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培恒

张勇博士的这篇论文在我国也许是一种对于中国小说史的新的研究，尽管某些人也会斥之为滞后；但我想，这多少能引起若干郑重的思考。

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即使是认真的研究，也往往满足于阐述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虽然是以现实主义相标榜，但对于当时被视为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的“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必须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原则的理解也未必符合原意，以致像卢卡契这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杰出的美学家及其在中国的同道胡风都被编入了修正主义甚或反革命的行列；至于文学的个性化，当然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小说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的，乃是考据性的工作；虽然也曾被批判为“烦琐考证”，但总还有其活动空间。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的指引下，学术界逐渐地恢复了生气与活力。但也不可否认，至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曾一度产生过迷惘，这之后才进入了转型的阶段。然而，转型又谈何容易?因而不免举步维艰。

照我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既然属于文学的范畴，自应具有文学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本质上来说，应是世界各国文学所共同的；所谓民族特色，乃是此一特性在各个民族文学里的不同表现形式。至于发展的迟速，其实并不属于民族特色的范畴。例如，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较快，因而出现了若干新的特征；在另一个文学发展较慢的国家中，这些特征是不可能迅即出现的，但也不能视之为违背了自己的民族性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因为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东西在自己国家的文学里也就屡见不鲜了。

也正因此，以我们所已知的文学的特性为视角，来考察中国小说和文学的其他门类的发展过程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当然，我们应在先有了对中国许多小说的个案研究之后才来作中国小说的总体发展过程的考察，但在作了这样的考察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以前的个案研究，就可以也必然要作出种种补正，而这又会引起对总体发展过程的理解的修改与充实。如此不断反复，直到我们对文学的特性又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再开始新的一轮的探讨。

说到今天的对文学特性的认识，那也甚为纷纭，难以——也不应该——一致。我的看法是：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即使是叙事之作，也只是以所叙之事来表现作者的感情。因此，文学一方面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形式的演变。就前者而言，感情——真实而非虚假的感情——乃是人性的体现，而人性是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的。从马克思的“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¹⁾的论述中，可知每个时代的人性，既体现了人的一般本性，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明确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²⁾我想，这里所说的就是“人的一般本性”。由于越是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的需要越是不容易满足，因而除了保存生命、繁衍后代以外的需要在人类社会早期也就很少能以萌生；这是生物必须适应环境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而随着社会的演进，人的需要必然越来越繁富，各时代的具体人性也就越来越绚烂多彩。根据“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这一原则，人的自我意识必然越来越高涨，个性也愈益张扬。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作品的个性越来越强烈、丰富和深入，也即文学越来越个性化。就后者而言，既然具体的人性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的，作为人性的体现的感情——无论其内涵或强度——也都随着变异，那么，表现感情的文学自也必须演化。然而，如果没有文学的形式的改革，文学也就不可能表现新的感情。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以前恐怕片面地强调了内容的决定作用，因而形式主义很早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在实际上，文学作品里的内容始终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而形成的，没有这样的形式，也就没有这样的内容。换言之，内容并不是先于形式而存在的，而是当作品完成之时，与形式同时呈现的。那种认为内容先于形式而存在的看法，实际上是把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主观意图混为一谈了。举例来说，鲁迅曾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³⁾这“惊异于青年之消沉”，只是作家的创作意图，而不是《希望》的内容。因为，我们在《希望》中看到的，实是作者由于青年之消沉而加剧了的悲哀、孤独，以及他对于现实的强烈的憎恶、蔑视和决意以自己的迟暮的生命作孤注一掷的抗争的英勇；而贯穿在这一切之中的，则是植基于庄严的自我的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如果把此篇的内容概括为表现为“青年之消沉”的“惊异”，那就是把它的具体、丰富、生动的感情内涵全都阉割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希望》的内容，不但是由作品的形式所承载，也是由形式所创造的。试看：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⁴⁾。(《希望》)

蕴含在这其中的复杂的感情，完全是依赖着其独特的、富于创造性的形式(从其象征的手法到遣词造句都属于形式的范畴)才得以如此迫人地呈现于读者之前的。我们固然可以说没有一定的内容就没有一定的形式，但实在也不妨说没有一定的形式就没有一定的内容的。也正因此，不通过在形式上的艰苦的探求和创造，就不可能表现新的感情，也不可能有新的文学。而所谓以我们所已知的文学的特性为视角来探讨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在我看来，也就是将上述二者视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彼此渗透的统一体，并以此为视角来对中国小说发展过程进行探讨。

这种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的系统探讨，在我国学术界还处于起步的阶段，亟待展开。但是，从国外的某些研究状况来看，以文化——文学以外的文化——为视角(例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正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因而这种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就显得是一种滞后的行为了。但我认为，以这样的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其最大的好处是给文学提供新的评价标准和对文学的发展原因提供若干新的解释，却不能取代文学自身的研究。试想，如对一部作品本身存在着许多误解，那么，无论以怎样新的标准去评价它，还不是郢书燕说?倘若我们对文学发展过程本身还不甚了然，又怎样去解释其发展的原因?所以，我想，这两种研究的视角与方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如能相互补充和吸收，也许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要紧的是双方都要认认真真地去做。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勇博士的这篇论文了。他把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以情节描写为中心的阶段和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阶段，而把《水浒》作为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的产物，将《金瓶梅词话》作为后一阶段正式开始的标志。在这样的大框架下，他又对元明小说中人物描写及其发展过程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专题性的探讨。这在我国小说史的研究中是一种新的思路；不仅在对元明通俗小说发展的时期划分上，而且在元明小说人物描写的专题研究上，都具有创意，而且符合学术规范。我想，这正是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亟需的勇敢的探索精神。而且，这些见解的提出，原经过作者对材料的反复钻研和长期的精思，所以，只要是严肃的研究者，无论是否同意他的见解，都不得不进行一番并不轻松的思考。对处于转型期的研究者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就已是对学术研究的足以自慰的贡献；何况作者还是青年，在学术研究上仅仅是开始，这就更值得像我这样的年长者的祝贺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资本论》)，第6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

(3)《鲁迅全集》第4卷(《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4)《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