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关于构建“《西游》学”的一点感想

翻过了一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最后一页，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对于围绕伟大名著《西游记》而展开的理性智慧及其理论果实的匆匆巡礼。对我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充满期待而又兴奋不已的精神漫游和学术之旅。在欣喜慰藉之余，我还想对构建“《西游》学”的问题发表一点感想。

关于建立“《西游》学”，在《西游记》论坛已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也一直在我的心际萦绕。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西游》学”这一概念最先由杨俊在1986年浙江普陀山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随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1]。渐为学人所知。其时笔者也有感于《西游记》研究的蓬勃发展，曾写下一篇小文《“西游学”正在兴起》^[2]，恰好与杨俊遥相呼应。不过，应该承认，许多年过去了，这一工作似乎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障碍:许多学者对此持怀疑、反对的态度。记得2003年4月21日，北大教授陈平原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与中文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我曾当面向他请教有关“《西游》学”的问题。他的意见很明确:《西游》、《水浒》、《三国》等单部小说的研究都不宜以“学”称之。他的精见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可见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据我所知，它大约是受了钱锺书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的影响。钱锺书曾说过:

词章中一书而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3]

对此，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钱锺书是学界泰斗，他的意见被广泛尊重和接受是自然和必然的。但也须作具体分析，至于有关学术的问题也未必要定于一尊。我从这段话中看到:(1)钱氏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是专指“词章”(即文艺)，经学和考据不在此例;(2)在诗文、小说中他又承认“《选》学”和“《红》学”。可见，他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其实并不绝对，而自宋元以来流行的重经学、轻文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未必尽然。又，钱氏仙逝后，鉴于他在文学和学术诸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学界(特别是由钱氏传人倡导、牵头)已建立起一门显学——“钱学”呢!所以，学术的发展也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钱氏反对“以一人一书而为学”的观点当为一家之言，而没有必要以此作为今日学科建设的标尺。现在，“钱学”的风行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消解了它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第二，在学术上，各个具体的学科门类实际上分处在不同的学科层次，它们并非具有等量齐观的位置。我们所理解的“《西游》学”说到底只是一个关于《西游记》的专门性学科，它的内容和任务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西游记》，力求系统化、全面地研究、发掘出这一古典名著的真正价值，从而科学地加以继承、发展、创新。”^[4]当然，作为新颖学科，它还要吸纳历史学、民俗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横跨多学科的边缘科学”。“《西游》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它依次从属于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学等不同层次的学科^[5]，具体说，它只是小说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已。它同其他任何学科(包括它所从属的和平行的)都有互动互补的作用，而不会发生相互抵牾和销蚀。所以，我们不宜用更高一级的学科形态的标准(如中国古代文学)去要求它体系的规模、内容积淀的厚度以及学术研究所达到的高度，而应该允许、尊重它在自身相对封闭、完整的学术轨道上运行、发展。坦率地说，一旦以具有四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为衡量的标尺，那么又有几个学科经受得起它的淘洗、筛选?甚至连至今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学科都值得怀疑。所以各级学科都有自身成立、发展的理由，它们之间或者相安无事，或者相互促进，又都于学术的繁荣有利而无害。那种以为“《西游》学”，以及“《三国》学”、“《水浒》学”等分枝学科的建立将会打乱学科体系，袭扰学术秩序的观点未免杞人忧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游》学”具有相当充实的学科基础。因为《西游记》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名著，其研究又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层递累积，至五四时期已出现所谓“《西游》学”的雏形。新时期以来，《西游记》研究又有了多方面长足的发展。学术成果不断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专门性学科。这是学科建设的规律。前面钱锺书提到的《易》学、许学、《选》学、《红》学莫不如此。而对于《西游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遵循现代学科规范，无论如何是完全必要的。应该说，“《西游》学”至今已渐成气候，构建“《西游》学”适逢其时。在2003年开封《西游记》文化研讨会上，“建立《西游》学”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甚至成为会议的宗旨之一^[6]。而《西游记》学术史研究的展开，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当然，作为新生事物，“《西游》学”还须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然而其良好的发展态势、远大的学术前景是毋庸置疑的。据此，我以为在以多元、开放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和学术条件下，“《西游》学”理应健康地生长、壮大，而不应停滞不前，尤其不应该遭到因人为的窒息而“流产”的命运。19世纪中期，面对“世界文学”的形成，大文豪歌德曾不无兴奋地宣称:“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张开怀抱迎接它的到来，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7]“迎接”、“促使”“《西游》学”的到来，这不正是我们全体《西游记》研究者和广大爱好者的共同心声!

【注释】

[1]如《一个富有未来意识的“西游学”正在形成》，《社会科学报》1990年12月20日;《“西游学”的兴起:未来学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内的运用》，《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其间又有钟扬在《安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发展《“神魔”、“神话”二说之起伏消长》一文，论及“《西游》学”问题。

[2]载《文汇读书周报》1991年5月18日。

[3]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论《文选》。

[4]参见杨俊《西游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5]这里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不同于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制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指南》所规定的学科设置。

[6]参见曹炳建、张大新《〈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7]参见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