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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西游”作品(故事)并相互沿袭、演化;而在百回本《西游记》于明代问世后，雅俗共赏，风靡于世，于是竞相翻刻梓行，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西游记》版本研究从广义上包括这两个方面，而狭义上说则特指以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百回本小说(世本)为核心，在其前后出现并与其发生密切关系的版本现象。这里所论主要系指后者，取狭义而又稍有扩展。

新时期《西游记》版本研究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淮安、连云港两地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陈新提交的论文《〈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引起与会学者极大反响，而后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发表了一组版本文章，举其主要者有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黄肃秋《〈西游记〉补注》(《国际政治学院学报》1983年创刊号)、苏兴《杨志和〈西游记〉摭谈》(《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刘荫柏《〈西游记〉明清两代出版史考》(《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以及杜德桥《〈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23]。以此为契机，《西游记》版本研究有如异军突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应该说，新时期版本研究起点颇高。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囿于《西游记》版本资料匮乏，较之作者、成书，在版本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稍后，郑振铎、孙楷第、赵万里、董康、傅芸子、王古鲁、刘修业等学者遍寻海内外异本，收获颇丰。至30年代，已先后发现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达十三种之多，于是先有孙楷第胪列出各种版本目录(提要)，后有郑振铎按其逻辑线索排定所有版本演化的次序，并对其中的各类版本现象诸如刊刻书铺、时间、序跋以及版式、纸张、装帧等作深入的考论，提出了关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一系列基本命题。新时期版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并多有开拓，并围绕某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论争。现将几个意义突出的版本问题研究作初步评述。

(一)《西游记》祖本问题。

本论题所涉问题颇多且大，究其源皆在鲁迅、胡适和郑振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一百回《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24]《西游记传》之后”，“《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直认杨本为《西游记》“祖本”;胡适则以为阳(杨)本“是一个妄人硬删吴承恩本编成的节本，决不是吴本以前的古本”，并对鲁迅的观点提出了驳难，并力主《取经诗话》为《西游记》的祖本(胡称“祖宗”);郑振铎根据多种新发现的明版《西游记》，特别是《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残文)，认为吴本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改作小说”，有“旧本”也即祖本存在，不过这个祖本不是杨本而是《永乐大典》本古本《西游记》。郑说反响较大，并得到鲁迅的肯定，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此后，《西游记》论坛多持这一观点。

陈新版本研究的初衷是质疑郑说，重新肯定鲁说。他根据各本刊刻时间、文本内容和文辞(方言)的特点，并结合版本和出版的“通则”，指出:“郑振铎得出吴承恩根据的是《永乐大典》本，朱本和杨本‘全都是吴氏书的删本’的结论，未免失诸草率”，“鲁迅先生对《西游记》的论断至今尚有生命力”。其结论是:杨本、朱本皆早于世本，因而“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性质应该重新估计”，“朱本的第一至第七卷，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初稿”，“杨致和本《西游记传》为今存西游故事最早最完整的‘古本’”^[25]。此说引起巨大反响，学术界对其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其对《西游记》祖本的认定却遭到多方质疑。学者们纷纷撰文商榷并提出了一些关于《西游记》祖本的新意见。如陈君谋断认为朱本(《百回本〈西游记〉的前驱》，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朱德慈也认为“吴本有可能承袭了朱本”(《〈西游记〉三种版本的新检讨》，载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1986年)，不过此说滥觞于海外学者柳存仁60年代所写的《〈西游记〉的明刻本》^[26]。王辉斌先后撰《〈西游记〉祖本新探》、《再论〈西游记〉的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分别载《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1997年第1期)，认为《西游记》祖本当为大略堂《西游释厄传》古本。还有人提出是《西游原旨》的白文(金有景《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载《南都学刊》1989年第4期)。程毅中、张锦池则主张从平话本或词话本中认定祖本，程毅中指出:“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百回本《西游记》，中间有过许多种西游故事的古本小说”，它们都有可能成为祖本^[27]。张锦池指出:“世本的祖本当是种与《西游记》平话同源而异流的词话本《西游记》;杨本是世本的顺次删节缩写本;朱本是世本、平话本、杨本的顺次删节三缀本。”^[28]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吴圣昔，他认为把祖本定在某一个版本“却未免过于武断”，因为“从较早的永乐本、谚解本发展到较晚的吴本、朱本、杨本，这中间很可能还有另外标志着一个特定阶段的一部或一部以上的《西游记》新本在社会上流传。”^[29]此类意见一时纷呈，且相互间争执又起，不过，论争也有所共识:《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故而世本必有祖本存在，对祖本的确认有利于《西游记》认识的深化;而存异求同的结果是逐渐将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杨本与朱本两种明刻简本在《西游记》演化中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地位，并使论争发生转移，从祖本演为世本与朱本、杨本两部简本的关系。

(二)世本与杨本、朱本的关系。

这一问题涉及《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但其版本意义十分突出:很明显其中隐伏着《西游记》版本演进的真实面貌，且事关《西游记》演化的宏旨。五四时期诸大家皆以繁本在前简本在后(唯鲁迅后来才改持此看法)，倘若对此种观点果有新认识，那么许多问题的看法(结论)都须有所调整，甚或整部《西游记》演化史就要面临重写的挑战。具体而论，其一，仍有一部分论者坚持郑振铎的看法但又有新的发展、深化或补充。如李时人认为:“杨、朱两本都曾经独立删略吴氏书，不过朱本又抄了杨本”，其排列为吴本(世本)→杨本→朱本^[30]。他特别考辨了朱本杨本的刊刻年代，指出“朱本《西游释厄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31]，“杨致和编《西游记传》刊于朱鼎臣《西游释厄传》以前，但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后”^[32]。黄永年《重论〈西游记〉的简本》(1987年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也认为两种简本“是百回本的删节改写本”，但“朱本因袭杨本”。张锦池《〈西游记〉版本源流考论》则又有不同的表述:“杨本乃硬删世本编写而成的节本”，“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乃据世本、杨本以及早于世本的一种平话本删节编写”。其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其代表者除早期陈新将三者排列为:杨本→吴本→朱本，后来又有朱德慈提出“朱本在前，杨本拼凑吴本、朱本”的观点，三本顺序是朱本→吴本→杨本，其具体表述为:“朱鼎臣起先依照某种本子(大约是《西游记》平话之类的)进行改写，开始比较从容，大约从得龙马开始，就愈来愈匆忙了;吴承恩在创作过程中参照了朱本，并做了增删润色的工夫，对后二十四回则在其基础上广泛吸取其他有关取经故事的素材，进行再创作;杨本的前面一部分是参照吴本有秩序的节缩，后来可能限于篇幅或时间或其他原因，便与简略的朱本后三卷相连接，同时参照着吴本，使其更完善”^[33]。又，沈承庆《话说吴承恩》排列为杨本→朱本→世本，不仅把两部简本全列在繁本之前，尤可注意的是:他援引数学上之“排列组合法”，认为三种本子像红、黄、绿三色交通灯一样，“只能排成六种不同的序列，而不会另有其他”，并对曾经有过或可能有的排列悉数胪列齐备，试图将问题数理化、简单化^[34]。但旋即被一些争论的事实所迅速否定，因为这三种繁本和简本有可能同源而异流，也有可能各自从之前的另一部或多部《西游记》古本(如永乐本、谚解本)中衍化而出，这样就绝对要比所谓的“六种不同的序列”复杂得多。此外，还有一种看法:张颖、陈速在《〈西游记〉演化新说》一文中指出:三本分属繁本、简本系统，不仅朱本、杨本两本简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且两本与繁本世本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其中作为繁本的世本的演化过程为:祖本(《朴通事彦解》所辑《唐三藏西游记》)→《西游释厄传》或《西游前记》→世本(删节本);朱本、杨本属简本系统，其嬗变过程为:繁本《西游释厄传》或《西游前记》或某一古本《西游记》→朱本、杨本(朱、杨二本各有所本，相互间无删节、改写关系)^[35]。

如作仔细探究，各类观点所论颇广，但其核心却在第九回即“唐僧小传”。今见明刻百回本《西游记》均无完整的唐僧出世故事，只在各处行文中零星提及，而简本朱本篇幅虽为百回本的七分之一，却反而载有这一故事。联系清代通行本自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开始不仅备载这一故事，而且独立成篇，成为唐僧取经的“序幕”，这就关系到明清版本的演变，关系到繁、简版本系统的关系，关系到朱本在明代版本中的价值和地位这些重大问题。对此，郑振铎、孙楷第均有猜测:吴本或许原有，或出于某一原因为世本刊落，但其真相未可知，故而态度谨慎。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试图证实上述猜测，认为《西游记》原本就有唐僧出世故事而为世本刊落。李时人依据民间传说、杂剧、百回本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论，认为“朱鼎臣编《西游释厄传》时所依据的原本很有可能有单独叙述唐僧出世的章节”^[36]。此前黄肃秋曾力主此说，并从世本中钩辑出十处内证，肯定“‘陈光蕊、江流儿一节’故事在吴承恩《西游记》中是存在的”^[37]。此后又有侯会提出一种新的假设:“《西游记》八十一难中的‘乌鸡国’故事，很可能不是小说的‘原装’内容，而是在吴承恩之后、由另外的作者拟写插入的。”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在于弥补删去唐僧故事的空缺，以保持作品结构和篇幅的平衡。而这位好事者正是今见世德堂刊本中所署第九、十、十九、二十等四卷文字的“梓行”者“荣寿堂”。可见，唐僧出世故事必为世本刊落无疑^[38]。这一假设颇有新意但旋即遭到质疑^[39]。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世本原无这一故事，通行本是系汪澹漪据朱本卷四改写而成。如苏兴认为原本流传的西游故事“确实有单独的江流和尚(唐僧出世)等情节”，但吴承恩“由于《西游记》主题要求及中心人物的改换，不得不忍痛割爱”了。所以吴本“原本就没有单独的唐僧出世故事章节”^[40]。蔡铁鹰著有《〈西游记〉“附录”考》一文，对其中来龙去脉有较详细考证和推断。所谓“附录”，即指唐僧出世故事，盖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为恢复明本(世本)原貌，重新将这则故事(清通行本列为第九回)抽出，并作为《附录》插于第八、九回之间。他指出:“就吴承恩《西游记》的情节结构而论”，这显然是“一个游离的陈光蕊故事”，因而“没有任何包容‘附录’的可能”，其结论为:“‘附录’不是吴承恩原作”，“‘附录’亦非《西游记》原有的内容”，而系后人的“伪作”^[41]。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版本事实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学术界就此问题所展开的历次论争^[42]，有助于加深对《西游记》祖本问题及繁简各本之关系的认识。

(三)关于世本是否即是“吴氏书”初刻本及九十九回本问题。

对今见世德堂本是否为百回本《西游记》初刻本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来是较为一致的，因为世本陈元之《序》明确说:“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且是书“旧有《叙》，余读一过”。可知世本绝非“吴氏书”初刻。据笔者所知，就此问题论述最详者当推黄永年。他根据明代刻书常识和规律，以及陈《序》提供的线索，考出明百回本初刻为嘉靖初年刊刻的鲁府本;陈元之《序》所署“壬辰夏端四日”当为嘉靖十一年(1532)，而非万历二十年(1592)，且并非专为世德堂本而作，是“唐光禄购到这个初刻重新刻制，才成为带有陈《序》的百回原本”，陈序本系据鲁王府初刻本的重刻本。这样，世本实际上已是陈序本的翻刻本^[43]。但由于该初刻本事实上湮没不传，除了陈元之、唐光禄等当事人没有人见过，所以学术界也是疑信参半，对所谓的“旧序本”表述不一。除郑振铎称“吴氏书”，并为一些学者沿袭(如李时人)之外，张锦池常称为“世本及其旧本”(《西游记考论》)，吴圣昔则以“世本与前世本”特示区别(《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

但也有人认为世本是否是初刻本在目前条件下其实很难作出判定，因为陈《序》是孤证(孤证不信)。有的则干脆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认为“旧本”、“前世本”之类只是前人制造的“幽灵”，其实一概不存在，世本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对此沈承庆表述得最为畅达淋漓:“‘这个书’(即唐光禄购入‘奇之’的所谓吴氏书——引者注)是书稿，非印本，甚至不是‘传抄本’(也不足奇)，已明确指出，无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谁(即或就是吴承恩也罢)，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本也是其第一刻。此前，世上只有杨氏《西游记》、朱氏《释厄传》(此外，影响不大的杂牌‘西游’，亦或有之，但早归粪土)，除此，读者面前是眼空无物的。若说那时有个‘吴氏书’，想它还走在六道轮回中。”^[44]这种太过绝对化的意见遭到了较为猛烈的批评，其主要代表是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指出他“忽视或者排斥”了世本以前还有全真道本一类旧本存在的“事实”^[45]。但需承认，它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旧有的思维定势，堪称版本研究的“新思维”、新动向。问题的实质在于:唐光禄所购之书，即所谓“旧序本”、“旧本”、“吴氏书”、“前世本”者究竟是抄本、传抄本，还是刻本?如果是抄本、传抄本，那么世本理所当然是初刻本;如果是刻本，那么，经“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的世本便必然是翻刻本，而绝非初刻本。惜乎据目前资料尚不能作明确的判断。但问题的提出，有利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深入。

与此相关的是所谓九十九回本问题。吴圣昔撰文《〈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将陈《序》所述与明盛于斯《休庵影语》所载资料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九十九回本问题。盛于斯在与周如山交谈时，周说:“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休庵影语》中还有旁证，那就是盛于斯幼时所读百回本第六十四回“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与今本相异，“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吴圣昔据此认为:“周府抄本就是吴承恩在荆王府改编成的九十九回传抄本之一，周王府本的刻本就是指的唐光禄刊刻之世本”，其意义在于作为世本的前身，周府抄本结束了《西游记》漫长演化中的民间文学阶段，而走上了文人编创的阶段。从这时起，《西游记》理应署上吴承恩的名字^[46]。

之后李安纲也殊途同归地论述到九十九回本问题。他指出研究版本问题的许多学者“都忽视或者排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德堂百回本前还有一个真正的表现全真道教义的百回本(或曰九十九回本)”。而“九十九回本，正合乎道教的九九八十一、九九重阳之数，而世德堂本的‘秩其卷目’，看来是将九十九回扩大而成为一百回”。这个全真道百回本包罗万象，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它“诞生于平话《西游记》之后，借用了以前所有关于西游取经的故事、杂剧、小说，包括陈光蕊江流和尚故事、唐僧取经故事、齐天大圣故事、二郎神、哪吒故事等，依照道教全真道经典《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宋代石杏林《还源篇》八十一章、《易经十二卦》为文化原型，创造了一部伟大的文化小说《西游记》”^[47]。这“全真道本”前人已有提及^[48]，只是响应者少，反对者众。李安纲重提“全真道本”，其新意在于将它与九十九回本联系起来，相互印证了各自存在的真实性。这个九十九回本的存在，一方面为他揭示《西游记》宗教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世本真实面貌的揭示。

我们注意到:九十九回本固然可以作为世本原本的一个假设，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西游记》佚本。这就引申出《西游记》版本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西游记》佚本的探寻。

这一工作实肇始于郑振铎、孙楷第。郑振铎对平话本的考论、孙楷第对《西游释厄传》的考辨正是致力于《西游记》佚本的探寻。《西游记》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版本产生，也不断有一些版本佚去，产生了众多的佚本。曹炳建、齐慧远在2004年江苏淮安吴承恩诞辰五百周年暨《西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将复杂的版本系统划分为三类:现存版本，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学者推断之版本。其中后两类多为佚本。并列出《西游记》佚本十一种:

(1)平话本《西游记》。

(2)唐光禄购本。此即学者所谓“旧序本”、“前世本”者。

(3)《西游释厄传》。世本第一回回前诗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人文本《西游记》注“释厄传”为“较早的《西游记》传本之一”。尤应指明的是，该本非朱鼎臣本，唯两本同名而已^[49]。

(4)周邸本。即九十九回本。

(5)鲁府本。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记载山东鲁府刻有《西游记》。

(6)登州府本。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记载山东登州府刻有《西游记》。

(7)大略堂古本《西游记》。语出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后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然后畅然无憾。”

(8)蔡金注《西游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清刘一明《西游原旨序》中“其后蔡金之辈，亦遵其说而附和解注之”一语列出。

(9)许白云《西游记》。清人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条曰:“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

(10)邱处机本。《西游证道书》卷首所载虞集《原序》曰:“此国初邱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

(11)史真人本。清人平步清《小栖霞说稗西游记》转述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曰:“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从而演其说也。”

综合新时期佚本研究，可知它们情况不一，其作为佚本曾经存在的可能性和价值也大相径庭。其中虞集《原序》已证实为汪澹漪伪托，故“邱处机本”已失去附丽;“蔡金注《西游记》”当为《孙目》误列:“蔡金”实系蔡元放、金圣叹二人——蔡元放托名金圣叹重评《西游证道书》;“大略堂古本《西游记》”以《西游证道书》笺评者汪澹漪借古以自重的可能性为大，殊不足信。又，《西游释厄传》或以为即“吴氏书”本身(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或即朱本、杨本两种明刻简本，这样，它或者与其他佚本重叠，或者为现存版本，亦不应以佚本目之。而“平话本《西游记》”虽全书已佚失，然至今已发现三个片段:其一为《永乐大典》卷13139“送”字“梦”韵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其二为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彦解》所录“车迟国斗圣”，其三为《销释真空宝卷》所录“唐僧西天去取经”，虽然还没有证据确定以上三段残文是否出于同一版本，但既有残文存世，平话本便也已不是完全的佚本。据以上分析，真正意义上的佚本实为唐光禄购本、周邸本、鲁府本、登州府本、许白云《西游记》和史真人本等六种。当然不排除还有别的佚本存在的可能性。

对佚本的研究与《西游记》作者、源流、祖本以及作品主题等基本问题都有莫大关联。对它们的价值，《西游记》论坛有不同认识。据笔者所知，除许多学者遵循郑振铎、孙楷第的意见，看重唐光禄购本和平话本《西游记》(如果一定将其算作佚本的话)外，黄永年还特别重视鲁府本，吴圣昔特别重视九十九回本，李安纲特别重视史真人(全真道本)本。他们在各自的论著中，运用佚本提供的信息来有效地解决作者、源流、祖本以及作品主题等其他问题。

纵观新时期《西游记》版本研究，起点颇高，成绩不俗，但留下的疑问也不少。比如祖本谜底究竟为何，世本的旧本的真面目怎样，三部繁、简本的次序到底如何排列才趋合理，《西游记》是否还有其他佚本，虽然讨论较多，但完满或最终解决它们尚需时日。还有，清代通行本《西游证道书》缘何而来，其后世流变轨迹如何，《新说》本是出于世本，还是李评本，对这些问题则研究甚少。所以，《西游记》的版本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2]参见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4]钱大昕《长春真人西游记跋》，《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11]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2]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兼评当前〈西游记〉研究中的一种“新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3]沈伯俊《〈西游记〉作者补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14]参见沈伯俊《应当重新考虑〈西游记〉的作者问题》，黄霖《应当努力寻找出〈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均见于胥惠民等撰《2000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综述》，《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15]李安纲《〈性命圭旨〉与〈西游记〉》，《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可参见《〈性命圭旨〉是〈西游记〉的文话原型》，《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6]参见胡义成系列论文:《花落道士家——论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者》，《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今本〈西游记〉姓闫说》，《抚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定稿人》，《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7]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18]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19]见胥惠民等撰《2000年〈西游记〉与神魔小说研讨会综述》，《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20]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5—9期。又收入《中国古典小说论坛》(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1]金有景《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22]分别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1—2期(未完)。

[23]英国学者杜德桥的这篇文章原载香港《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系与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柳存仁《〈西游记〉的明刻本》(《新亚学报》1962年第5卷第2期)一文的商榷文章，于这一时期引入。

[24]据陈新考证，《西游记传》实为四十回。后人误为四十一回，盖为清代翻刻本将第三回中“功完道作佛和仙”一段韵语间一句“屏去邪欲得清凉”最后三字重复而致。“嘉庆本的杨本夺漏了重复的‘得清凉’三字，而且界末的一句恰好转行，由于韵文比正文低一格，恰好与回目的位置略等，翻刻本很可能因此致误。”《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卷末之《西游记传整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5]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26]柳存仁在这篇文章中说:“不只是《西游记传》删割《释厄传》而袭取其大部分的文字，百回本《西游记》对《释厄传》及《西游记传》实际上也都有所承袭”，“百回本《西游记》必定是《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以后的产物，这是无可置疑的。”载《新亚学报》1962年第5卷第2期，又收入作者《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27]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28]张锦池《西游记考论·前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29]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275页。

[30]李时人《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辨》，载淮安1986年刊《西游记研究》第1辑。

[31]李时人《明刊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33]朱德慈《〈西游记〉三种版本的新检讨》，《西游记研究》第1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6年。

[34]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35]参见陈澉《近几年来〈西游记〉研究综述》，《文史哲》1987年第3期。

[36]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37]黄肃秋《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

[38]参见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39]参见吴圣昔《〈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40]苏兴《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

[41]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之《旁生枝节的“江流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42]如李时人与苏兴的论争，文见苏兴《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侯会与吴圣昔的论争，文见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吴圣昔《〈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43]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44]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45]参见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6]参见吴圣昔《究竟谁是造物主——〈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47]李安纲《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8]参见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5—9期。又收入氏著《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9]孙楷第曾指出:“考《西游记》第一回引首诗有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诗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吴承恩《西游记》本名有《西游释厄传》，或吴承恩《西游记》自《西游释厄传》出，今难质言。”见《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