，所以林冲不能像武松一样对差拨毫不屈服，因为武松没有畏惧权势的意识。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在行为和性格上林冲就表现得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一味地自我压抑，可见，对林冲性格的描写，是在对林冲心理意识的挤压中得以实现的，只有在这种挤压的力度大到超过林冲的承受极限时，林冲才能从对权势的畏惧和屈服中冲决而出，彻底突破心理意识的限制，一旦到这一步，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就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所谓“逼上梁山”正说明了林冲的性格所具有的被动性特征。
吴用要拉阮氏兄弟入伙劫生辰纲，先要试探他们，说是要买十四五斤重的大鱼；阮氏兄弟说如今要这样的大鱼却不能够了，因为这样的大鱼只有梁山泊才有，可是现如今的梁山泊被林冲等贼强人占了，把住了泊子，拿不得鱼了。吴用问：“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道：
“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兄弟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突，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们兄弟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第十五回）
这段对话直接反映出阮氏兄弟个人意识的两个方面的内容：（1）对于官府腐败荒谬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这种意识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并最终导致了个人对于官府的失望。（2）他们认为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自由与快乐，这是他们强烈向往的生命状态，这种有关个人幸福的生命意识完全来自于自我的现实体认，是一种与公共的社会理想无关的个人意识，阮氏兄弟对生命快活的追求使个人价值得到凸现，而且与阮氏兄弟无拘无束的性格描写联系在一起。
征方腊后，鲁智深、武松、燕青、李俊、童威、童猛纷纷自谋出路，则是个人意识的一次轮回，是在经历了无数生命和死亡的代价以后，是在看穿了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那种所谓的忠义和不朽的虚伪本质以后，个体生命意识与价值的更高意义上的觉醒，与前面个人意识的描写形成呼应，这是个人意识描写得到深入发展的表现。
三、西门庆：个人生活与个人意识的最高体现者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注重公共生活描写的作品里，描写的重点是情节和事件，人物依附于情节和事件中；在注重公共生活描写，但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个人生活描写的作品里，描写的重点仍然是情节和事件，但是人物描写表现出逐渐摆脱情节和事件的趋势，个人的欲望、感情和命运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一定深入的描写；在注重个人生活描写的作品里，情节和事件不再是描写的重点，人物个性的描写成为艺术描写的中心，个人真正从情节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表现出个体的真实存在和生命的主体意志，总之，人物描写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物描写。
在注重公共生活描写的作品里，人物的意识是一种公共意识，受公共意识支配的人物，其精神世界和价值理念都被抽象化为某种集体意识或社会理想的化身，人物也就成为类型化的人物；在注重公共生活描写，但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个人生活描写的作品里，个人意识逐渐开始瓦解公共意识对人物全面支配的局面，个人意识的产生和描写使人物突破了类型化的局限，包含着更多主体独立性内涵的人物描写的性格化，使小说人物形象呈现出新的悦目的形态，鲜活的生命力，基于独立判断基础上的自主行为，引人注目的感情和欲望的纠纷，以及动人心弦的命运痛苦，具有这样一些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已经出现，由此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美学，从而使读者的审美方向发生了变化；在注重个人生活描写的作品里，个人意识深刻地渗透到了人物的自我之中，自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一种伟大艺术性的创造中，在多种小说形式构成的艺术观照中，得到了深入的透视。在对个人意识——自我意识的深入、动态的描写中，人物个性也同时获得了一种动态化的构造，因为自我意识支配着人物的自我行为，由行为反映出的个性其最核心的动力和构成就是人物的自我意识，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说，个性化就是自我意识的个性化，人物描写的个性化就是自我意识描写的个性化。这就使由《水浒传》转变而来的这种新型的小说美学，这种以人物个性为艺术创造中心的小说美学，在《金瓶梅词话》里走向了成熟，这样，读者已经变化了的审美范式，就真正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
因此，由公共生活到个人生活的描写，由公共意识到个人意识的描写，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共同演变，把小说艺术的发展推进到了人物描写个性化的全新境界。这样一个小说艺术曲折、漫长而艰难的演变历程，其所有成果的最终体现者，是西门庆。
西门庆的生活大体上由三个部分构成：猎艳、家庭生活、事业。猎艳和家庭生活是绝对的个人生活，事业生活包括经商、官商勾结、做官、社交等内容，孤立地看，这些内容的生活都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但是在西门庆的生活里，并没有真正作为公共生活而加以描写，作为一个商人，西门庆在商场的生活没有得到呈现；作为一个官员，西门庆履行公职的生活——为皇上、为国家、为政府、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的生活全被忽略了。作者的重点不是写这些公共生活，而是重点写西门庆的个性，经商、官商勾结、做官、社交都被西门庆的个性描写统摄起来，每当写到这些生活的时候，都是西门庆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活动的时候，这些生活是为了描写西门庆的个性而被作者作为个性的素材运用到他笔下的，即使是公共生活，也被个人生活化了。
所以，到西门庆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物的生活得到如此全面的个人化描写，作者显然持有一种全面的艺术观点，即从全面的个人生活的广阔领域里来塑造人物的个性。这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从公共生活向个人生活的转变与发展中，个人生活一次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深化。鲁智深、林冲、武松的个人生活比起关羽、刘备、诸葛亮、曹操、吕布来，明显是增加了，鲁智深、林冲、武松个人活动的空间比较地扩大了，个人的行为也比较地多起来了。但是，鲁智深的活动主要在第三回到第七回，只有五回，而严格说来，鲁智深的个人生活只有在五台山作为僧人的生活这一点内容；林冲个人命运的变化投射出一些个人化的色彩，但是林冲的描写与情节发展和公共生活的联系要更紧密，很难在其中分离出一种真正的个人生活来，比如说他与娘子张氏的日常生活和感情生活就没有得到相应的描写；武松的个人生活也局限在打老虎和在武大家与潘金莲的一段纠葛，其他部分也像林冲一样，有一些个人化的因素，但是要分离出真正个人化的生活来，就比较困难。只有在西门庆身上，才如此广阔地呈现出这样全面的个人生活，日常起居、闺帏密语、床笫之乐、前台交易以及后院之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全面的个人生活的展开是人物个性全面展开的第一个现实基础，同时也是《金瓶梅词话》个性描写小说形式上的一个特征。
《金瓶梅词话》对西门庆个人意识的描写深入到了自我对于现实的复杂反映之中。李瓶儿忍受不了侮辱而上吊自杀，被潘金莲救了，一家人乱成一团，西门庆却恶狠狠地说：“你每休信那淫妇装死儿唬人，我手里放不过他，到晚夕等我进房里去，亲看着他上个吊儿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顿好马鞭子。贼淫妇不知把我当谁哩。”西门庆晚上拿着马鞭子进来，把两个丫头赶走了：
西门庆走来椅子上坐下，指着妇人骂道：“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过去便了，谁请你来？我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麽，缘何流那尿？怎的？我自来不曾见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个吊儿我瞧。”于是拿一绳子丢在他面前，叫妇人上吊。那妇人想起蒋竹山说的话来，说西门庆“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思量：“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里，又撞入火炕里来了。”越发烦恼，痛哭起来。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教他下床来，脱了衣裳跪着，妇人只顾延挨不脱，被西门庆拖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妇人方才脱去上下衣裳，战兢兢跪在地平上(10)。
《金瓶梅词话》描写过三次西门庆娶妻，分别是孟玉楼、潘金莲和李瓶儿，前两次都是欢乐祥和，喜庆热闹的气氛，而娶李瓶儿却是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景，结婚的双方竟然表现出如此冷漠而紧张的对峙，核以一般常理，是怪异而突兀的。
在玳安给他传递了李瓶儿已经把蒋竹山赶走了，想要再嫁他的时候，西门庆说道：“贼淫妇，既嫁汉子去罢了，又来缠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闲去，你对他说，甚麽下茶下礼，拣个好日子，抬了那淫妇来罢。”虽然不免有怨恨，但这次西门庆表现得斩钉截铁，没有一点犹豫，也不再和吴月娘商量，显然是对上次的踌躇不决带来的结果有深切的体会，不想再因为犹豫而失去李瓶儿，可是娶到家却采取了拖延战术，无论行为还是意识，都体现出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性，如何解释这种矛盾？西门庆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李瓶儿，他到底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他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做出反常的选择的？他反常而怪异的行为意识从何而来？
还是让我们先从他对李瓶儿的质问中来透视他自我表达的意识，然后再进一步追溯这种自我意识的起源，并且考察一下其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西门庆个性呈现之间的关系。紧接着上面引文的，是这样的文字：
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我那等对你说过，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蒋太医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甚麽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根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西门庆道：“说你教他写状子，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妇人道：“你么！可是没的说，奴那里有这个话！有这个话，就把身子烂化了。”西门庆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说你有钱，快转换汉子，我手里容你不得。我实对你说罢了。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计，教那厮疾走无门，若稍用机关，也要连你挂了到官，弄到一个田地。”妇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计儿，还是你可怜见奴，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就是死罢了。”看看说的西门庆怒气消下些来了，又问道：“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妇人道：“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擎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自这一句话，把西门庆欢喜无尽，即丢了鞭子，用手把妇人拉将起来，穿上衣服，搂在怀里，说道：“我的儿，你说的是，果然这厮他见甚么碟儿天来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儿，后边快取酒菜儿来。
当初李瓶儿三番五次派冯妈妈去找西门庆，一再催促他快点把她娶过门，西门庆却根本不予理睬，李瓶儿在绝望和疾病交加之际才嫁给了蒋竹山，可是西门庆把这些全忘记了，把责任全部推给了李瓶儿，似乎全是李瓶儿的不是，表现得相当蛮横，但是西门庆真正不能容忍的，却是后面的两点：嫁的是蒋竹山，资助蒋竹山开药铺子。
西门庆是看不起蒋竹山的，但是想不到李瓶儿竟然嫁给了蒋竹山，事情的关键是西门庆心里所起的反应，这使西门庆怀疑起李瓶儿对他的感情，他在李瓶儿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怎么样也引起了西门庆的怀疑，总之，以往他所具有的拥有李瓶儿的自信被动摇了，这是李瓶儿改嫁蒋竹山这件事在西门庆的意识深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是他痛苦的根源，他之所以像抢个什么东西似的急忙将李瓶儿娶进家来，但是又故意怠慢李瓶儿，以此来折磨李瓶儿，对于李瓶儿的不堪侮辱而上吊，他又愤怒地以硬制硬，他的忽而急促，忽而缓慢，忽而冷漠，忽而愤怒，其实正表现了他对于李瓶儿的自信不能确定的精神错乱。
精神意识的纷乱、不确定状态导致他在这件事情上前后表现得矛盾彷徨，表面上似乎是西门庆在控制局面，实际上正说明他处在意识失控的状态之中。他不能控制自己，是因为他想要确定某种东西，但是又确定不了，所以他是混乱而痛苦的，对李瓶儿自信的丧失使他显得如此混乱而痛苦，根源在于西门庆对李瓶儿十分在意，如果不是这样，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西门庆自己就是证明，听到冯妈妈说李瓶儿已经嫁了蒋竹山，又拿出三百两银子给他开了个生药铺，西门庆气的只在马上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别人，我也不恼，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么起解？”急匆匆回到家里，见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和西门大姐在天井里跳马索儿，大骂道：“淫妇们闲的声唤，平白跳甚么百索儿？”并且，“赶上潘金莲踢了两脚，走到后边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脱了衣裳，走在西厢稍间一间书房，要了铺盖，那里宿歇，打丫头，骂小厮，只是没好气”。这是李瓶儿导致西门庆意识混乱和精神痛苦的开始，也给众妻妾带来了恐慌和纷扰，西门庆并且迁怒于吴月娘，记恨当初吴月娘不让他娶李瓶儿，如果不是他特别看重李瓶儿，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失于控制。
李瓶儿进门第三天，西门庆还是没有进李瓶儿的房间，而是在孟玉楼那里，孟玉楼责备西门庆连续三天也不去李瓶儿房里，对李瓶儿不好，西门庆回答说：“待过三日儿我去，你不知道，淫妇有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起来你恼不过我，来(11)曾你汉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么话儿没告诉我，临了招进蒋太医去了，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寻将我来？”“甚么话儿没告诉我”正是那种拥有李瓶儿的自信，李瓶儿对他的感情，他在李瓶儿心中的地位，都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招进蒋竹山的转折不得不使西门庆对这种曾经的自信动摇了——“我不如那厮？”对孟玉楼的回答正反映了他意识中的疑惑与痛苦，但是孟玉楼无法给他纷乱的心绪带来一个确定的回答，等到事情的表象被剥离开来，情绪的发作与愤怒跌落以后，真正的原因——西门庆心中疑惑不决的问题，就直接向当事人提出来了——“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
李瓶儿在西门庆的意识中模糊了，西门庆在李瓶儿的问题上迷失了，只有李瓶儿能够帮助西门庆走出这种迷失，只有李瓶儿才能使西门庆的意识清晰起来，所以，一旦李瓶儿的回答使西门庆重新树立了对于李瓶儿的自信，西门庆不能确定的精神意识的纷乱状态就结束了，李瓶儿的回答使西门庆确定了自己在李瓶儿心目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李瓶儿对自己的感情从来都是最高的，真正迷失的不是自己，而是李瓶儿，自己是医李瓶儿的药，李瓶儿没日没夜只是在想他，于是，西门庆对于李瓶儿的那份在意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肯定和报答，西门庆从李瓶儿身上找回了迷失的自我，精神意识所产生的危机解除了，自我意识重新归于平衡，于是，可以放心喝酒了——“即叫春梅快放桌儿，后边快取酒菜儿来。”
可见西门庆的自我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其个性也显得动荡而变幻，这是通过对西门庆精神深处个人意识的挖掘而揭示出来的。这里不妨与第十二回打潘金莲的一段描写略作比较（那时李瓶儿还没有进西门府）。潘金莲与琴童私通，事发后孙雪娥和李娇儿向西门庆告发，西门庆自然十分震怒，先痛打了琴童，搜出了潘金莲的锦香囊葫芦儿（簪子被潘金莲抢先收回了），西门庆进门就打了潘金莲一个耳刮子，“把妇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后角门顶了，不放一个人进来，拿张小椅儿坐在院内，花架儿底下取了一根马鞭子，拿在手里，喝令：‘淫妇，脱了衣裳跪着。’”气势比要打李瓶儿这次旺盛多了，盖事件的性质不同，激发的愤怒也就不同。
潘金莲的事情是突发的，是一个男人最难以容忍的；李瓶儿的事情却有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愤怒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压抑，而且被一种深深的困惑所困扰，正因为要确定某种东西，所以西门庆采取的是以静制动的办法，他的愤怒是收敛的，有节制的，是一种内蕴的感情。
接下来对潘金莲的审问很快就消散了西门庆的愤怒，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潘金莲对香囊的回答与琴童的回答暗合（西门庆真正有力的证据实际上就只有这一个），西门庆因此不能确定事情的真假了，这不但给他带来了迷惑——怎么样收场？而且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正由于此，他的注意力才会转到潘金莲的裸体，即第二个原因是潘金莲光着身子跪在地上的形象无形中激发了西门庆的爱怜情感和情色意识，但是他却不能以这个理由来平息这件事，因为这个理由显得太暧昧和猥亵，而且过于隐秘，既是一种必须要保密的潜意识，也涉及个人隐私，同样羞于见人，所以西门庆把春梅叫过来搂在怀里，说：“淫妇果然与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罢。”他把真正的原因隐藏起来，把事情做成好像是春梅求他放了潘金莲，他同意春梅的请求才放了潘金莲的。他无非是找一个借口来掩盖其真正的理由，这样看来，《金瓶梅词话》对人物个人意识的描写，确实已经有相当的深入程度了，而且是在相当平静的叙述中达到这种个人意识的深入的，人物的自我和个性所发生的前后转折与变动，正是这种人物的个人意识作用的结果，西门庆由一个愤怒者、审问者和惩罚者的角色不知不觉中转为一个对局面丧失控制，以及被自我情色意识所迷惑的猥亵者，与在李瓶儿面前由一个意识迷乱者转变成一个找回自我的自信者是相异其趣的，所以在李瓶儿和潘金莲面前的西门庆是两个个性迥异的自我。
西门庆对妻妾两次最大的愤怒和鞭打就这样分别发生在他最宠爱的潘金莲和李瓶儿身上，其中的种种矛盾和变化，表面的行为与真实的心理之间产生的张力，以及意识、自我与个性之间的互动，都显示着一个复杂的艺术世界所包含的巨大内蕴已经得到了深入的揭示，这的确是人物描写上令人瞩目的进步。
这一次自我意识的危机的顺利解决，奠定了李瓶儿在西门庆心中的地位，随着李瓶儿在西门庆家中表现出与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截然不同的个性，随着她的善良温柔的日益呈现，随着官哥儿的出世，李瓶儿竟渐渐取代了潘金莲的地位，成为西门庆心中的最爱，而潘金莲随着她的尖刻、任性、同情心的缺乏，越来越在西门庆的心中失去感染力，西门庆表现得越来越依赖李瓶儿，越来越对潘金莲冷淡，西门庆意识世界发生的变化却引发了潘金莲更加强烈的争宠行为，从而使西门庆、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的关系日益处在捉摸不定的飘摇与动荡之中，人物命运和个性在不同人物自我意识的对峙与较量中逼迫而出，于是对个人生活的日常描写却营造出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李瓶儿告诉西门庆她已经怀孕的事，不想被潘金莲偷听到了。潘金莲就不停地以此来打趣西门庆和李瓶儿，西门庆起初也不在意，但是随着潘金莲的一再刻薄，西门庆的意识深处渐渐升腾起对于潘金莲的愤怒，但是西门庆只有压抑他的不满，因为潘金莲的话只有西门庆和李瓶儿知道机锋所在，所以西门庆不能把他的愤怒当众挑明——李瓶儿怀孕的事情还是一个秘密，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面对潘金莲一再不知收敛的调笑——或许更是一种挑衅，西门庆的内心意识，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对潘金莲的冷嘲热讽不时地做出别人不易察觉的回应。
西门庆要茉莉花肥皂洗脸，潘金莲就说：“我不好说的，巴巴寻那肥皂洗脸，怪不的你的脸洗的与人家屁股还白！”西门庆听了，“也不着在意里”。
潘金莲放着椅儿不坐，只坐豆青磁凉墩儿，孟玉楼问她怕不怕冷，潘金莲说：“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么？”
西门庆叫潘金莲弹琵琶，孟玉楼、春梅唱曲儿，潘金莲却不干，要李瓶儿也参加弹唱，西门庆说李瓶儿不会弹什么，潘金莲说不会叫她在旁边代板，西门庆笑道：“这小淫妇，单管咬蛆儿！”
孟玉楼问潘金莲为什么只拣生的东西吃，潘金莲说：“我老人家肚内没闲事，怕甚么冷糕么？”羞得李瓶儿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西门庆瞅了他一眼，说道：‘你这小淫妇儿，单管只胡说白道的！’”
后来孟玉楼和李瓶儿走了，当潘金莲也要走时，“被西门庆一把手拉住了，说道：‘小油嘴儿，你躲滑儿，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抡，险些不抡了一交”。
春梅也走了之后，西门庆对潘金莲说了一句粗话，说道：“我把这小淫妇，不看世界面上，就日死了。”粗俗的话语正表达了西门庆对潘金莲那种复杂的愤怒。
后来西门庆在葡萄架下对潘金莲竭尽折磨之能事，潘金莲急得说道：“……我晓的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却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门庆笑道：“小淫妇儿，你知道就好说话儿了。”（以上二十七回）
可见，西门庆对李瓶儿是一再地维护和爱惜，对潘金莲则在不予理睬、轻微的责备、充满恨意的言行中逐步积累起对于潘金莲的惩罚意识，这个事件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在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西门庆分别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意识，对李瓶儿的爱惜与亲近对应着对潘金莲的厌恶与疏远，两种对立的自我意识在西门庆的精神世界中交错斗争，渗透到三个人的个人生活之中就使三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存在和欲望、意识和个性所交织起来的关系变得更富于斗争性了，如此更为紧张的人物内在冲突贡献出来的是一种有着心灵的紧凑与沉郁风格的小说美学。
在李瓶儿进门和惩罚潘金莲这两件事情上都深刻而鲜明地反映出西门庆自我意识的活跃，实际上，更进一步的考察将会告诉我们，在一切事情上，西门庆都保持着独立而活跃的自我判断，他所做出的事情大多首先经过他的自我意识判断和选择，但是总是在一种不露声色的状态中，在事件的不着痕迹的推展中体现出这个特点来，这也就构成了西门庆个性上的一个特征。
他往往具有清醒的意识和判断，但是喜欢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事情做完，他不会没有目的地去做一件事情，他也不会在张扬之中让人先就知道他的目的，他善于隐藏起自己最真实的心机而使他的行动不易捉摸。当他在众妻妾中间周旋时，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也特别明显。比如，他对李瓶儿那样贴己，但是对与王六儿的事情，他却只字不提。潘金莲猜中了他与王六儿的勾当，他却死活不承认。对于应伯爵，西门庆也不会告诉他林太太的事。西门庆对郑爱月儿产生兴趣，以及去嫖郑爱月儿都是悄悄进行的，以至吴月娘问西门庆昨日到哪里去了时，根据春鸿的描述，吴月娘和潘金莲都判断错了，以为是到李桂姐家去了。可见对于如何在他的众妻妾之间隐藏一部分自我，西门庆一贯有清醒的意识，说明西门庆有着强烈的个人隐私的观念，可见近世文学对个性的关注和描写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停留在从个性的外部表现来描写人物的阶段，而是已经深入到个性的内部世界来描写人物。
此外，人物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深埋心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开始得到揭示，自我意识的复杂矛盾与生存环境所构成的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常常植根于人物自身所不能解决的困境和悖论之中，人物个性也就同时带有它的困境和悖论，这样的描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
以西门庆而论，单凭好色和恶势力的代表已很难解释基于文本的进一步细读所提供的个性观察，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王六儿、林太太、李桂姐、郑爱月儿……都是西门庆好色的体现，但是对于各个不同的女性，他却体现出不同的自我，怎样认识这种在好色的镜子下所分裂出来的西门庆，不同分裂自我的组合又怎样在整体上构造西门庆的个性？
在好色背后，对于与不同女性的性交往，西门庆总是作为一种个人隐私加以珍藏，从而总是在与另外的人的交往中构成自我与他人、这一部分自我与另一部分自我的冲突，从而使他看起来是一个强者，但常常显出弱者的面目，既控制不了自我，也控制不了局面，相反常常处于别人的控制之中。在不同妻妾之间，比如在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西门庆实际上被缠绕在性、感情和家庭道义的分配困境中，显示出自我、生活和存在对于单纯性欲的超越，西门庆对于李瓶儿的爱惜与亲近和对于潘金莲的厌恶与疏远已经超出了好色的范围，这是不是说明他的内心也在寻求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李瓶儿让他感受到的人性温暖使他的自我发生的改变是不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一个恶人的人性要求是否合理？西门庆根本上是被超越于好色之外的存在问题所压迫，他有不同的自我，在他多彩的生活中他是为这些分裂的自我所害，还是从中受益？他没有能够将多个分裂的自我调整成一个更高的自我，使他的生命更有质量而达到某种突破，相反是多个自我的分裂造成了他生命的过早死亡，这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生命与生活的启示？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不得不问，对于西门庆，我们的认识是否已经足够？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西门庆与潘金莲和李瓶儿的意识纠葛中来。那次标志性的事件以后，西门庆对潘金莲和李瓶儿的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陆续表现出来的。
官哥儿满月的时候，丢了一把银执壶（实际是琴童拿了放在迎春房里，故意与玉箫捣乱。三十一回），西门庆说不用慌张，以后慢慢再找，潘金莲却说：“若是吃一遭酒，不见了一把不嚷乱，你家是王十万？头醋不酸，到底儿薄。”叙述者评论说：“看官听说，金莲此话，讥讽李瓶儿首先生孩子满月，不见了也是不吉利。”而“西门庆明听见，只不做声”。后来迎春把壶拿来，吴月娘问怎么回事，迎春说了，“潘金莲在旁不觉鼻子里笑了一声。西门庆便问：‘你笑怎的？’金莲道：‘琴童儿是他家人，放壶在他屋里，想必要昧这把壶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厮，如今叫将那奴才，老实打着，问他个下落，不然头里就赖他那两个，正是走杀金刚坐杀佛。’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睁眼看着金莲说道：‘看着你恁说起来，莫不李大姐他爱这把壶？既有了，丢开手就是了，只管乱甚么？’金莲把脸羞的飞红了，便道：‘谁说姐姐手里没钱？’说毕，走过一边，使性儿去了。”这是西门庆第一次骂潘金莲，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潘金莲陷害李瓶儿当然是出于她的恶意，西门庆却及时责骂了潘金莲，维护李瓶儿的清白，意识深处对于两个人已经分出了轻重。潘金莲当然很羞愧，对于自身地位的跌落，她是体会最真切的，于是在下面和孟玉楼骂骂咧咧，加深了和李瓶儿的矛盾。
第三十八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是对潘金莲这种失落感受最深切的描写，对西门庆的无尽期待给她带来了难以排遣的苦闷，当她以为西门庆还没有回来，还在深怀希望时，西门庆早就在李瓶儿那里喝酒了。
与乔大户家做亲，西门庆觉得不般配，流露出西门庆做了提刑副千户以后官僚意识的滋长，潘金莲就在旁边说：“嫌人家是房里养的，谁家是房外养的？就是今日乔家这孩子，也是房里生的，正是险道神撞见那寿星老儿，你也休说我的是长，我也休嫌你那短。”——“这西门庆听了此言，心中大怒，骂道：‘贼淫妇，还不过去，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么说处？’金莲把脸羞的通红了，抽身出来，说道：‘谁这里说我有说处，可知我没说处哩！’”（四十一回）西门庆对潘金莲的不满和责骂越来越厉害了，潘金莲更增加了失宠的痛苦，但是她把她的失落和痛苦全算在了李瓶儿和官哥儿头上，回来拿秋菊出气，大打出手，唬了官哥儿，当绣春去叫不要打秋菊时，潘金莲打得更狠，骂得也更狠了，结果，受到伤害的却是李瓶儿和官哥儿，西门庆对潘金莲的厌弃使他即将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西门庆拿着李智、黄四拿来的四锭金子径往李瓶儿房里去，在潘金莲门首经过时，被潘金莲看见，潘金莲问西门庆拿着什么东西，过去给她瞧瞧，“那西门庆道：‘等我回来与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儿那边去了。这妇人见叫不回他来，心中就有几分羞讪。”于是又在背地里一通好骂。在潘金莲的房门口叫不住西门庆，这还是头一回，西门庆的心思已经完全不在潘金莲身上了。后来金子丢了一锭，潘金莲又是一番风凉话，西门庆急的把潘金莲按在吴月娘炕上，提起拳头来要打，骂道：“狠杀我罢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这小揦骨儿，就一顿拳头打死了。单管尖嘴舌快的，不管你事，也来插一脚。”（四十三回）
西门庆不理潘金莲，使潘金莲无穷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无可逆转地向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与陈经济打打闹闹，寻求慰藉；对李瓶儿和官哥儿苦大仇深，设计陷害；一再挑拨吴月娘和李瓶儿的关系，从而使得西门庆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到复杂的家庭问题中，问题的发生使西门庆根本无法控制，是他的一部分自我使另一部分自我受到伤害。
只是在李瓶儿死去以后，在西门庆逐渐从李瓶儿的死造成的精神低落中解脱出来以后，在西门庆对女人的需要和兴趣全面恢复以后，潘金莲在西门庆生活中的重要性才逐渐得到复兴，但是这个时候的西门庆，连续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人生打击（在他从李瓶儿的事件中恢复以后，仍然不时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创伤对他的深刻影响），看起来西门庆的生命力还是那么旺盛，但是控制力明显在减弱，有关于生命哀伤的感受无法不使他发生一些变化，李瓶儿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虚空，混杂着性、情感、家庭伦理和生命体验的纠葛而得不到充实的虚空，潘金莲只能填补性的空缺，并不能在整体上使西门庆真正充实起来，这个巨大的虚空已经把西门庆吸附进去了，他的生命即将衰竭，因为我们看到，即使在和潘金莲的性游戏中，两个人的位置已经颠倒了：西门庆想和如意儿睡一夜也要征得潘金莲的同意才行了（七十五回），正如夏志清教授早就指出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关系中已经变化了调子：西门庆现在是一个做事鬼鬼祟祟、为自己辩解的丈夫，而潘金莲则是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妻子，用诸如‘我对你说’、‘我吩咐你’一类极其无礼貌的言词来指挥他”(12)。之后，西门庆自我控制的丧失就不只是仅仅体现在性关系上了。
我们看到，西门庆对潘金莲感情的变化是一个逐渐累积的发展过程，对潘金莲爱惜感情的日益减少与对李瓶儿爱恋感情的日益增加在西门庆的意识世界里发生着双向的运动，方向彼此相反的意识流动使西门庆的自我意识越来越被这种自我的矛盾所困扰，这使西门庆的个性也同时处在了一种矛盾的对立之中，呈现出两个面目迥异的自我：对李瓶儿所表现出来的温柔体贴的西门庆与对潘金莲所表现出来的凶狠暴烈的西门庆，刚和柔的不同特质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冲突地存在。西门庆的个性就是在这样自我的冲突中呈现出其内在的复杂性来，并且同时带动了其他人物个性的发展，于是周围环境更加充满了变数，因而使自身的个性也更加处在一种发展的复杂变化之中。
是对李瓶儿母子的嫉妒和仇恨激发了潘金莲阴险和残忍的个性，这种个性在迎儿和秋菊身上曾经得到表现，但是在随后对李瓶儿母子的算计中更发展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正是潘金莲这种个性的发展使西门庆由幸福祥和的生活瞬间转变到丧子失妻的悲苦境地，事情的发展完全是西门庆不能把握的，但是在面对他不曾预料的艰难处境时，他却有机会来表现他对李瓶儿所持有的深厚感情，从而在他身上体现出一次人性的回归，在他无情的个性背后又站立起一个有情的个性，而李瓶儿临死前对西门庆和众人的嘱托则把她个性中最光辉的一面——善良而又细腻，面面俱到的个性特点推到了极至。人物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就这样推动着人物个性的发展，使人物个性在自我的冲突与他人的矛盾中获得一种复杂性。
官哥儿和李瓶儿的相继死亡对西门庆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西门庆的精神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落之中，西门庆的生命意识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无力感，他感到了人把握自我的软弱，“好不睁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眼不见就罢了，到明日一时半霎想起来，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日我又没曾亏欠了人，天何今日夺吾所爱之甚也！先是一个孩儿也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子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六十二回）
而我们分明还记得在之前他认为自我和他人都尽在掌握：“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五十七回）
生命的死亡和家庭的变故使西门庆对于生命和自我有了另外的体悟，这使得西门庆的身上又多了一种与“人的一般本性”相重合的东西，更增加了其个性的复杂性。作者连续写了西门庆的多次痛哭，说明李瓶儿的死确实给他造成了难以言表的巨大伤痛，尽管他的哭诉引起了吴月娘等人的不满，但是恰恰说明他的投入和真诚，在那种时候是不会顾及到别人的反应的，不会先把话考虑得圆满周全了再说，这种对感情的自然爆发的描写使人物获得了一种真实性。
不仅如此，在刻画西门庆真实的感情表现上，作者实际上充分运用了多种小说形式，比如有这样一个细节，玳安对吴月娘说人手不够时，说道：“……春鸿？爹又使他跟贲四换绢去了，嫌绢不好，要换六钱一疋的绢破孝。”吴月娘说：“论起来，五钱银子的也罢，又巴巴儿换去。”（六十三回）吴月娘说的没错，五钱银子的绢与六钱银子的绢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这是在别人的眼里没有区别，在西门庆的眼里，就不一样了，正是一钱银子的差别，反映了西门庆意识深处对李瓶儿的付出是真诚的、庄重的，在哪怕一点小事上他也不想敷衍，这样一种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的细腻笔法，颇具大师风范。
再如西门庆要温秀才写孝帖儿，要开刊去，令写“荆妇奄逝”，温秀才悄悄拿给应伯爵看，应伯爵道：“这个理上说不通，见有如今吴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这个出去？不被人议论？就是吴大哥心内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与他讲，你且休要写着。”题旌时，西门庆要写“诏封锦衣西门庆恭人李氏柩”十二个字(13)，应伯爵再三不肯，说：“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讲了半日，最后是把“恭人”字改成了“室人”。温秀才说：“‘恭人’系命妇有爵，‘室人’乃室内之人，只是个浑然通常之称。”西门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不是一个没有家庭伦理秩序观念的人？
从平常的表现来看，西门庆不是这样的人，对吴月娘的正房地位，西门庆一贯是加以维护的，在吴月娘与潘金莲的冲突中，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西门庆都是站在吴月娘一边，不会纵容小妾去挑战吴月娘作为正妻的地位和权威，财物的进出也保持吴月娘的路线，对吴月娘的言语一般也不轻易驳回，上东京前一天和从东京回来第一天都在吴月娘房里歇息——这实际上说明西门庆很懂得遵守和维护家庭秩序，在重要出行的前后都在正房那里歇宿既是在维护，也是在树立正房的地位和权威，重要的活动与在哪一个妻子房里睡觉在西门庆自我意识的深处显然具有伦理对应关系，所以，西门庆并不是一个不在意于家庭伦理秩序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会毫无理由地蔑视吴月娘的正妻地位的人，那么，在写李瓶儿的孝帖儿和题旌这两件事上，为什么他又会坚持要把李瓶儿当作正室来对待，而根本忘记了吴月娘的存在呢？
只能有一种解释：沉浸在李瓶儿死亡的巨大悲痛之中，情绪的低落变幻，以及连续的丧事操劳使西门庆的精神状态远远离开了正常的状态，一心只有李瓶儿使他忘记了其他的东西，这个时候西门庆的理性判断肯定是不清醒的，正是思绪的混乱和正常的理性判断的丧失才使西门庆犯了这样的错误，作者通过应伯爵的清醒和理性来反衬西门庆的混乱和无理性，作者将观察的视角紧紧瞄准在西门庆理智混乱的这个时刻，通过一种反常现象的揭示，描写出西门庆经历巨大损失以后生命世界所发生的惊人变化。
可见，作者一方面从正面对西门庆感情自然爆发的情况给予直接的、感人的描绘，另一方面又从侧面的、局部的细节中寻找到深化人物精神和意识的证据，将这些证据以一种似乎是不经意实则独具匠心的方式组合起来，于是，正面的构造与点缀式的镶嵌形成了一个有着立体观赏感觉的结构整体，人物塑造的形式因此大大地丰富了。
以上的分析一方面使我们看到《金瓶梅词话》在自我意识的描写方面所推进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自我意识描写的发展与人物个性塑造和小说形式革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血肉联系。但是，我们的论述依然只是集中在一个相对比较连贯和比较重要的方面，西门庆还有着更加多样化的自我意识，在其广泛的社交活动中，在与各种各样的人物的交往中，都有着自我意识的痕迹，虽然不一定都有明显的连贯性，但也同样与人物个性和小说形式联系在一起，从多个方面对西门庆的个性整体和小说形式的整体构造做出多样化的贡献。
比方说，在对待朋友方面，西门庆对于他信赖的朋友，例如应伯爵，是慷慨大方的，不由自主地在其中投入感情的因素。应伯爵生儿子，跟西门庆借二十两银子，西门庆不要他的借契，说：“没的扯淡，朋友家什么符儿？”而且给了应伯爵五十两。平常也很给应伯爵面子，对他出面的事情总是尽量满足，但是对于应伯爵推荐的水秀才，一旦西门庆判断为其实是一个无才无行的人，也会加以回绝，可见西门庆确实是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他对应伯爵也不是没有看法，西门庆就曾经当面揭露应伯爵，说他什么时候做过施主，可见西门庆对应伯爵的小气是看在眼里的，只不过一般不说他而已。
对于他不喜欢的朋友，例如白来创，不但会受到他的冷遇，而且会成为他为另一件事发怒的借口，平安挨了打还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是因为西门庆和书童的丑事被平安泄露了）。
对于一般生意上的朋友，他就将关系维持在生意的范围内，只建立一种金钱和利益的关系，不会在里边发展私人情谊，例如黄四和李智，虽然有应伯爵在其中周旋，借钱与还钱，西门庆都是严格按生意规则办事。
而对花子虚，他却践踏了朋友之义，与李瓶儿勾搭成奸，好色而丧失道德感。
西门庆对应伯爵的慷慨亲近，对白来创的冷淡，对黄四和李智的公事公办，是依据他意识深处对各人感情厚薄的判断排列起来的，对花子虚，他则以朋友背叛者的面目出现，对待不同的朋友，他有不同的意识，也体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多个自我的面貌，而在描写应伯爵、白来创、黄四、李智与花子虚时所运用的手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朋友关系的描写上，西门庆的自我意识与人物个性和小说形式仍然是统一在一个艺术结构中的。
又比如，从西门庆与妓女和其他女人的关系来看，他又表现出另外的自我意识、个性和自我，在这个方面，西门庆与女人的关系主要是性和金钱的相互渗透，西门庆则主要以强权者的面目出现。李桂姐暗中接客被西门庆发现以后，西门庆强豪和恶霸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而郑爱月儿稍微的怠慢和不听召唤，则马上受到西门庆的威胁和强制。强权者总是无理的，西门庆强豪、蛮横而无理的个性与他官商一体所形成的权力意识当然须臾不可分离。
但是当李桂姐、郑爱月儿以及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臣服在他的权力之下，不挑战他的权势时，西门庆强豪、蛮横而无理的个性就会消失，而表现出作为一个通奸者或嫖客不乏温柔的方面，并且，似乎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廉耻感——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和两个以上的女人，哪怕是妓女，一起淫乱，六十八回西门庆到郑爱月儿家，爱月儿问：“爹，今日不家去罢了。”西门庆说：“我还去，今日一者银儿在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迩，恐惹是非，只是白日来和你坐坐罢了。”在他看来，和两个女人，哪怕是妓女在一起是令人羞耻的，他无法突破这个道德心理（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要在上级考察前做个样子）——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事上竟然有着这样的道德限制，是不是令人十分惊讶？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根本不顾道德廉耻，一面当着王三官儿的义父，一面与王三官儿的母亲私通；见到同事何千户的娘子蓝氏，立马“魂飞天外，魄丧九霄”，一再偷窥，马上就有了淫欲之念，这样是不是又很没有人伦？如果不是西门庆很快就死了，说不定花子虚的故事又要重演。
他自己是这样，但是又要求别人要有人品，知道温秀才在他家耍弄画童，他马上大骂温秀才是个“人皮包狗骨东西”，并将温葵轩赶走了；李铭摸了一下春梅的手，就别再想进西门庆家门了。西门庆对别人讲道德，对自己不讲道德，他当然是一个没有道德反思精神的人。道德与不道德，都存在于西门庆身上，体现出一种奇妙的对立统一，凡此种种，都反映着西门庆这个人物意识与个性的复杂。
再比如，在官商勾结与做官这两个方面，西门庆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又是另外的样子。来旺被西门庆陷害，“提刑两位官府并上下观察、缉捕、排军、监狱中锁，上下都受了西门庆财物，只要重不要轻”。来旺虽然在阴孔目的帮助下得以不死，但是宋惠莲却自尽了，西门庆反到李知县衙门告状，说宋惠莲因为管丢了主家一件银钟，“恐主家查问见责，自缢身死”，送了李知县三十两银子就搞定了。宋惠莲的父亲宋仁不准烧化宋惠莲尸体，要到抚按上告西门庆，又被西门庆让李知县拿到县里大打出手，回来害病死了。
本是王六儿和小叔子韩二私通，被几个浮浪子弟拿了，在应伯爵口里却说成是王六儿被几个浮浪子弟骚扰，韩二出来相助反被一顿好打，拴在铺子里，明日要解往县里李知县处问，韩道国求西门庆“青目”，不要把王六儿扯在里边，西门庆就让改了报单，放了王六儿，将韩二和那伙光棍解到提刑所发落，第二天，西门庆把几个光棍，“每人一夹，二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收在监里，一边却放了韩二，结果是西门庆与王六儿刮喇上了。
刘太监的兄弟用皇木盖房，本要“动本参送，申行省院”，也被西门庆轻易就开落了。
西门庆起初要王六儿退了苗青的五十两银子，说苗青是个凌迟罪名，后来苗青给西门庆开出一千两银子的价码，西门庆就答应放苗青逃走。苗青将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里，又宰了一口猪，送到西门庆家里，西门庆说：“此礼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还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四十七回）就这样，陈三、翁八做了牺牲品，苗青逍遥法外，西门庆和夏提刑各得了五百两脏银。西门庆也成了一个“贪滥蹹婪”，“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的官员了。
韩道国从杭州进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西门庆一封书和五十两银子给临清钞关的钱老爹，韩道国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两停，都当作“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五十九回）钱老爹接了报单，也不差人下来查点，西门庆能不“满心欢喜”？来保从南京运来的货物也照此法办理，用这些货物开办的缎铺，开张头一天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西门庆替韩道国把官字注销，以钱代役，使韩道国从祖役中解脱出来，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西门庆让韩道国和来保拿着四千两银子到松江贩布，如果韩道国还得到郓王府服役的话，怎么替西门庆赚钱？所以正如应伯爵说的：“哥，你这一替他处了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当然，更放心的应该是西门庆。
黄四丈人孙清和小舅子孙文相与冯淮的官司又求到西门庆，西门庆通过钱老爹转求雷兵备，黄四原来只求保他丈人，结果连孙文相也开出来了，“只追了十两烧埋钱，问了个不应罪名，杖七十罚赎”。
宋御史在西门庆家里宴请巡抚侯石泉，西门庆利用机会向宋御史推荐荆都监和他的妻兄吴铠，结果荆都监转副参统制之任，吴铠升指挥佥事，现任屯管。两人都升官了，荆都监之前求西门庆说情，送了一口鲜猪、一坛豆酒、四封银子（白米二百担），吴铠自然也向他妹夫托情。
何九的兄弟何十与贼搅在一起，被拿到提刑院，何九和王婆通过潘金莲求西门庆照顾，西门庆第二天就放了何十，“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顶缺，说强盗曾在他寺内宿了一晚”。强盗们则每人被“一夹二十大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西门庆所干的事情都是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事情(14)，和公共生活沾边的东西都彻底被西门庆个人化了，在这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西门庆的个性和自我的面目，是为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研究提供资源最多的地方，批判现实主义的研究在这里当然有着它可以大显身手的理由，这种研究已经做出的成果自然值得珍视，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此，基于这样一种黑暗现实和阶级压迫的认识基础，我们更希望从个人生活和个人意识、小说形式和人物个性的复杂互动的关系中来加强对于西门庆这个人物的艺术把握。
如果仔细辨析，西门庆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个性形象仍然有着细微的差异。
首先，苗青事件是一个分界点，反映出西门庆在官场实际上有一个“蜕变”的过程，对刘太监的一百两银子，西门庆是看不上眼的——“不瞒说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过了日，那里希罕他这样钱？”与西门庆对夏提刑的批评——“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了他贪滥蹹婪的，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三十四回）联系起来看，实际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鄙视贿银以及对别人以权谋私的不满(15)，说明西门庆此时还没有将生意与权力结合起来以创造更大财富的意识，到此为止，他也确实还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苗青一千两银子的许诺把西门庆改变了，经过这一次，西门庆不但和夏提刑站在了一起，而且体会到了权钱交易的快感，这彻底改变了西门庆的意识，以往权钱分离的意识现在被权钱交易的意识所替代，后来的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西门庆在官场里的“蜕变”，到这种时候，西门庆对夏提刑的态度和关系也同时发生了变化。
因此，西门庆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个性形象的树立和完成是与其自我意识微妙变化的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细致地展现了西门庆这种个性形象的内外变动。
其次，面对不同的事件和不同的人物，西门庆营私舞弊的风格和心理动因也各不相同。如果说西门庆在官场的“蜕变”反映的是西门庆个性的纵向变动，那么这个方面所反映的则是其个性的横向变动。
在宋惠莲的问题上，考验出西门庆感情的淡薄，与李瓶儿的死根本无法相比，证明宋惠莲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西门庆的心灵，西门庆所施加于宋惠莲的只有情欲和权力，无论是性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体现出决定性的主奴色彩，因此，西门庆在这里具有残忍的自我和个性，是很自然的。处理宋氏父女事件中的西门庆，有一种财富对于权力的傲然态度，毕竟，财富也是一种“势力”。韩道国是西门庆家的伙计，所以他收拾那几个光棍就像是在处理自己的家务一样，他当然是在营私舞弊，但却不是为了钱财，而是要对一个伙计显示主人的威势和恩赐。对刘太监西门庆抱着一种宁愿尽义务的心态，似乎是友情帮助。对苗青，西门庆实行彻底的权钱交易，一千两银子的数目终于激发了西门庆的贪欲，改变了他的意识，使他的以权谋私和营私舞弊最终和银钱联系起来，但是他似乎也遵守利益均沾的原则，主动将赃银的一半即五百两送给了夏提刑，或许他也还有着更深的考虑，希望由此与夏提刑建立长久的良好的同事关系，既然他已经决定通过权力来谋求更大的财富，那么获得同事的支持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样一种城府极深的深谋远虑岂不是为西门庆的个性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不管怎么样，后来的描写所显示的是，虽然夏提刑是正职，但是支配权却一直在西门庆手里，可不可以说，夏提刑实际上是被西门庆收买了，因此使得他们之间的职务关系颠倒过来了？
西门庆本意不想帮黄四，一方面因为关系比较生疏，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不能直接说情，要转托别人，所以事成之后西门庆一再拒收谢银，原因大概也正在这里，与拒收刘太监的银子性质有所不同。至于为荆都监说情，却有一种不很愿意，又碍不过熟悉又不熟悉的情面，勉强为之的味道。而对何十的帮助又有一种“偿债”的心理。
可见，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总结论下面，西门庆的个性形象仍然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营私舞弊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而是与欲望的产生、意识的变化、人性的蜕变、对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判断等许多错综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这样，个性的塑造同时反映出了存在的复杂与人性的深奥，反过来讲，西门庆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个性形象是在精微和复杂的多面自我的建构中搭配组合起来的，每一个建构过程中正在进行和完成的自我都处在不同性质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中，正是处境的差异和要处理的问题的不同，逼出了人物个性的差异和差异的个性，读者随着人物个性的不断变动所感受到的，自然是几种有差异的感情，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复杂的审美反应：对世道人心，谁还能以一言而蔽之？这样，营私舞弊在小说中就得到了一种真正艺术的叙述，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价值判断，丰富的叙述内容和多样的叙述形式把营私舞弊真正生活化和现实化了。
综上所述，元明小说人物描写个性化的发展是在由公共生活向个人生活，由公共意识向个人意识的描写内容和形式的转变之中发展起来的，个人生活成为描写的中心为个性化的描写提供了具有个人存在本质特征的主体性内容，使围绕在人物周围的物质材料真正能够从人物本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构造个性化所必需的物质世界；个人意识成为描写的中心把人物行为和感情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动因的追寻，从人物隐秘而复杂的精神意识决定性的构造中来架构人物个性的诸种层面，在多彩的生活事件和错综的人物关系中运动的个人因而受到真正主体性的关照。这样，在个人生活和个人意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建构中，人物个性就从自我的存在中被呼唤出来了。双重建构的过程复杂而精微，有着多样化的组合与搭配，因此个性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丰富而多样的，西门庆个性的多面性特征正是在个人生活的丰富多样和自我意识的复杂变化中不断产生出来的。由于个人生活和个人意识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人物的个性化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运动的过程，因而人物的个性在文本之中总是难以有一个定型的时候，总是在不断的动荡之中不断通过否定前一个个性的方式来丰富个性化的整体构造，或者是通过加深前一个个性的方式来优化个性化的整体构造，西门庆在潘金莲面前的个性被在李瓶儿面前的个性所否定，在宋惠莲面前的个性在王六儿面前得到深化……人物描写个性化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的交错过程，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的交错进行使人物的个性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作品所营造的美学含量也因此丰富和复杂起来。可见，从个人生活与个人意识的描写中发展出来的个性化倾向不但根本改变了作品中人物的一切，而且也根本改变了读者的审美取向，小说艺术经历了一次本质性的变革。
【注释】
(1)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并不是说每一篇“小说”话本和“讲史”话本都一无是处，比如说《简贴和尚》的情节设置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风月瑞仙亭》中对卓文君心理的描写就很鲜明生动。事实上，这些小说家的文学实践对于后世小说家来说是一笔丰厚的文学资源。
(2)《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第一回评，载《金圣叹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3)《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载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北京第一版。
(4)参见上编第二章第四节《招安与招鸟安：从〈水浒传〉看人性描写的新进展》。
(5)潘金莲起初对武大听从武松的劝告，早早回家关门歇息的做法很恼火，不断骂武大，但是“落后闹惯了，自此妇人约莫武大归来时分，先自去收帘子，关上大门。武大见了，心里也暗喜，寻思道：‘恁地却不好？’”这一点描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潘金莲也曾经顺从了家庭、丈夫和伦理的要求，她也曾经有机会做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女人，她并不必然天生下来就是一个淫妇，如果不是去收帘子——这是符合武大的要求的行为，碰上了西门庆，她说不定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了，但是她毕竟碰上西门庆了，一度压抑和隐藏起来的欲望和生命又沸腾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这样，小说的描写实际上就为人物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参照，也使人物的自我变得复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以一种简单的判断，比如说道德来评价人物的做法，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6)古本小说集成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本文有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字均依据这个版本，以后不再一一注明。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107页。
(8)施耐庵、罗贯中著，凌赓、恒鹤、刁宁校点容与堂本《水浒传》（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本章所引《水浒传》文字皆出自此版本，以后不再一一注明。
(9)《水浒传》对不同人物心理意识的描写不尽相同，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体现出形式上的多样变化，比如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写武松在孟州牢营里的那一段心理意识描写与对鲁智深的描写就不太一样。武松以为要杀他，但总是有人好吃好喝的送来，也不见人来结果他，于是通过一连串的心理意识描写来反映武松的疑惑，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坦荡的性格。鲁智深是自己先有了一个意识，然后引出一个或几个行为，武松的意识是面对别人的行为时带来的，是对别人的行为的思考，比鲁智深要曲折、紧张，也更具有神秘感，鲁智深的心理意识则是直接呈现出个人的真实欲望，明白显露而又与其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两者也就产生了不同审美—阅读反应。但是其共同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还没有从对情节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主要还是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还没有独立地用来描写人物的个性。关于武松心理描写的论述，请参阅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16—717页。
(10)兰陵笑笑生撰《全本金瓶梅词话》第十九回，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8月第一版，第501—502页。该版本依据明万历本影印，本文所引《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均依据这个版本，以后不再一一注明。
(11)见第十九回，“来”字在此处似有不通，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93年3月初版）此处“来”字作“未”字，这样似乎就比较通顺。
(12)〔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陈正发校《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9页。
(13)小说里边作“十一字”，误。见第六十三回，第1776页。
(14)似乎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略加辨析，因为当我们说西门庆没有干一件“好事”的时候，我们说服不了小说里的当事人，韩道国、王六儿、刘太监、苗青、黄四、荆都监、何十何九……哪一个不是对西门庆感激涕零？在这些人眼里，西门庆所做的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好事”，所以，我们对西门庆所做的事情不是“好事”的判断，是从代表更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从更高的“公理”的意义上来说的，西门庆作为维持这种“公理”的正义性和推行其日常运行的官僚体制中的一员，不论是皇帝、政府，还是公众，都对他有这样的“公理”要求，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同时要求他必须具有的道德素养，西门庆当然没有做到皇帝、政府和公众所要求他做到的，他把公共权力全部私有化了，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一个人和一小部分人谋私利，从而造成了权力的腐蚀和对于公众利益的损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门庆贪官污吏的身份才被认定，因此，西门庆在官员的考核中得到的评语：“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七十回）与西门庆的实际所为就构成了强烈的反讽。
(15)我们有理由相信西门庆对夏提刑的批评是真诚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西门庆还没有以权力来谋取财富的行为，自家财富带给他的自傲和满足使他一时之间还没有产生利用权力来谋求财富的意识，也因为他所遇到的贿赂数目太小，还不足以对他产生真正的诱惑，宋惠莲的事情是他去行贿别人，刘太监的一百两银子他还看不上，韩道国的事情并不是为财，因此，他也还没有过以权谋私的真正体验，也同样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对夏提刑“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的行为表示不满也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