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直面与勘探：《金瓶梅词话》日益复杂的人性世界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个人价值的肯定，《水浒传》中自我意识的觉醒，都是人性描写得到发展的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前者的个人价值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叙事，其内容局限在政治野心、谋略计策、武艺勇力方面，个人价值被最大限度地吸附在公共空间之中，不是从真正个人生活的需要与命运的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只是由于更宏大的公共事业的需要，政治野心、谋略计策、武艺勇力这些个人价值才被从本来内容更丰富的个人价值的整体中选择出来，被重视和被使用，这些都是个人价值中高高在上的部分，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这样的价值，也就是说，其个人价值是精英化的，功利性的，离那种更普遍更现实更大众的个人价值还很遥远。后者的自我意识开始从个人生活的需要与命运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但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与张扬还相当表面，个人价值的冲突与选择尚十分微弱，个人痛苦和命运的描写只是昙花一现。《金瓶梅词话》的人性描写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显示出小说艺术的深刻进步。
《金瓶梅词话》的人性描写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个人生命力和自由的彰显与发扬；（2）个人情欲的直面与显露；（3）人性困境的勘探与沉思；（4）人性弱点与丑陋面的揭露与鞭笞。下面逐一论述。
一、个人生命力和自由的彰显与发扬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性观中有一点认为合于人性的做法是要“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重要的生命力”(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热切地呼唤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呼唤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角、思维、知觉、经验、愿望、活动、爱等所有一切个体的器官的自我欣赏和自我享受的全面占有与自由实现。《金瓶梅词话》正是通过对西门庆等人物的描写，描写了马、恩所说的感觉的人性和人性的复苏，作品洋溢着生命和自由的勃勃生机。西门庆的生命力在街坊、家庭、商场、官场、妓院、寺庙中得到自由的显露，他的感觉的器官和器官的感觉也得到比较全面的自我享受式的人性占有，在迄今为止的小说描写中，西门庆所实现的生命自由和人性占有是空前的。凭借着财富和权势，西门庆似乎是随心所欲的，他可以做到喜欢谁就是谁，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如意儿、贲四嫂、王六儿、林太太、李桂姐、郑爱月儿、书童、王经，一个个都是他情欲的对象，一个个都被他拥入怀抱，在对情欲对象的占有中西门庆感觉的人性是解放的，在他的欲望发生的地方，都会得到实现，而不会受到压抑，他的生命在这个方面达到了某种自由。
对于女性和美，西门庆有着特别的敏锐，我们可以说西门庆是好色的，但是从《诗经》开始就在描写人类的好色的文学，没有哪一个好色的人像西门庆一样，对女性和美敏锐得如此大胆直露而又如此富于世俗的活力，西门庆对于美的感动和对于女性的追逐焕发着一种生命的勃勃生机，能够给人一种异样的感染，即使他做的事情是在践踏道德伦理。他追求李瓶儿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是对朋友之义的侮辱，但是我们对道德的感受远远小于西门庆汪肆的生命力带给我们的冲击，之所以这样与小说描写形式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该小说的立意已经不是以人物来反映道德，而是以人物来抒写生命和人性，描写中心的变化伴随着描写形式的变化，全新的内容和形式的构建产生的就是另外的小说美学(8)。西门庆遇到潘金莲以后茶饭不思，一而再，再而三跑王婆铺子，向王婆打听潘金莲情况，与王婆一来一去沟通，定下计策谋取潘金莲，最后终于在酒酣耳热之际得手的那段文采飞扬的描写，显示了西门庆作为一个好色之徒的特点在于那种立足于市民经济的世俗性，在于那种对于美色的激情，为了追逐一个女人而如痴如醉的迷恋，为了满足情欲而坚定执著不惜抛金撒银的生命狂热，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一个浪荡子弟肆意猎艳的世俗行为，却给人带来强烈的生命感受和人性冲击，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性、美感与形式在一部新的小说中得到了新的统一。
西门庆不但想要什么人就可以得到什么人，而且要做什么事就可以做到什么事，花五百两银子就从一场死劫中解脱出来；处理刑事，想放谁就放谁，想夹谁就夹谁，想关谁就关谁，根本不用考虑案件本身的对错、职业道德和别人的脸色，对韩二是这样，对苗青是这样，对何十也是这样；一句话，一张字条就可以颠倒一个人的生和另一个人的死，就可以偷税漏税，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财富；状元、进士、御史、中书、郎中、守备，无不与他相交相往，在利益交换中不但自己获益，也赢得社会的赞叹与羡慕。西门庆沟通了商场、官场和情场，在各个方面都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一个极大限度地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与实现，极大限度地为了个人利益而践踏一切公理，然而却无往而不胜，并且生命力旺盛得如此令人战栗的独立主体，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人性的自由冲击着人们的视觉。这个全新而怪异的西门庆，就这样改变了小说的历史和人性的观念。
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等女性展现生命力的场所极其有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当然不可能给她们与男人一样广泛的活动场所，她们的生命只有被局限在家庭的狭小天地中，但是她们是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不需要劳作，这样一来，她们的活动更少了，但她们毕竟是有生命的存在物，那么，她们怎么样挥洒她们的生命呢？笑笑生肯定是被这个问题迷住了，那些美丽的生命在一个如此狭小的限制性的世界中该是怎样憋气啊！那些遭受限制的生命是不是也应该很美丽呢？我想，这样一个艺术的感觉和自问应该是笑笑生写这样一些女性这样一部小说的最初启示，否则很难想像会有这样一部以描写家庭描写女性为主的小说出现，对被限制在家庭中的女性生命形态的关注显示了笑笑生悲天悯人的人性关怀。
所以，笑笑生将眼光聚焦在家庭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上，因为她们只能在家庭中有这样琐碎的日常生活，所以她们的生命存在就只能体现在家庭的琐碎日常生活之中，琐碎的家庭日常生活正体现着她们生命的有意义或无意义，这种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也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潘金莲的生命形态当然有些残酷，有些歇斯底里的成分，也有一些怪异，但是依然是旺盛的、活跃的、有感染力的，那种在《水浒传》里存在着的道德色彩已经被大大地淡化了，在这里潘金莲个体的生命存在获得了一种主体的地位，是被当作一个正面的存在体来描写其生命主体的价值，具体说，就是在一个特殊的生存处境中不择手段地追逐自身情欲满足的生命体的欢乐与痛苦、压抑与放肆、残忍与亲情都在一个本身不公平的生存环境中展现出来了。
见到武松，她的心里立刻就生发了“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的想法，乱伦禁忌根本被她踩在脚下，道学家读到这里肯定对潘金莲深恶痛绝，但是她那种绝对世俗但又绝对真实，只唯生命欲求是从，对生命的欠缺无比抱怨，对生命的完满无比渴求的姿态的确鲜明之至，看到西门庆以后，马上又在内心里说“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武松变成了西门庆，武松和西门庆的意义只是潘金莲情欲寄托的对象，对她来说只是一个物质存在，不是一个精神存在，只是一个情欲符号，所以不要以忠诚来要求潘金莲，她不会忠诚于武松，也不会忠诚于西门庆，只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任何时候她都会移情别恋，她会与小厮琴童私通，会与女婿陈经济乱伦，会与王婆的儿子苟合。她对别人，比如西门庆与李瓶儿和宋惠莲的性爱怀着强烈的窥探热情，在与西门庆的闺房之乐中表现得那么的贪婪、狂放和变态。对于夺去她性主角地位而给她带来生命残缺和情欲折磨的李瓶儿，她显示得那么的没有人性，合于人性的生命欲求相反摧残了她的人性。潘金莲以情欲为根本内容的生命形态是这样的汪洋恣肆，这样的蔑视和践踏一切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而生命的自由和旺盛则又如此地令人骇异！被压抑的生命体生命实现的发扬蹈厉和自由追求这种变态而富于魅力的个性形象，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为生命实现合乎人性的天理进行了一次惊世骇俗的招魂！
李瓶儿对花子虚和蒋竹山都有一种支配权，这使她拥有了自己的自由，她把这自由用来实现她对于情欲的需要，所以在与西门庆私通的过程中与嫁给蒋竹山的行为中，李瓶儿都有一种生命的主动和自由，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上她是幸福的。另一方面，在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也是表现得无情而凶恶的，但没有潘金莲的那种变态和虐待狂倾向。情欲对她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潘金莲那样的嗜欲，进入西门府以后，她与情欲和规范的冲突就停止了，转而成了一个谨守妇道的好娘子，对丈夫和对儿子的爱、对姐妹和对奴仆的善待使她的生命形态体现了令人感动的人性成分，这样一种生命转变仍然是她自己完成的，虽然小说描写得不是很充分，但是的确不是在外在的压力下完成的，所以她的转变依然说明了她的生命选择是自主的，哪怕是面对潘金莲的挑战和暗算带来的生命压力，她之选择退缩和自甘承受也同样是一种生命的主动，不是谁逼着她要这样做她才这样做。
宋惠莲生命的飞扬与消逝令人感慨，虽然浅薄、好高骛远，但是她的生命无疑焕发着魅力，西门庆从偶然的一瞥中就被她吸引了，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宋惠莲也乐于接受主人的欣赏，这毕竟可以改善她的生活，对于更好的生活的向往成了她生命的本质规定，在欲望与忠诚之间，她选择欲望的满足，毕竟，对实在的生活和虚荣心的满足意义远远大于道德的完善，诚然道德家可以责备宋惠莲，但是宋惠莲的生命追求再一次向人们发问，什么才是生命？什么才是人性？什么样的道德才是道德？西门庆对来旺的迫害直接导致宋惠莲从对西门庆的依附与顺从中脱身出来，也使自己从欲望的迷恋中脱身出来，这使她的生命呈现出另外一种主体的姿态来，某种意义上说，宋惠莲的死是她生命自由的结果和证明。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陈经济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是一个后期主角。西门庆死亡以后，陈经济的生命主体渐渐被描写出来，无论是他与潘金莲的乱伦，与潘金莲乱伦中的爱意情思，为了买潘金莲而千里奔波，潘金莲被杀以后的悲痛，还是被赶出西门府以后在江湖之间的命运沉浮与心头冷暖，抑或是跑到严州府去拐诱孟玉楼，讨娶冯金宝，与吴月娘反目为仇，折磨死西门大姐，与春梅重续私情，邂逅韩爱姐等等，这些描写都通过一个个特定的场所显示了陈经济重要的生命力，生命的主动与自由的姿态使后半个陈经济有了一个活跃的个体，不再像前半个陈经济那么板滞而没有活力了，因为有了生命的跃动与自由，人物存在的主体性就确立起来了。
其他人物的描写，也都体现着或多或少的生命活力与人性自由。所以，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陈经济这些人物的塑造，尽管在生命形态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都获得了一种生命主体的地位，是从生命本身的存在和价值中来描写他们的个性的，其个人生命力和自由的彰显与发扬使这些人物充满了引人深思的人性价值。
二、个人情欲的直面与显露
个人情欲的直面与显露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为了避免重复和累赘，这里只给予一个简单的综合性的说明就够了。情欲是人性中一个基本的内容，马克思的人性观对此是充分肯定的。西门庆的情欲伴随着其生命力的发扬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其生命力的发扬是通过情欲的实现体现出来的，西门庆恣肆情欲的直面与显露是其个性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小说人性描写和个性塑造的一个进步，但是更值得一提的进步是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女性也获得了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展露其情欲之合理性的机会，这样，在人性的描写上《金瓶梅词话》就达到了一种真正的平衡，那种朱熹在《诗经集传》里边所竖立的男性与女性在情欲——人性方面的不平等在这部作品中就被打破了(9)，《金瓶梅词话》在情欲的描写和展现上所坚持的男女性权力的平等使作品对人性的关照达到了某种历史的平衡，这样一种人性描写的平衡结构的出现，是文学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三、人性困境的勘探与沉思
《金瓶梅词话》在人性描写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人性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勘探，大致说来，小说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透视人性所面临的困境。
1．生命力的彰显和自由与生命短暂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笑笑生描写了那么多生命的昂扬与恣肆，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与美丽，但生命之所以可贵与美丽正因为是生命，生命一旦消失，它所代表的价值就消失了，这是令人伤感的！特别是当生命不该消失的时候就消失了，就尤其令人伤感！这样，生命的美丽与生命的短暂就形成了深刻的矛盾，生命的美丽和美丽的生命为什么不能长存于世？美丽为什么那么短暂？生命似乎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为什么人类不能超越生命的限制和痛苦？
笑笑生没有像这样来提问，但是他的描写却透视了这个困扰人类千年的人性困境。官哥儿的死和李瓶儿的死是《金瓶梅词话》整部作品最黯淡最惨痛的部分，官哥儿的死最伤痛的是李瓶儿；李瓶儿的死最伤痛的是西门庆。李瓶儿哭官哥儿和西门庆哭李瓶儿的描写是小说最焕发人性光彩和人性感动的地方，通常也最受人们的称赞，把它作为《金瓶梅词话》获得现实主义深度的表现，这样的认识当然有道理，因为这种现实主义的描写不再给人们制造廉价的生活幻想和虚幻的人性安慰，而是直面了惨淡的人生，正视了生命的淋漓鲜血，把那种人类所无法克服无法超越的无奈作了一番艺术的演示，使得生活在困境中的人类对人性的艰难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使得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不再那么浅薄。不是么？西门庆死时才三十三岁，潘金莲三十二，春梅二十九，陈经济没有超过二十七……而吴月娘则“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也”(10)。作者显然是看到了这样一种人性困境，也想要表现这种人性困境，但是他也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指引人们走出这个困境，吴月娘的做法在他看来是一条很好的道路，但不能说真的高明，他所肯定的生命超越的道路虽然不高明，但是这个道路本身与西门庆等人的道路构成的对比正说明笑笑生对这个人性困境的体察的确有着清醒的意识。如西门庆、潘金莲一样的放纵生命但是只能拥有短暂的生命，如吴月娘一样的克制生命因而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到底哪一种生命形态更有价值？笑笑生自己实在也很困惑，生命的任意挥洒和自由放纵所焕发的生命之美使他着迷，生命的放纵必然导致生命的短暂易逝又使他产生生命的恐惧，克制还是放纵？选择的艰难在于双方都有着各自合理的基础，也都有着各自的缺陷，如果人性是完美的，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2．情欲合于人性的本质与情欲害人之间的矛盾
如果给《金瓶梅词话》找出一个关键词（只能是一个）的话，这个词就是情欲，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在写人的情欲，作者并且将男女双方的情欲放在一个公平的天平上来进行称量，公平地描写男女双方情欲的合理性和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这一点不用再多讲，因为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让我们说说矛盾的另一面。
笑笑生对情欲的生命价值当然抱有人性的同情，但是他同时对情欲却又怀着一种恐惧和警惕，小说刚开始，他兜头就抛出一大段关于情色的论述，但是似乎却言不由衷，充满了矛盾，他首先肯定情色是人生命中自然存在的东西，是合于人性需要的，说古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接着肯定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话，然后又说磁石尚且相互吸引，人怎么能不被情色吸引呢？但是笔锋一转，笑笑生把宝剑与女人相比，说宝剑锋不如女人锋，马上拎出项羽和刘邦来垫背，说两人如此英雄，最后还是栽在虞姬和吕雉手里，说到后来就说“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
原来他是要给人类面临的情欲困境指出一条出路，实际是，他指出的方向不一定有效，但是他所观察到并描写出来了的情欲困境却成了作品的闪光点。虽然他一开始就把潘金莲摆在一把杀人宝剑的位置上，但是却控制不住去描写潘金莲情欲纵横的艺术冲动，最终把潘金莲的情欲纵横写得活色生香生机勃勃，使潘金莲的情欲追逐闪现出生命实现和自由的迷幻色彩。而读者再也记不起笑笑生开始说了些什么，潘金莲无所畏惧的情欲所体现的个性魅力才是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地方。
西门庆虽然一生奸淫妇女达十数人，但是才三十三岁就死了，天下的妇女还有多少？所谓色欲无边而生命苦短，如果人生的意义就只在于追求情欲，那么这是自投罗网，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一切有限的生命有限的个体都只会被这个黑洞吸附得干干净净，消逝于无形。作者对这个困境是有着深刻体验的，西门庆身上鲜明地体现着他的这个运思，笑笑生对西门庆的描写还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一个是六十八回和七十七回郑爱月儿两次给西门庆介绍王三官的娘子无比漂亮，教西门庆用工夫把这个女人弄到手；另一个是七十八回吴月娘请何千户娘子来家，西门庆看见何千户娘子蓝氏后立刻就被其美丽所迷倒，但是这两个女人最终都没有成为西门庆的囊中物，看来笑笑生是故意这样写，那个时候西门庆的生命已经处于衰竭的状态中了，又有两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进入了西门庆的视野，但是他已经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没有可能去追逐这两个女人了（西门庆死于七十九回），西门庆很快就死了，而王三官的娘子和何千户的娘子蓝氏依然存在依然美丽，笑笑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艺术处理暗示了他所经意的这个人性困境，这是很独到的一个描写形式。庞春梅、陈经济等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3．人性善与人性恶的矛盾
潘金莲的身上就体现着这种善与恶的交织，一方面，她的情欲渴求和生命实现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之善的体现；另一方面，她为了满足其无穷无尽的情欲，一意与李瓶儿为敌，从最初与李瓶儿相友善的状态转变为与李瓶儿相仇恨，在她眼里，李瓶儿和官哥儿只是作为性竞争对手而存在，对于别人所感受到的李瓶儿的善良大方、温柔恬静、对一切人都具有的人性关怀，潘金莲一点都没有在意；对于别人都体现出来的对官哥儿的喜爱和关心，潘金莲从来都没有表现过，潘金莲的无情，她的母亲潘姥姥对此有切身的感受，李瓶儿对她很好而自己的女儿对自己不但不关心照顾，还不时骂个不停，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你娘（指李瓶儿）好人，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我但来这里，没曾把我老娘当人看成，到就是热茶热水与我吃，还只恨我不吃。夜间和我坐着说话儿，我临家去，好歹包些甚麽儿，与我拿了去，誓没曾空了我。不瞒姐姐你每说，我身上穿的这披襖儿，还是你娘与我的，正经我那冤家，半个折针儿也迸不出来与我。我老身不打诳语，阿弥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与我一个钱儿，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与了我些甚麽儿，他还说象小眼薄皮，爱人家的东西。想今日为轿子钱，你大包家拿着银子，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儿，只说他没有，倒教后边西房里姐姐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归到屋里，还数落了我一顿，到明日有轿子钱，便教我来；没轿子钱，休教我上门走。我这去了，不来了，到这里，没的受他的气。随他去，有天下人心很，不似俺这短寿命姐姐，你每听着我说，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说，还不知怎么收成结果哩！想着你从七岁没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从小儿交你做针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学去，替你怎么缠手缚脚儿的？你天生就是这等聪明伶俐？到得这步田地，他把娘喝过来，断过去，不看一眼儿。（七十八回）
潘金莲身上由于情欲的异化而使善良的人性丧失了，相反表现出来的是人性之恶，这连她的亲生母亲都受不了，都咒她不得好死，因为善良的人性需求而使人性变成了恶，这是不是很讽刺？潘金莲自身走不出这个二律背反，人类自身也走不出这个人性的困境。
一方面，潘金莲对秋菊除了打骂还是打骂，从来都不会对秋菊表现得善良一点，每当她受到压抑，忍受着情欲的折磨和痛苦，在情场上失意的时候，就是秋菊倒霉的时候，潘金莲打骂秋菊时的那种无理和残忍令人震惊，那种时候潘金莲身上的人性恶总是表现得触目惊心。另一方面，潘金莲对春梅几乎从来不打不骂，卖春梅时她还很难受，还送了春梅东西，她对待两个奴仆两个心，对秋菊恶，对春梅善，人性的两极在一个人身上对立统一。
西门庆也陷在这种矛盾之中，作为一个官商一体的人物，西门庆无疑是社会恶势力和人性邪恶的首要代表，无论是作为丈夫、商人、提刑官，还是作为朋友、主人，西门庆随时都闪现着凶恶的面目，连潘金莲和李瓶儿都逃脱不了他的鞭子，对李娇儿和孙雪娥就经常是恶意相向了，至于平安、铁棍儿、夏花儿、二捣鬼、街痞无赖，遭受他有理无理的责骂和毒打，就更是在所难免的了。李桂姐、郑爱月儿、李铭动辄被他的淫威压制。他的营私舞弊、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在商场上、官场上、情场上都有活灵活现的表现，个人欲望和利益在他凶恶人性的驱使下不断膨胀。在他的手下，宋氏父女、来旺、弘化寺的和尚都遭受了难以昭雪的冤屈。另一方面，西门庆对李瓶儿所体现出的善意、悲痛和怀念又具有感动人心的人性力量。对应伯爵，西门庆慷慨大方，完全是一副真诚的朋友之情的流露。对常时节也乐于帮助，在韩道国、黄四、何十眼那里，西门庆肯定是一个好人。所以，善恶的人性两极奇妙地统一在西门庆这个人物身上，不是完全的善，不是完全的恶，西门庆不可能做一个绝对的恶人，也不可能做一个绝对的好人，因为西门庆自身根本不能解决这个悖论，他不可能把自身相互制约的两极中的两种品质归一为一种品质，西门庆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问题。
4．道德伦理与人性的矛盾
潘金莲是陷在这个困境中最难以自拔的人物，武松是她的小叔，她与武松是叔嫂关系，但是从一见到武松的那一刻起，她就对武松产生了强烈的爱慕，其中有情欲的成分，也是那种常人都有的生活与婚姻理想的体现，更何况她与武大的婚配实在过于悬殊，给她带来的是深刻的生活失意和怨声载道的人性压抑，也就是说，潘金莲的人性要求首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她的乱伦倾向与社会道德伦理恩怨纠葛首要的逻辑起点；由于特定时代妇女权益的限制，潘金莲又不可能有足够的社交机会去认识更多的男性，否则，她可能早就红杏出墙了，那样的话诚然也是不道德的背叛，但是就不会去触犯乱伦禁忌了，那样一来，这个形象中反道德的成分就会减弱，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她只有在家里碰上武松的机会，我们的意思是说，妇女权益的限制这个社会规范使潘金莲受到了又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待遇，潘金莲之所以成为一个反道德的乱伦者，这个社会规范无疑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我们当然不是要为潘金莲申冤，但是只有正视人性与文化机制潜在的冲突，并且对双方的责任进行实事求是的辨析，才有可能更清楚地认识潘金莲这个奇异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道德伦理与人性的矛盾，因为潘金莲是一个象征，是人类面临的诸多悖论中一个难解的问题，一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潘金莲首先是被社会道德伦理推到两个层次的不公正的地位之中，现实对潘金莲首先不那么道德，恰恰是在这样缺乏人性的处境中，潘金莲的人性意识苏醒了，她有了想要更完美的情欲的要求，有了要更好的生活与婚姻的渴望，然而这个人竟然是她的小叔，她该怎么办？遵守道德伦理做武大的忠诚妻子，继续在情欲、生活与婚姻均不满足的人性缺失下压抑自我？还是向自己的小叔示爱，追求自我人性的满足而做道德伦理的反叛者，从而为社会所不齿？当两者必居其一不可调和的时候，无论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合理又不合理的，这就是所谓困境的真正含义。如果只是一方绝对有利而另一方绝对无利的话，问题就简单了，可问题不是这样，潘金莲的“淫妇”形象诚然可以由社会道德来加以界定，但是同时道德是否能够成为道德的理由也受到了质疑。
潘金莲做武大忠诚的妻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也一度从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偏离中向社会规范回归——后来在武大约莫回家的时候，她就会自觉地去收帘子关大门，这本是武大干的事情，正是武松和武大的要求，所以武大是“心里也自暗喜”，心里自己说：“恁的却不好？”后来收帘子时叉竿掉下来打了西门庆——正是在按照丈夫和社会的道德要求做事的时候又激发了她的欲望激情，对社会规范的遵守恰恰导致了她对社会规范的违背，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一个突发的事件使她从人性的压抑中又解放了出来。一旦她走上了这条路，就彻底抛弃了道德伦理，在放纵情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琴童主奴私通，与陈经济母婿乱伦(11)，这就是道德伦理进行人性压抑，人性的需求一旦喷发出来所造成的对于道德伦理的反吞噬。可见，道德伦理的非人性以及人性的反人性化倾向同时在人性追求的过程中显露出来。
潘金莲从人性需要的合理满足出发到完全沉浸在单纯情欲的追求与满足之中，从而使精神的自我被情欲彻底异化，生命主体被情欲奴役了。潘金莲在情欲对象中的异化使她的本来合于人性要求的欲望实现走向了反人性：对西门庆的独占意欲、对来旺的残忍、对李瓶儿的仇恨、对官哥儿的暗算、对母亲的凶狠、对秋菊的奴役，所有这些潘金莲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她被情欲所异化的过程中人性丧失的铁证。而西门庆之于李瓶儿是对朋友之义的践踏；之于蓝氏，是对同僚之情的玷污；之于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是对主奴之谊的污毁，道德伦理怎么不能保护弱者的人性尊严？强权支配下的人性实现对于弱势群体的人性侮辱与损害提醒人们注意：
权力作用下人性的腐蚀和变质是人性和社会的一个现实，这种时候是最需要道德伦理伸张正义和调节人性平衡的时候，可是我们分明看到道德伦理在人性被权力玩弄时，道德伦理的失语症就发作了；一旦面对弱者的人性张扬，道德伦理的话语霸权又神气活现了，道德伦理与人性之间的这个矛盾就这样一直深深地困扰着人们的心灵和文化。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样的道德才是道德？究竟伦理要怎样才能成为伦理？人性究竟需要不需要一个更高的超越性的追求？人性物质性的满足与精神性的超越究竟应该怎样协调？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规范应该怎样与人性物质性的满足与精神性的超越完美统一？人类是否真的能够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
5．现实功利与人性的矛盾
人性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美丽、高尚、健康的境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章培恒先生在论述马克思的人性观时指出：“所谓的‘人类本性’或者‘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自己——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克制’则正是与这要求相违背的，所以它也就起了剥夺‘人性’的作用。”(12)马克思关于人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性观点从理论上为人性的发展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但是现实中的人性表现与这个人性解放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金瓶梅词话》中的人性表现倒是没有资本家的那种“自我克制”的现象（相反是很懂得享受，在享受上的花费很慷慨），但是却有另一种形态的对人性的剥夺。
功利主义的现实陷阱导致人性走向歪曲（对于爱的偏离）。西门庆与宋惠莲、王六儿、李桂姐、郑爱月儿、贲四嫂之间的性关系基本上由金钱与权势所规定，是一种功利性质的利益交换关系。在这样的功利关系中，人性遭到利益的腐蚀而丧失了人性中爱的特质和内容，人性陷在世俗功利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发散着浓郁的商品气息，人性既然不能摆脱现实功利的掣肘，也就不能有真正生命的爱护与奉献。生命已经商品化了，附着于生命上的种种内容，长相、情欲、情感、心灵和精神也必然地商品化，不再有生命那种感动人的真正本质。西门庆和这些女人之间，一方是通过金钱的收买与权势的威慑获得美色的享用，另一方是通过收取金钱来出卖肉体，依附于权势而谋取保护或满足虚荣心，男女之间结合的过程被大大地缩短和简化了，情感的升华与爱情的交流被取消了，男女之间的结合因此只有一种生物性的意义，所以王六儿才会对韩道国说：“到不如一狠二狠，把他这一千两，咱雇了头口，拐了上东京，投奔咱孩儿那里，愁咱亲家太师爷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韩道国尚且想着西门庆的好处，心下有些不忍，王六儿就说：“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麽！……”（八十一回）王六儿的话，正是对西门庆和这些女人这样一种物质性关系的绝好注脚，他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健康的人性之爱，西门庆靠着金钱和权势与这些女人建立起这样一种关系：他对她们没有爱，只有利用，她们对他也只会是利用他，不会用爱来报答他，这样，在现实功利性的陷阱中，人性的情欲就被歪曲了，现实中的人性发展不得不走上邪路，人性的发展又陷在这样一个困境中而迷失了方向，与“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是“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与“人的一般本性”(13)不相重合的一个方面。
其次，在西门庆与应伯爵、常时节等人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在朋友关系遮盖下的功利本质。还是应伯爵自己的话最有说服力，西门庆死了以后，应伯爵把谢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孙天化、常时节、白来创招集在一起，提议每人凑一钱银子，买些东西去祭西门庆，再求水先生写篇祭文，“雇人抬了去，大官人灵前，众人祭奠了，咱还便宜，又讨了他值七分银一条孝绢，拿到家里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来，咱还吃他一阵；到明日出殡山头，饶饱餐一顿，每人还得他半张山桌面，来家与老婆孩子，吃着两三日买烧饼钱，这个好不好？”（八十回）众人当然一致同意。原来应伯爵不是真的怕不去祭奠西门庆的话，西门庆在阴间也不会放过他们，而是要利用祭奠西门庆的机会，以最小的投资，赚回最大的利润，利用西门庆的死，再最后从西门庆身上捞上一把，原来应伯爵从来都没有把西门庆当朋友看，朋友关系只是一种假象，他只是把西门庆当作一个可以不断榨取利益的机器。
应伯爵像一条寄生虫一样吸附在西门庆身上，他的所有话语和行为，都以奉承和赢利为目的，不幸的是，西门庆非常乐于接受这样的奉承和赢利，越到后来，西门庆就越离不开应伯爵，一度到没有应伯爵就难受的地步，想想西门庆对应伯爵也真够真心的，而且又慷慨，不时会超出应伯爵的要求给他更多的银子，西门庆把应伯爵真当作朋友看，一再说朋友之间钱财是小事，他也的确是重友情而轻钱财的，可是应伯爵不一样，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应伯爵从来只是在利用西门庆，从来没有真心对待过西门庆。西门庆死去以后，应伯爵立马就投了张二官，“无日不在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把李娇儿弄给了张二官，又向张二官推荐潘金莲，还怂恿西门庆家的春鸿去投靠张二官，毫无人格可言。西门庆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难怪叙述者在第八十回开头的诗中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并且评论说：“这八句诗，单说着这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叹之甚也。”叙述者对西门庆显然是同情的，对应伯爵是批判的。这也难怪，有钱就很难有朋友，这也是一个千年的悖论；西门庆凭着这一点赢利，也因为这一点吃亏，他以功利之心对待别人，他虽然也需要真情，但是得到的却只是一种假真情，西门庆自身不得不陷在这个困境中经受人性矛盾的撕裂。
四、人性弱点和丑陋面的揭露与鞭笞
上述人性困境的某些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人性的弱点与丑陋的表现，比如生命的有限是人性中至今无法克服的弱点，嗜欲和贪婪是人性不能超越物质性限制的弱点，崇拜金钱与畏惧权势体现着人性的物质崇拜和自我压抑的弱点；凶恶与仇恨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以及趋炎附势、功利心态、忠诚的缺乏、真情的丧失都是人性丑陋面的真实状态，站在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人性反面腐蚀和斫伤了人性。说过的，我们就不说了；没有说过的，还有来保和吴典恩尚值一提。
来保和吴典恩到东京替西门庆给蔡京送“生辰担”，吴典恩谋了个清河县驿丞的职务，来保则得以在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来保从西门庆手下得到的好处不只是这个，而吴典恩上任没有银子，向西门庆借了一百两，西门庆没有要借契，吴典恩也一直没有还，可是西门庆死了以后，来保不但私吞了西门庆家八百两银子的货物，还一再欺辱吴月娘，比如对吴月娘说：“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没的爹，你自家守着这点孩儿子，不害孤另麽？”这不仅是欺负寡妇，而且简直是在调戏了，所以吴月娘“一声儿没言语”，其实已震怒之极。来保既把两千两银子的货物全部赖给了韩道国，不替吴月娘去追讨，还恐吓吴月娘，使她不敢再去追讨。在送玉箫和迎春去东京给翟管家的路上，又把两个女子奸污了；既在韩道国面前讨好，又贪污了翟管家赏的一锭元宝，叙述者忍不住要感叹“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八十一回）
平安因为不满吴月娘给玳安娶了小玉，自己什么都没有捞到，就偷了当铺里的金头面，被新近升了巡检的吴典恩拿住了，没想到吴典恩却要说：“想必是这玳安儿小厮与吴氏有奸，才先把丫头与他配了妻室？你实说，没你的事，我便饶了你。”（九十五回）吴典恩诱导和逼迫平安诬陷吴月娘与玳安通奸，目的是为了勒索吴月娘，因为后面有这样一句“吴巡检见平安监了两日，不见西门庆家中人来打点，正教吏典做文书，申呈府县”。这就说明吴典恩逼平安诬陷吴月娘是想借机捞上一把。来保和吴典恩这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欺凌弱小的势利行为，作为人性阴暗和丑恶的方面受到了揭露与鞭笞。
其他如王婆的世故圆滑与奸邪贪昧、平安心地的狭隘和卑劣（因为没有吃到书童的一顿饭就在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煽风点火；因为吴月娘没有给自己娶老婆就偷东西逃跑）、韩道国的狐假虎威与献妻牟利、常时节妻子在金钱面前的人性扭曲、玉箫甘愿做潘金莲的奸细而出卖吴月娘、薛姑子与刘婆子的互相诋毁和倾轧、苗青的贪财害主、陈经济对西门大姐的凶狠折磨以及对孟玉楼的引诱恐吓、春梅为虎作伥附和潘金莲欺辱秋菊以及事易时移之后对孙雪娥的凌辱、刘二的恶霸、张胜的疯狂和丧失理智都是人性丑恶的精彩展演，在一种客观的写实主义的描写中，人性的丑陋与丑陋的人性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观察与透视，《金瓶梅词话》对人性的表现和描写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说明虚构的叙事性文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金瓶梅词话》人性描写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我们的阐述显示出：在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的小说发展中，以人性描写为核心的小说艺术已经从单纯幼稚的人性认识发展到了复杂深入的人性观察与透视，笑笑生人性描写的宽阔范围与深刻的程度说明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小说艺术已经真正走向成熟，他所描写的问题与他所提出的问题标志着人类的艺术水平和理性成就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如果再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放到一块来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中所指引的转折具有怎样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