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朝廷纲纪与造反有理：从《三国志>通俗演义》看个人价值的变化
一切都开始于一场黄色的暴乱！黄巾军铺天盖地而起，自下而上地冲击着东汉朝廷的秩序，朝廷作出了必然的反应——为了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号召诸侯讨贼，张角和黄巾军因此把各种各样的人物带进了铁血飘扬的历史舞台，带进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之中。总起来看，各种人物各派政治力量各个军事集团之间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混乱之中的旷日持久的较量，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矛盾而展开，这就是朝廷纲纪与造反有理。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为了整顿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而开始政治军事的角逐的，但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渐渐褪色，造反有理渐渐成为他们行动的真正动力和目的，在个人政治野心的驱使下，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成了人人可以挥舞的武器，保护自己，攻击别人。而所谓“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正是诞生于这样一场血腥的暴乱之中(9)。
一、朝廷纲纪与造反有理
自下而上的暴乱被平息了，但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因为，自上而下的混乱开始了！刘陶是第一个看到这种危机的人，也是第一个（同时还有陈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而献身的人。他因为告诉灵帝“汉天下危在旦夕”，“祸在目前”而被杀，但他“可怜汉朝天下，四百余年，到此一旦休矣”的哀叹和预言，却不幸而言中！董卓则成了第一个破坏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的人，而他进京的使命却是维护、整顿朝廷纲纪和天下秩序。董卓开始破坏朝廷纲纪，他要废立汉帝，丁原、卢植、袁绍、丁管、伍孚等奋起保卫朝廷纲纪，但丁原、丁管、伍孚都陆续成为董卓破坏朝廷纲纪的牺牲品，袁绍被外放为渤海太守。这只是董卓肆无忌惮地无休无止地践踏朝廷纲纪的开始。从刘陶起，就形成了这样强烈的对比：破坏、践踏朝廷纲纪似乎成了一种潮流，造反者总是拥有强大的力量，保卫、维护朝廷纲纪的人只有失败。造反有理成了通行世界的准则，朝廷纲纪无论如何是维护不了了！（后来王允虽然利用吕布之手杀了董卓，但仍然无法维护朝廷纲纪；曹操在刺杀董卓失败后则仓皇出逃；当曹操成了又一个董卓之后，汉献帝、董承、刘备、王子服、马腾、吉平等想要谋杀曹操，重整山河的计划最终也流产了，所谓想要维护朝廷纲纪者一个一个被曹操收拾了）这个时候为保卫朝廷纲纪挺身而出的人们还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和伦理价值而献身，而破坏朝廷纲纪的人则在毁灭这种政治理念和伦理价值的行动中显示了他们赤裸裸的欲望。个人欲望、利益和意志得到了野蛮的暴露，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董卓骂袁绍时说的话：“竖子！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也？”就是造反有理的经典话语。吕布，这个盖世的英雄，为了一匹好马和几许财宝，为了有一个能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才能的空间，他可以突然之间就杀了丁原，犯下弑父的大罪；为了貂蝉，为了情欲，又第二次逆伦理纲常而动，将董卓杀死；为了夺取一个立身之所，他忘记了朋友之义，将徐州从刘备手里夺了过来；为了活命，他不顾所谓英雄气节，敢于在敌人面前下跪，父子之道、朋友之义、英雄的尊严，这些在传统伦理道德的世界中被视为神圣而必须严格遵守的戒条都被吕布一个一个地踩在脚下，吕布这样一个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的出现，表明传统的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为集体而牺牲个人的固有格局开始动摇，个人主义正在打破集体主义的压迫而抬头成为历史新的主角(10)。在这种变化中，个人的理想、欲望、才能、勇力、智谋和性格逐渐从仁义道德、朝廷纲纪、集体主义中解脱出来，新的人物评价的标准因此确立，也因此成为冲突的真正原因和主要动力，所以，吕布这样一个人才会因为他的英勇而受到各派人物和力量的赞赏与倾慕，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来评价而把他看得一钱不值。
孙坚带来的是另一种变化。孙坚攻进洛阳而得传国玉玺，程普说“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孙坚托疾辞行，袁绍向孙坚索要玉玺，孙坚坚决否认有玉玺，二人几至相刃，曹操、公孙瓒、袁绍等纷纷引军自去，十八路诸侯大联盟顷刻瓦解。十八路诸侯本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而联合在一起，曹操发的檄文号召“扶持汉室，拯救黎民”，袁绍的盟誓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剪覆四海。绍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陨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11)！
十八路诸侯因为维护朝廷纲纪的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到一起，但在陡然升起的个人私心面前，朝廷纲纪显得何其的脆弱！朝廷纲纪被造反有理所取代，联盟在个人野心的刺激下发生裂变。孙坚因为得到传国玉玺而萌生的政治野心，不但揭示了朝廷纲纪虚假的真面目，而且揭开了各色人物各个政治派别各种军事力量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你争我斗尔虞我诈的壮观场景！吕布对曹操说：“汉家城池，诸人有分，偏你合得？何人去擒曹操？”是造反有理的又一典型话语。朱治劝孙策向袁术借兵是“假名救吴景，实取大业。久困于人之下，此非大丈夫之志也”。这是在鼓励孙策造反，可见成就一番大业已经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最高标准。袁术自立皇帝时说：
吾闻昔日汉高祖乃泗上一亭长耳，创四百年基业。今数已尽，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卿，百姓所归，吾欲应天顺命，位登九五。尔诸公卿，各存忠孝之节。（卷四“袁术七路下徐州”）
袁术又开创了一个造反有理的新时代，将造反和政治野心推向了最高峰。袁术写的劝袁绍称帝书说：“汉失天下久矣……此与周之没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这也是在宣扬造反有理。其后，孙权、曹操、刘备都纷纷为自己的造反大造舆论。孔明等劝刘备即皇帝位时，刘备说：“军师之言差矣！某虽汉室宗亲，乃臣下之臣；若为此事，乃反汉也。”这确实是刘备的一个难题，但诸葛亮的说辞很有意思：
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舍死亡生而事其主者，若非为名，即为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义不举，手下之士，大小皆无所望，其心皆惮，不久尽去也。愿主公熟思之。”（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
刘备无法避开问题的实质——造反，而诸葛亮劝说他抛开顾忌的理由是：（1）朝廷纲纪早已不复存在，造反是既成事实。（2）造反者是为了名利而造反。（3）你造反早已是既成事实了，现在如果你不把造反进行到底，大家跟着你就没有什么盼头了，既然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就会离开你，一旦大家离开你，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孔明还是在阐述造反有理的道理，造反之所以有理就在于造反能够给个人带来好处，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能够满足个人利益的造反都是合理的，所以，造反有理。刘备最终登上皇位。孙权亦然。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实同皇帝。他之所以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因为在造反有理的道路上
占了先机。又曹操决定迁都许都是因为荀彧说许都属土，曹操乃是土命，汉朝刘氏以火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他日必有王者兴矣”，荀彧论证了曹操的造反是合理的，合天命的，这击中了曹操的政治野心，所以他才决定迁都。只要符合个人利益，就可以造反；为了个人利益的造反，都是合理的。朝廷纲纪这时候成了一个橡皮话，人人都可以说保卫朝廷纲纪的冠冕堂皇的话，来保卫自己的个人利益，或是用这个橡皮话语做幌子去实现自己的特殊目的。所以吕布被曹操打败，走投无路，投于刘备，说：“布今投使君，共扶社稷，再安汉室，未审尊意如何？”而诸侯间的杀伐征讨，无不是指责对方是朝廷纲纪的破坏者，而把自己扮演为朝廷纲纪的保卫者，比如刘备为了借袁绍的力量抗击曹操从而保存自己，就说曹操毁坏了朝廷纲纪，使得“社稷倾危，生灵涂炭”，又说只有袁绍才是保卫朝廷纲纪的希望，两人合作就可以重整朝纲。袁绍和曹操官渡之战，袁、曹就互相指责对方造反，说自己来讨伐对方是来保卫朝廷纲纪。汉献帝赐董承衣带诏被曹操发现，曹操竟然带剑入宫，来杀董贵妃，对汉献帝说“董贼如此谋反，陛下知否？”“一人造反，九族皆诛！”造反者与被造反者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
造反者们不但造反，而且纷纷为造反进行理论辩护，其共同的特点是都充分肯定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欲望的合理性。时代思潮和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把个人价值最大限度地依附在群体利益之上，为了群体利益而最大限度地压抑个人利益的传统在时代的转型中崩溃了，人们可以明目张胆地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了，人们的努力、辛劳、眼泪和汗水的付出，都是为了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欲望，可以不再为了某种抽象的道德和秩序而牺牲，而压抑。政治领袖是这样，中下层的将军谋士，乃至小吏小兵，也是这样：将军谋士互易其主，比比皆是，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在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环境里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跳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但他们的“背主”行为都没有受到道德的批判，相反被认为是弃暗投明，不但自己，别人也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吕布杀丁原投董卓，赵云、马超、黄忠投刘备；太史慈投孙策；许禇、徐晃、张郃、高览、毛玠、庞德投曹操；荀彧、荀攸、许攸弃袁绍而为曹操效力，莫不如此。甚至小人物的欲望也有了表现：孙坚军中的一个小军，无由进身，为了求取赏赐，到袁绍处告密，使袁绍知道了孙坚获得传国玉玺的消息；曹豹因为张飞醉酒暴打他而联合吕布夺了徐州。上到将军，下至小兵，朝秦暮楚而视为当然，是因为社会普遍形成了这样的思想：道德并不重要，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道德的实现，而是人的欲望、利益、才能、智慧的实现，只要符合这个原则，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是正当的、合理的(12)。这是个人价值的重大变化，这恰恰带来了某种进步。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释放，焕发出灿烂的生命的光彩、绚丽的创造的魅力！
与此相联系，个人的才能、智谋、勇力受到空前的重视，“英雄”成了个人价值实现的最高理想，而深具英雄品格和成就了一番英雄业绩的人最能获得人们的倾慕和尊重(13)。刘备、曹操、孙权父子最终都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极大成就，小说自始至终都是把他们作为英雄来描写的。政治军事领袖而外，孔明、吕布、关羽、周瑜、张飞、赵云、许禇、邓艾等都是作者浓墨重彩地加以描写的英雄人物。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政治派别，什么军事团体，也不管他们的道德品质如何，持什么观点，只要有才能、有智谋、有勇力，都得到不偏不倚的描写，热烈的赞叹。吕布的超群武艺和勃勃英姿能够得到敌人曹操的赞赏，曹操同样也赞叹马超的英雄，而马超许褚大战，马超对韩遂说：“吾见恶战者总不如许褚，真‘虎痴’也！”对对手的武艺、气概表示由衷的敬重。这是时代的需要，在一个朝廷纲纪崩溃、造反有理的时代里，生存是第一要义，生存意味着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己理想的大门是打开了，解放了，但还得你自己去要、去抢，你要实现自我，他也要实现自我，生存免不了竞争，于是，才能、智谋、勇力成为你在竞争中胜利，在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己理想的根本保证，所以人们才如此重视个人的才能、智谋和勇力，才如此重视通过才能、智谋和勇力的较量而焕发出来的生命美感。而为了英雄的事业而奋斗，而功败垂成的失败英雄的感叹，也能够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同时，个人尊严也成为个人价值的重要内涵(14)。无论是祢衡的傲视权威，张松对曹操的反唇相讥，还是庞德的誓死不降关羽，都体现出对个人尊严的主动的自我维护，这是个人主体性受到尊重的表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个人尊严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关羽虽是不得已降于曹操，总归是败将，虽然是败将，关羽也没有表现出一点低人一等的意思，处处保持着他的尊严，曹操虽然对关羽不忘刘备很不高兴，但却很尊敬关羽，说他是“真义士也”，“仁者之人也”甚至在关羽走后，蔡阳要去追杀关羽，曹操反而赞叹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不但让关羽走，而且还亲自去为关羽送行，并赠送黄金和锦袍。曹操杀了袁绍之子袁谭，以首级号令曰：“敢有哭者，灭三族。”王修独逆命而哭尸，面对曹操的威胁，坦然而答：
“汝生逼他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葬谭尸于残土，然后全家受戮，瞑目无恨。”操曰：“河北义士何如此之多矣！可怜袁氏而不能用，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而观此地也！”操遂礼修为上宾。以为司金中郎将。（卷七“曹操引兵取壶关”）
曹操不杀王修反而加以录用，是因为尊重王修身上体现出来的主体尊严，王修最终愿意替曹操出力，也是因为自己的主体尊严受到了尊重。关羽对曹操的尊重也是一直不能忘怀的，所以最后才会放了曹操。张飞虽然鲁莽，也知道尊重别人，严颜被张飞生擒后：
群刀手把严颜推至。飞坐于厅上，严颜不肯下跪。飞怒目咬牙，大叱严颜曰：“大将到此，为何不降，而敢拒敌乎？”严颜全无惧色，回叱飞曰：“汝等无义，侵我州郡！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严颜喝曰：“贼匹夫！砍头便砍，何怒色也？”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面不改色，飞忙大笑下阶，喝退左右，亲自解其缚，取衣与之，扶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曰：“适来言语冒渎威容，甚勿见责。吾素知老将军乃世之真丈夫。”便进酒压惊，以上宾待之。严颜感其恩义，安身无措。（卷十三“张益德义释严颜”）
张飞一开始要摆胜利者的派头和威风，看到严颜凛然不可犯，就肃然起敬，严颜因为自身的主体尊严受到尊重而投降了张飞。在尊重与被尊重之间，个人主体尊严的价值与主体性地位凸现出来了。又太史慈之所以投奔孙策是因为孙策尊重他是一个“义士”！
总之，东汉末年朝廷纲纪崩坏了，围绕着破坏朝廷纲纪与保卫朝廷纲纪，强权人物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矛盾斗争，但朝廷纲纪最终成了一个幌子，成了一个人人可以随意使用的保护自己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在朝廷纲纪的名义之下，真正活跃的动力是各强权人物的政治野心和个人利益。个人的存在从对群体的传统依附中解脱出来，个人欲望的合理性得到承认；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准改变了，道德实现不是重点，个人才能、智谋和勇力为着个人利益的实现而得到展现才是生命的闪耀；个人尊严开始受到重视，这些都表明个人主体性在历史的混乱中反而得到了意外的张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个人价值系统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这也是人性内涵发生的变化，《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的虽然是三国时期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却反映着元末明初的思想意识(15)，这与整个时代文学思潮人性复苏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但在虚构的叙事性文学里边创造性地如此艺术性地描写出这些变化，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不但是作家对人性的观察正在逐渐深入，用小说形式进行虚构叙事的能力同时有了质的飞跃，而且是将两者结合成为某种和谐的整体，创造了内容与形式完整统一的新的典范。
【注释】
(1)这里所谓“元明早期小说”指《元刊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红白蜘蛛》、《简贴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合同文字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以上所据均为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以及宋元文言小说，如《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等。因为在适当的时候，为了追溯更为久远的发展源头，我们的论述需要扩展到唐宋时代的小说。本书后面的一些章节也是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尽量将唐宋小说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中来，因为这些小说之间本身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这在客观上也是为了使元明小说的研究获得更为广大的参照。
(2)《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和《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可以作为考察元“小说”话本的参考。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艺出版社）中卷第五章第一节“中短篇话本”。《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虽然不能作为元代小说的参考，但其中对小夫人的描写前半部与《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却完全相同（除了“意态幽花未艳”中“未艳”作“殊丽”外）。这说明这种描写模式的重复还一直延续和影响到后面的小说创作。熊龙峰刊行的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描写孔淑芳“秋水横双眼，春山列两眉……粧成雪作肌……”，仍在重复《西湖三塔记》等元代小说的描写。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刘备的描写：“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在此之前的《新刊全相前汉书续集平话》里描写汉文帝时早有这样的句子：“太子年长十五岁，身长八尺，面如白玉，手垂过膝，两耳垂肩，龙睛凤目。”《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是：“面如满月，耳过垂肩，双手过膝，龙准龙颜。”换言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刘备的描写是对《前汉书续集平话》汉文帝描平话》里的肖像描写作过一种民间文学的比较研，他指出了刘备肖像描写与陈寿《三国志》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指出与《前汉书续集平话》的关系），并且说《三国志》对刘备的肖像描写则又来自佛经。同时李福清还作了一种文化阐释，与俄国和日本民间文学中的肖像描写也进行了比较，他考察的对象在刘备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人物，比如关羽、张飞等。请参阅。见〔俄〕李福清著、尹锡康、田大畏译、田大畏校订《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97—114页。）《水浒传以容与堂本为依据）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描写林冲“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是在重复《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对张飞的描写。《金瓶梅词话》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子贪贿说风情”对潘金莲的一段描写是《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潘巧云描写的重复。
(3)《西湖三塔记》和《洛阳三怪记》在几个方面，特别是女主角和婆婆的描写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4)刘世德《谈〈三分事略〉：它和〈三国志平话〉的异同和先后》，载《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袁世硕《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同上，刘世德文。
(6)参见章培恒、马美信《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及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1月版）相关文章。
(7)古本小说集成本《三国志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8)古本小说集成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五“曹操勒死董贵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本文有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引文均依据这个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9)这个观点最早由鲁迅提出，一直为学界所接受，也是魏晋时代文学特征最经典的表述。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载《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章先生在导论部分对中国文化重群体而抑制个人的特征、形成历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作了深入阐述，同时也指出，中国文学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有一个逐步从群体中解脱出来，在个性的压抑的解放中描写人性复苏和发展的过程。在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上卷《导论》和《第一编：上古文学·概说》中又对这种“崇群体而抑个体的深固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11)古本小说集成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本文有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引文均依据这个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12)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第一版，1982年5月第二次印刷）充分论述了个人享乐的合理性，认为享乐和显露生命力是人性需要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十八世纪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边沁等唯物主义者对个人利益符合人性的论述表示肯定。
(13)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第五编第五章第二节《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文艺出版社。
(14)同上。
(15)有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于元末明初的看法，请参阅章培恒、马美信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章培恒著《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1月版）中的《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问题——答张国光先生》和《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先生》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