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旷日持久的《西游记》作者之争
由于《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所以其“作者”与通常理解似应有所不同，特指在漫长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将“西游”故事改编为百回本小说巨著的某一文人。而实际上在整个演化过程中，不排除大量民间艺人的参与创造。
《西游记》作者问题十分复杂。当年郑振铎曾表示疑惑:“《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放大的?”即是说，《西游记》作者的地位，“到底是一位曹雪芹呢?还是一位罗贯中?”[1]即使把作者限定在百回本的最后改定者，问题仍然很复杂。从历史上看，其作者归属(署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今见明版以世本为代表的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皆不署作者姓名，世本陈元之《序》中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又说:“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虽然提供了一丝线索，但没有具体坐实何人所作。稍晚的李评本卷首载有《题辞》、《凡例》，且有大量评点文字，然均不涉作者，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推测作者的蛛丝马迹，可见也不知《西游记》作者其人。这种状况延续至清初，《西游记》作者佚名大约在近百年间。这是第一个阶段。造成作者佚名的原因，大抵一为当时小说地位低下，二或许是作品有所指称[2]，《西游记》作者才不愿或不便署上自己的真名。
清初康熙年间，汪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首倡作者为元初道士邱处机(邱本作丘，因避孔子讳改)。其卷首置有假托元代大文豪虞集《西游记原序》，中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汪氏还在《原序》后置《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文，三者相互印证，致使后人深信不疑，复经此前后陶宗仪、毛奇龄等人渲染，“邱作说”从此风行于世。当然，其时也有人表示怀疑，如纪昀发现《西游记》中多涉明制(如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而断其“为明人依托无疑”[3];钱大昕考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别一部关于西域道里风俗的地理书，遂讥讽“邱作说”为“郢书燕说”[4];另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作者姓名，如桂馥《晚学集》提出为元人许白云，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认为《西游记》“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作者当为“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引起大的反响，“邱作说”遂成主流，此后的各种清刊本皆沿袭此说，甚至有直署“邱真君著”，或书名作“《邱真人西游记》”者。伴随“邱作说”，《西游记》证道说亦由此发端。这是第二个阶段。
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和董作宾等人根据清人提供的线索，多方搜寻史料(如天启《淮安府志》、《山阳志遗》、《茶余客话》等)，经过综合考证，反复论辩，先是批驳了“邱作说”这一“不根之谈”，剥去长期以来被邱处机“冒名顶替”占据的著作权，最后论定《西游记》为淮安儒生吴承恩所作。30年代又有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进行不断引证、申述，从此，“吴著说”几成学界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这是第三个阶段。当然，针对“吴著说”的不同意见也时断时续，在国内先后有颠公《〈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俞平伯《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西游记研究资料》等，国外有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西游记〉里吴承恩的改作》、太田辰夫《〈朴通事彦解〉所引〈西游记〉考》、《〈西游记〉杂考》等或表示怀疑，或提出异议，只是其影响尚不足以动摇、颠覆“吴著说”的主流地位。
进入新时期，在《西游记》作者问题上纷争骤起，且经久不息。先是海外学者(如港台地区的张易克、陈志滨、陈敦甫，英国杜德桥，日本太田辰夫、田中严、矶部彰、中野美代子，美国余国藩等)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终于在1983年以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5]一文为标志，对“吴著说”提出全面质疑。其主要观点为:“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明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示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至于其他几条欲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用为非吴承恩作的旁证。”
章文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游记》论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奋起响应，并迅速形成反对与赞成两种泾渭分明的学术观点。几乎在第一时间里，在同一刊物，苏兴发表长篇商榷文章《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6]，与之展开争锋相对的论争。他逐条回驳了章文的质疑，最后总结为:“天启《淮安府志》的《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指百回本小说;明刻《西游记》虽未署作者名，却由陈元之的《序》透露出作者是‘八公之徒’，与吴承恩身份合;其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友人李春芳，证明作者是吴承恩。”他强调“这几点论证是根本性的”，章文并未动摇。接着，除了章培恒先后在《复旦学报》和《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再谈”、“三谈”该论题文章之外，又有杨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7]，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8]，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9]，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10]，从不同方面赞同、声援章培恒的观点;“反对派”中激烈者则为谢巍、彭海、蔡铁鹰，谢巍在《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连续发表文章，与章培恒展开激烈论争，并对吴承恩著作权进行有力的辩护。据粗略统计，参与这场论争的学者先后达数十人之多，其中发表重要论文的有黄霖、张锦池、蔡铁鹰、刘怀玉、张乘健、杨子坚、李安纲、彭海、吴圣昔、陈君谋、刘振农、宋谋玚、廉旭等人。
这一次论争与以往关于《西游记》作者署名的三个阶段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论争双方势均力敌，从1983年章文引发至今，几乎贯穿整个新时期，犹如潮涨潮落，纷争不息，目前仍处于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其间的论争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80年代主要是苏兴、谢巍与章培恒之间的争论，90年代则主要由李安纲与许多“吴著说”拥护者展开深入的论辩。在过去，即或有过论辩，但总体上呈一边倒之势。如清初“邱作说”势盛，虽有钱大昕、纪昀等著名学者提出异议，但根本不足以对其有任何动摇。五四时期，鲁迅、胡适以其新文化旗手的影响，复加精深的考辨工夫，“吴著说”几成“铁论”，“邱作说”溃不成军，反对意见几乎杳无声息。这一次论争，无论是持“吴著说”，还是“非吴著说”，甚而“邱作说”，大凡参与讨论者都怀有严肃的学术态度，重事实，善分析，恪守学理和学术规范，不唯名家，不拘成说，将自己的观点申述得十分充分;不过，由于论题的复杂性，双方虽主观上试欲以理服人，而效果上非但不能“服人”，反而遭至对方更激烈的反对的情况也时有所见。旷日持久、愈演愈烈，而又相持胶着，终成《西游记》论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二，随着论争的深入展开，关于作者问题的探索由过去的单一认定逐渐向多元推断转化。这是新时期作者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在以往，说《西游记》作者非吴即邱，以单一认定为特点，涉及面也不广，大抵不出邱处机、吴承恩两人，而在新时期特别是现阶段，除了坚持“吴著说”以及重提“邱作说”之外，还有多种情况并存:第一种情况是对吴承恩持怀疑态度。如章培恒，作为争论的发起者，其文立足于对原始史料的审视，且都针对“吴著说”赖以立论的关键问题，极富学术性，极富冲击力，但究其宗旨却止在怀疑，着重于对“吴著说”提出质疑，并不急于下判断、作结论，只是询问在吴承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或是更合适的人选存在(其观点如上，这里不再赘述)。第二种情况是坚决否定吴承恩，正如鲁迅、胡适当年坚决否定邱处机一样。这可以李安纲为代表，他在《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等文中径直以为吴承恩“冒名顶替”，“绝对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其理由主要是:(1)创作《西游记》这样的皇皇巨著，需“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又复若干年点窜”，吴承恩一生忙于科举做官，“没有写作《西游记》的时间”;(2)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演金丹大道之作，“吴承恩是一位儒生，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家中没有佛道之书，更不要说读过《道藏》了”，所以没有这样的才能;(3)吴承恩现存有诗文集，还有大量亲友写的纪念文字，“但都没有提供什么关于《西游记》的线索”，他不可能在别人不知不觉中写成这部巨著[11]。这些理由乍看言之凿凿，其势滔滔，比之章培恒当年提出的问题要尖锐、深入得多，但仔细推究却总觉没有章文审慎严密、合乎逻辑，其所论并非铁证，正如有论者指出，即使是写道教小说，也未尝一定要添置《道藏》;创作文艺作品也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难道非得像如今一些浮躁浅薄的作家那样大肆“炒作”?至于时间，更是一个弹性概念，立志刻苦就有时间，否则再长的寿命也是白驹过隙，蜉蝣历世，“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月蹉跎，悲守穷庐”。如此一来，“新论”顿成空论，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以致被认为“谬误”，招致了不少批评。如刘振农针对李安纲关于吴承恩诗文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西游记》的线索”，“观其一生，他的朋友、亲戚和晚生，都不曾知道他写过什么《西游记》白话小说”，因而不是作者的推论，提出尖锐的诘难:“如果吴承恩不能在不知不觉状态中完成，那么别人何以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呢?李君认为《西游记》是某位宗教高人为了阐明金丹大道而进行的‘教旨文学化’的努力，但当时宣传金丹大道既非反动言论，该本著作又不在禁书之列，署上名字只能增加对信徒的号召力，何以这位高人还要深藏密隐，等待后人来发掘他的大名呢?”[12]这一诘难使李安纲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如果《西游记》作者一定要满足被人知道的条件，那么实际上就取消了《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因为在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之前，人们确实不知道有谁写过《西游记》;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果真有人知道是谁写作了《西游记》，比如在最早的世德堂本上署上他的大名，就像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书“后学罗贯中编次”一样，那么，还需要我们今天来饶舌不休?
还有第三种情况则是试图绕开邱、吴纠缠，另辟蹊径，寻找新作者。这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将作者定为“华阳洞天主人”。明本《西游记》虽然皆不署作者姓名，但世本、杨闽斋本和唐僧本都题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在编、校职责不分的古代，这位“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正是《西游记》的作者。如沈伯俊认为“从古代小说题署的惯例来看”，也有将作者题为“校阅”、“校正”的实例，故世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确实存在即‘华阳洞天主人著’的可能性”[13]。关于华阳洞天主人的身份，则众说纷纭:陈君谋、张锦池认为是陈元之(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载《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载《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孟宝林、沈承庆沿袭苏兴的看法，认为是李春芳(孟宝林《华阳洞天主人与吴承恩》，载《西游记研究》第2辑，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8年;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孙国中则指认为刘渊然(《〈西游记〉作者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当然也还有论者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淮安儒生吴承恩(刘怀玉《世德堂本〈西游记〉所署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吴承恩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第二种类型则是根据已有的线索探寻全新人选。鉴于“吴著说”与“非吴著说”一时难下定论，一些学者呼吁另辟蹊径，“重新考虑《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不要再纠缠于究竟是不是吴承恩的问题，而是应当努力寻找出吴承恩之外的真正的作者”[14]。如孙国中虽然指认华阳洞天主人即《西游记》作者，但提出了一个新人选:明代高道、明仁宗赐号“长春真人”的刘渊然。李安纲从清人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中“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等语中引申出来，对所谓“史真人弟子”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推测。认为两书在思想上完全一致:《性命圭旨》是道家经典，《西游记》则是金丹大道的“文学化”，所以“二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人”，并在稍后随即提出二书作者均为唐新庵。他辨析、论证说:“据震初子余永宁常吉的《刻性命圭旨缘起》云:‘里有吴思鸣氏，得《性命圭旨》于新安唐太史家。盖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丰干居士。居士见而悦之……因相与公诸同志，欲与一言为引。’……署曰‘万历乙卯’，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可见，是书出自唐太史家，由吴思鸣与丰干居士共同刊行……思鸣即之鹤，唐太史即唐新庵，为吴第舅氏……我们倒倾向于唐氏所作。他曾为太史，深通儒学星占、星历阴阳，在仙风大炽的嘉靖时代钻研佛、道，亦为易事;而且那么多的丹经梵典，也只有在朝廷的书库中才能读到。其著述的时间，可能是在家时。因为在朝时，亲眼所睹、亲耳所闻过因劝讽皇帝禁止方术外道而被杖死严惩的事例，所以会在朝廷为官时收集资料和构想，居家时再整理编撰成书。由于心有余悸，不敢署名，而托为尹真人之弟子所著。这事吴思鸣肯定是知道的，书是他从舅家拿出来的，为什么不早早付梓，而要‘藏之有年’呢?很简单，书的主旨在于移风易俗，有碍当政，必须等到适当的时候，所以在万历四十三年才将它拿出示人。”[15]称引史料颇为翔实、新鲜，推论也比较合理、严密，但我们注意到其立论在所谓“金丹大旨”之上。最近又有胡义成连续著文，据宋代邱处机的再传弟子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所撰碑文推断《西游记》的祖本《西游记》平话出于全真教创始人邱处机麾下华山道人史志经之手。而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居于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闫希言(闫蓬头)则是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16]。《西游记》名花有主，且“花落道士家”，其立论方法与李安纲如出一辙。
在这些提出的新人选中，有较大影响和有说服力的或许是黄永年提出的鲁藩或藩府宾客说。他在《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文以及《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中，根据世本陈元之《序》中关于《西游记》作者与明代藩王府有关的线索，结合明人周弘祖目录著作《古今书刻》山东鲁府刻有《西游记》的记载，首次推测《西游记》出于山东鲁府，作者当为鲁藩王或鲁藩府宾客。他根据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的有关记载，指出:“《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府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本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17]联系世本陈元之《序》中所说《西游记》或出藩王府的话，他推断作者当与山东鲁王府有关。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的是黄霖，他经过多方考证，断定这个“鲁王”便是“嘉靖二十八年才去世的鲁端王朱观，而不是他的儿子恭王朱颐坦”[18]。后来黄霖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西游记》研讨会上重申这一观点:“根据有关《西游记》的最早的书志《古今书刻》的著录、最早的提及作者问题的实际情况，《西游记》可能是出于某鲁王或其幕僚。”[19]不过，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因为他毕竟是在一项孤证上立论，《古今书刻》上终究只录有“西游记”三个字，而且此后明清两代也从未有人提及此“西游记”与演绎唐僧取经的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邱处机虽然不是《西游记》的作者，但他创立的全真教却与《西游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详见柳存仁《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20])。所以当代亦还有人重提“邱作说”的，如金有景写有《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认为论《西游记》作者应分清祖本和今本，其“祖本的确有‘证道’或‘修金丹，炼气功’等等主旨”，“还具体地反映了邱处机所属的全真派的观点”，因而“邱作说”不能完全否定，“祖本《西游记》的作者非常有可能是邱处机”[21]。这一看法集中地体现出一部分学者坚持、维护“邱作说”的决心和为“邱作说”翻案的意图。
吴圣昔(燮)新近连续发表两篇长文《究竟谁是造物主——〈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和《版本论中论作者》[22]。前者旨在对延续近二十年的作者之争作理性总结和综合考辨;后者则试图探索新的途径，以“打破《西游记》作者之争拉锯战僵局”，改变胶着状态。吴圣昔首先将目前现状概括为:“吴著说尚未被推倒，非吴著说远未能成立，但吴著说也还成不了定论”。吴圣昔一贯主张“吴著说”，笔者以为他这样说，一方面已实际上表明自1983年章文发表以来，“非吴著说”日益壮大，已积聚起强大的理论力量，并在一定程度开始动摇“吴著说”的阵脚;另一方面，吴氏并未放弃“吴著说”，由于《西游记》是一部经过几近千年的漫长演化的世代累积型巨著，作者问题“实在太复杂”，“是一项系统工程”，“笼统地总体地称某人是《西游记》作者，显然不符实际”，“即使把所谓作者严格约束在将《西游记》从民间文学作品改编为百回本的文人是谁的范围内，似乎也极为困难”，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原本是哪一部，它的底本即所谓平话、词话又是哪一种，什么样子”。即以百回本而言，“以往所提出的包括吴承恩在内的诸作者所改编的本子，其实并不统一，相反却差别甚大”。这样，关于《西游记》作者，就很难得出确定性的对象，其结果便只能是“陷入渺无结果的拉锯战”。基于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将作者问题“与研究《西游记》源流演变紧密结合起来，与研究《西游记》成书和版本史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从版本的系统研究中找坐标”。他的具体设想是:“从成书史和版本史上选定一部或两部重要者为对象，具体地共同地目标一致地来探讨它或它俩的作者为谁，也许这倒能成为突破口，有效地推进作者之争的发展。”
当然，这一论述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也尚未有实绩体现，其立论的价值也还当接受研究实践的检验，但无疑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在《西游记》作者研究方面，也显示出某些新动向。至于《西游记》作者这一论争的最终结果，窃以为仍需假以时日，拭目以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其胶着状态必将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