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描写上的差异看元代小说的发展
《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是三国故事在长期的、零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讲史话本，这是现存最早的、基本完整的三国故事的文学作品。两个作品都刊刻于元代，而《三分事略》早《三国志平话》近三十年(4)，虽然如此，两书“无论情节、文字、版式、图像，都几乎是完全一致，仅缺少八页，图像较拙朴，文字有少量不同（指《三分事略》——引者）。两者是同一部书的两家刻本”(5)。当然，这还是艺术上很粗糙幼稚的文本，只有到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功创作(6)，才将以三国故事为叙事内容的虚构的叙事文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本节即通过对《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描写上的差异的比较，来进一步确认和描述小说这种虚构的叙事文学在逐渐兴起、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艺术上的进展。
《三国志平话》在人物描写上的特点大体上是：描写比较简略、文字比较粗糙、人物言行往往有不合情理之处，影响了对于人物的理解，人物形象也不鲜明，人物的内涵有时难以确定。《三国志通俗演义》大体上克服了这些不足，具体说来，在人物描写上的进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言行的描写更趋合理，更符合人物身份
与《三国志平话》相比，《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个别的、局部的方面对人物言行的描写更合理，更符合人物身份，也更容易理解了。比如，《平话》写刘备兄弟到太山（后边又说是太行山，不知是此处脱字，还是后面衍字）落草，反了朝廷就不大符合刘备的身份，用杀十常侍为代价去招安他就更是匪夷所思。当时的刘备，虽然是汉室之胄，然而在朝廷的眼中，他算什么东西？这是为了拔高人物而违背了人物在特定历史境遇下的生活状况。其次，关羽斩颜良、诛文丑后，袁绍要杀刘备，赵云（《平话》中这时赵云已跟随刘备）用家属百口作保让刘备到阵前招关羽来投袁绍。刘备中途却忽生二心，突然逃跑，要去投刘表，“不顾赵云，纵马加鞭，望江南便走”。试想像这样的刘备，谁还会跟他去卖命呢？以这种自私和不义，怎么能笼络人心，成就一番大业呢？相反，《演义》中刘备长坂坡摔阿斗，倒是让人感到了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真实。
相比之下，《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基本上避免与消除了《平话》这样的描写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以及人物形象的混乱：《演义》将刘备落草造反改为到代州投刘恢就比较合理，张飞既鞭打了督邮，官府必定要追究，寻求避难之所，等待机会东山再起，而不是落草为寇与朝廷作对，相对就比较符合人物身份、性格以及特定环境下应有的行动。同时，《演义》删除了刘备逃跑一段，也就保全了刘备的形象。《平话》中的刘备，贪图小利，易于冲动，自私自利而缺乏对下属的体贴和笼络，行动既不符合其身份，也与其作为成就一番霸业的英雄所应该具有的性格品质相违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政治领袖和军事首领！作者对刘备的描写还是很随意的，对人物的身份、性格、品质和形象没有完整的清晰的考虑，所以写出来的人物也就是这样的简陋。《演义》显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要把刘备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既注意让人物的言行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也删除了那些有损于人物英雄品格的部分，从而使人物形象得到净化。
再如，《平话》“三谒孔明”中明明是孔明自己让道童说他不在的，最后却又栽赃道童，说他根本不知道刘备来过，是道童没有通报。这就把孔明写成了一个小人。《演义》加以删除，为“三顾茅庐”的成功描写作出了贡献。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演义》里的人物描写都程度不同地超越了《平话》。这是从《平话》到《演义》人物描写艺术所取得的进展的一个方面。
二、更多地写出了人物的主动性与生命力，表现了人物独特的品性
从《平话》到《演义》人物描写艺术取得进展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即使是对一些小人物的描写，《演义》也比《平话》更多地写出了人物的主动性和一定程度的生命力，在不长的篇幅里表现出了一定的人物的独特品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情感的感动。突出的例子是吉平和貂蝉。《平话》中“曹操勘吉平”这样写：
曹公问：“何人使你来？”吉平不说。曹操心思多是皇叔刘备之计。当日筵会请皇叔赴宅，曹操取出吉平，又问：“甚人使你来？”吉平又骂：“曹操图汉室贼，天交我药你来。”令人再勘，吉平身死(7)。
可见，《平话》对吉平的描写相当简略，而《演义》详细描写了三次审问吉平的具体情况，通过语言、行动、神情、场景的生动描绘，在中国虚构的叙事文学里边第一次在严刑拷打中描写了人的精神意志。我们看第三次审问的描写：
操问吉平曰：“谁使汝药吾来？”平曰：“有。”操曰：“吾今便于此处放了你。”平曰：“天使我来杀逆贼。”操怒，教打，身上无容刑之处。承在座视之，心如刀切。操又问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操教取截刀来，就阶下解去九指。操曰：“一发解了，教你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斩贼。”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过了，只得从实招之。”操曰：“如此，亦留你残疾之躯。”平曰：“汝释吾缚，吾自捉同谋之人献出。”操曰：“释之何碍？”平欠身望阙拜曰：“臣不能与国家除此贼，乃天数也！”拜毕，撞阶而死(8)。
《演义》描写吉平在形式上首先是改《平话》的一审为三审，这是作者塑造吉平英雄形象的重要步骤和方法：在一次比一次严厉，一次比一次残酷的审问和拷打中累加、突出吉平所承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同时也将这种压力加在读者心上，愈是拉大吉平所承受的压力的长度，愈是增加吉平所承受的压力的强度，吉平精神意志的坚定、顽强、决不屈服就愈具有美学上的感动力，其人物的主动性就愈突出，这是在两种性质相异的力量对比中产生的悲剧性审美效果。
其次，作者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写审问和拷打过程之中的血腥和暴力，再描写吉平面对这种血腥和暴力的态度与行为，又从另一方面突出了肉体和精神的矛盾中精神对肉体的超越。最后，作者在其中又点缀以王子服、董承对于审问的血腥和暴力的反应来点明审问的非人性性质，从而引导读者来认识、反感、憎恶这种反人性的行为，激起对于吉平的同情，从而也进一步感受到吉平精神的崇高。所以，在吉平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中，这样的内容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形式赋予了这样的内容以这样的美学效果，描写的内容与描写的形式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文本中的。
《平话》里的貂蝉只是在王允、董卓、吕布之间被摆来转去，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物，在王允美人计中只是一个摆设，丝毫没有主动性。而在这样一个必须依靠美色和女人的魅力来打动与摆布董卓和吕布的行动中，没有貂蝉的主动性，将是了无生气的，其计谋的成功也会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演义》中的貂蝉由《平话》中吕布的妻子变成了王允府中的歌舞美人，这一个改动很重要，如果是吕布的妻子，那么貂蝉归还吕布就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让董卓去占有干儿子吕布的妻子也有道德上的障碍。诚然，这样也可以反映出董卓对人伦的践踏，但是这样一来，美人计就不那么纯粹了——在董卓十分倚重吕布的情况下，董卓是否可能毫无顾忌地愿意冒与吕布反目成仇的危险去占有干儿子的妻子？让董卓去触犯这个道德障碍是否可能是否合理？貂蝉本来就是吕布的妻子，在吕布与董卓之间她将怎样行动？所以，变吕布妻子为王允府中歌舞美人，就超越了这几个障碍，而且也让貂蝉因为和董、吕都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和情感上的畸轻畸重而行动起来就更加自由，更重要的是，作者还赋予了貂蝉一种主动性和生命力，她主动向王允表示要替他分忧，当王允要她为汉朝的天下而献身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选择就是一种主动性的表现（虽然她主要是为了报答王允的抚养之恩），更进一步，在董卓和吕布之间，她不但主动展示她的个人魅力，而且尽量利用这种征服了董、吕父子两人的个人魅力来摆布他们，离间他们，制造和加大他们的矛盾。对吕布她说董卓的可恶，说她对吕布的思念和爱情；对董卓她说吕布对她的贪婪与可恨，说她对董卓的依恋和誓死跟随，当李儒感到董卓和吕布之间有了矛盾而产生了危险时，就劝董卓把貂蝉赐给吕布以平息矛盾，而董卓也同意了，此时不是貂蝉在董卓面前大哭大闹要死要活誓死不从的话，美人计就破产了，这样的貂蝉，这样的人物，开始有了主动性、有了生命力，不再是只将人物作为一个摆设而加以了无生气的描写，这说明人物已经开始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他如对庞德、杨修、张松、马谡等人物的描写，也同样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兹不赘述。
三、人物言行和精神面貌的描写更加具体、细致、生动
与《平话》相比，《演义》对人物言行和精神面貌的描写变得具体、细致、生动了，而且开始注意描写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发展变化。其中一个表现是对战斗中的人物的描写，这一点《演义》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样的描写著名的就不下十几个，“三英战吕布”、“赵云长坂坡救阿斗”、“张飞断桥退曹兵”、“关羽斩颜良、诛文丑”、“关羽战黄忠”、“张飞战严颜”、“张飞战马超”、“许褚战马超”、“典韦之死”、“孙策大战太史慈”等等，这些场面这些人物，都写得各有特色，虎虎有生气，令人荡气回肠。典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战斗、怎样战斗而死的：
是夜曹操与邹氏饮酒，忽听帐外人言马嘶，操使人观之，回报是张绣军夜巡，操乃不疑。时近二更，帐前忽报寨后呐喊，草车上火起。操曰：“必是军人不小心矣。勿得惊动！”须臾，四下里火起时，速唤典韦。韦醉倒在帐中。典韦梦中听得金鼓喊杀之声，忽跳起，床边寻双戟不见，但闻敌军已到辕门，急掣部卒腰间刀，见门首无数军马，各挺长枪，来抢寨口。典韦奋力向前，砍死二十余人马，马军方退，步军又到，两边枪如苇列，典韦身无片甲，上下前后，被数十枪，犹自大叫死战，刀砍缺不堪用，韦弃刀，双手挟两个军卒迎之，击死者八九人，群贼无有敢近寨门，远远以箭射之，箭如雨密，韦犹死拒寨门，但听得寨后左右，贼军已入，背后长枪径至，韦大叫数声，血流满地而死。半晌，无一人敢从门前而入。（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
被贾诩设计灌醉、被胡车儿偷了双戟的典韦从梦中惊醒以后死战的悲壮场面，极大地感染着读者，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战斗场面的逼真描写，是伴随着艺术形式的进步一起呈现出来的：作者
巧妙地把描写的任务交给了叙述者，叙述者充当了旁观者，以超然的姿态对目击现场进行报道，叙述者仿佛肩扛摄像机，聚焦于典韦，从各个方位对其跟踪拍摄，从而产生了描写的真实感。这是对《史记》、《汉书》以来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描写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虚构性叙事文学对战争和战争中的人进行描写的叙事能力，丰富了作者的叙事经验和读者的阅读经验，使《史记》和《汉书》关于战争和人的描写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断裂以后，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发展。
吕布杀丁原、董卓时分别面临着利和色的诱惑，对在利和色的诱惑下人物内心发生的冲突和变化的描写是《演义》内容和形式发展的一个方面。从《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四、开始重视描写人物的情感世界
《平话》的人物描写，既简略，又过于客观，很少写人物的情感世界，《演义》已开始重视人物情感的描写，由于有了人物情感变化的描写，人物也就开始有了生气，开始接近一个人本来的、现实的存在，这是向着真正人性的艺术世界不断开掘的文学过程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
《演义》写了很多人的哭，写了很多人的死，曹操哭典韦、哭郭嘉，孔明挥泪斩马谡，刘备哭关羽，李儒杀唐妃，少帝、华歆杀伏皇后，曹操、刘备、孔明、周瑜、关羽、姜维等人之死，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人物的情感。我们具体以“孔明挥泪斩马谡”为例来加以说明：
先看《平话》的描写：
军师令人唤到当面问，马谡无言支对。推出叫斩。
看了这段，马谡是斩了，可是硬邦邦的句子却引不起读者一丁点的情感上的波动。还是让我们再看看《演义》的描写吧：
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孔明曰：“乱道……汝之家小，吾按月给以俸禄，汝不必挂心。”……孔明挥泪曰：“吾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吾安忍不用之？汝速死正军法，勿多牵挂也。”……忽参军蒋琬自成都至……孔明流涕而答曰……孔明大恸不已……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痛，谡与吾义同父子，今违令斩之，又何悔焉？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大痛也！”（卷二十“孔明挥泪斩马谡”）
马谡不好杀，一方面，孔明很喜欢马谡，很看重马谡，对马谡有很深的感情；另一方面，街亭又太重要，关系全军安危和整个北伐成功与否，北伐已经成为孔明整个生命的寄托了，因此可以说街亭就是孔明的命，而马谡却将街亭丢了——他的令人喜爱的马谡啊！丢了街亭，孔明焉能不恼怒？一方面，马谡立下军令状，孔明一向以执法严明著称，马谡必斩；另一方面，孔明其实又舍不得杀马谡，在孔明让马谡安心去死，说他会好好照顾他的家小时，正是面临艰难选择情况下这份感情的自然流露。一方面，想起先帝对自己的告诫，内疚于自己的不能识人；另一方面，马谡的罪过正是自己的罪过，是马谡失了街亭，也是自己失了街亭，对一生战无不胜的孔明来说，这是一个不好承受的失败。所以，杀马谡有这么多的情感关系交织在一起，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在矛盾冲突中进行选择，选择必然是痛苦的、艰难的，所以孔明的情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先是“变色道”，这是掩饰不住的愤怒与威严，然后是“乱道”，是对马谡狡辩的不满，接着是“挥泪曰”，在执法中动了真情，再下来是“流涕”答蒋琬，正是艰难选择中痛苦感情的流露，杀马谡之后“大恸不已”，一杀马谡，选择已有了结果，但深深的内疚、自责和遗憾又交会成一种莫名的失落，难以排遣，故而大恸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排遣方式。正因为杀一个马谡牵动了这么复杂的情感，所以读者从这样的描写中自然要受到深深的情感上的触动。这种将人物放置在“情与法”的矛盾之中展现人物内心和情感的自我冲突，从而将自我冲突所导致的痛苦给予细致描绘而产生的美学上的感动力使这一段“挥泪斩马谡”的描写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些都说明，比之《平话》不动声色的客观的描写，《演义》已经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物的具有丰富内容的情感世界，人之所以有生命正因为人有情感，不尊重人类的情感，不描写人类的情感，是怎么样也不能把人写好，怎么样也不能写活人物的，可喜的是，这里迈出了难得的重要的一步。
五、类型化描写的完成与突破
比之《平话》，《演义》完成了类型化描写，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某种突破类型化描写的因素和趋势。或许，这种因素和趋势正是后来的小说越来越重视丰富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人性世界描写的发展主流的先声，为后来者提供了某种实践经验。曹操“奸雄”、刘备仁厚、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关羽义盖云天、张飞粗鲁勇猛、董卓残暴专权、吕布见利忘义、周瑜气量狭小，这些人物都代表了类型化描写的新的历史高度。
另一方面，在描写类型化的同时，曹操这个人物还表现出了相对多一些、相对复杂一些的超出类型之外的内容，比刘备、孔明、关羽、张飞、周瑜、董卓等类型化人物有了更多一点的灵动与生气。比如，写曹操举能爱才，同时又写了他杀祢衡、杨修、华佗而不能容才；写他的重才爱才又写他因势利眼，藐视张松，不能识才而失去了得到西川的机会，这是他的狭隘之处，与在官渡之战后烧毁手下官员给袁绍的通敌信，力排众议让关羽离开时的宽容大度相比，是另一个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兴兵报父仇写了一个冷血的孝子。赤壁战败后“三笑一哭”，“三笑”写了他在战败后仍要表现出比别人高明的可笑，写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自我安慰和生怕别人看低自己的滑稽心理，“一恸”则是逃出危险之后对于失败的真切伤怀，对于郭嘉的深切怀念。哭典韦、哭郭嘉写了一代枭雄感情迸发的时刻。曹操也有糊涂的时候，放刘备到徐州绝对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原因在于没能识破刘备假装的与世无争；糊涂之中杀了蔡瑁、张允，帮了敌人的忙。曹操也有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宛城之战问“城中有没有妓女？”别人给他找了邹氏，却因此而痛失爱将典韦。曹操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远征乌丸时见“黄沙漠漠，狂风暗起，山谷崎岖”而产生畏难情绪。曹操也有割须弃袍、华容道上低头乞求的时候。曹操还有个性张扬、得意忘形的时候，煮酒论英雄时的自负张狂、横槊赋诗时的洋洋自满、铜雀台上的大胆自白，不一而足。可见，比其他类型化的人物，曹操更像一个普通人，更多一个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具有所应该表现的普通情感和人性内容，虽然这些普通情感和人性内容的描写还不能说已经很具体、深入，但在按类型化观念来写人物的背后，是不是可以说出现了某种变化呢？这种变化是不是正在突破类型化的界线来写人物呢？这种变化是不是对后来的小说更多地写人物的矛盾性格和丰富复杂的人性提供了某种启示呢？
总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元代小说所取得的人物描写艺术上的进步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些艺术进步的取得，大大提升了中国虚构性叙事文学的水准，也为中国虚构性叙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