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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第三个标志性成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在新时期研究中甚为薄弱。这主要源于其自身情况的特殊复杂性:一方面，它作为客观存在的平话事实已被确定，在今见谚解本(残文)中明确称《唐三藏西游记》为“平话”;另一方面，由于其全本基本佚去，目前仅见《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所录两段残文“魏徵梦斩泾河龙”和“车迟国斗圣”^[62]，所以其基本面貌模糊不清。除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60年代赵景深分别对这两个片断作过初步评述外，对这一《西游记》古本似乎一直未展开专门的研究，一些文学史或小说史著作往往采取一笔带过的方法，或含糊其词，或语焉不详，甚或以讹传讹。对此，笔者以为《西游记》论坛亟须关注并展开行之有效的研究。以下例证或可见出目前认识的肤浅，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其一，2000年新世纪伊始，学界曾公布一项“新发现”。有消息称在明《永乐大典》中发现了《西游记》(平话)的残文^[63]，诧为奇事。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著作《〈西游记〉的演化》时已有所披露:1930年北平图书馆善本室庋藏的传抄本《永乐大典》中，其13139卷“送”字韵“梦”字条下，录有一则长达千余字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引书标题径作《西游记》，并引录了这则《西游记》平话(残文)的全文。经有关专家指认，发布这一消息的《图书馆建设》杂志不久刊出署名文章，澄清事实，称“《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不是新闻”^[64]。如果稍有对《西游记》平话的了解，就不至于闹出这样失之肤浅的笑话。

其二，60年代初期赵景深著文《谈〈西游记平话〉残文》，对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平话^[65]故事“车迟国斗圣”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辨析，对于后人进一步认识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但其中称“谚解本断片中还有八条相关注”明显有误:现已有学者指出“《谚解》介绍《西游记平话》的注释只有七条，且其中只有两条较详”^[66];又有学者指出:“《朴通事谚解》中所叙及的有关《西游记》平话的具体故事，其实只有一节‘车迟国斗圣’的简扼梗概，但是文中有九条注文，却颇为广泛地介绍了该平话的主要故事情节。”^[67]所言注释条数均与赵文有偏差。笔者经过逐条核对，可确定实为九条，其九条注释的内容依次为:①三藏师傅(父)、②西天取经、③刁蹶、④证果金身、⑤唐三藏西游记、⑥孙行者、⑦烧金子道人、⑧揭地、⑨二郎。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自赵文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皆沿袭赵说误为八条，对文学史撰写有重大突破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亦依然称“古代朝鲜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还有八条注文，述及取经故事的有关情节，与今传百回本《西游记》互有异同”^[68]。

当然，据目前条件要对《西游记》平话的相关问题作出准确而深入的揭示确乎还有困难，在平话全本或更多的片断发现之前，这种困难将一直存在。然而如果能将迄今为止(以新时期为主)散见于学者们各类《西游记》著述中的有关看法汇集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去芜存菁，求同存异，则颇有助于对《西游记》平话的进一步认识。笔者经过一番爬罗梳理，抽绎、归纳出几个问题，现予胪列评述如下:

(一)关于今见两则残文是否出于同本平话。

“梦斩泾河龙”今见于明《永乐大典》，“车迟国斗圣”保存于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按一般的理解，《永乐大典》与《谚解》没有任何关系，又《谚解》经过高丽人改写，已改变了“平话”的原始面貌，所以两则残文是否出于同本平话就成了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黄永年在为《西游证道书》校点本所撰、旨在“介绍《西游记》的成书经过，特别是百回本出现后多种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的长篇《前言》中提出:两者出于同一本平话，“是同一个东西”。其理由为:《朴通事谚解》是朝鲜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的汉语教科书，系用崔世珍的《朴通事》和《朴通事集览》即《老朴集览》合编而成。《朴通事》中有步虚和尚在燕京永宁寺说法的记载，可推定其成书当稍后于元顺帝至正七年;《老朴集览》中有“永乐中于北平肇建北京为行在所，正统中以北京为京师”之语——这就与“永乐”、“北京”等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了联系，这样，《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所录的两则《西游记》残文属同一平话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69]。第二种意见以蔡铁鹰、李时人为代表，认为两则残文都属于平话体，但并非出于同一本平话。蔡铁鹰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保存的《西游记》片断属于同一作品。不过因其形态相近，习惯上将其称为《西游记平话》。”李时人也说:“从各个方面考察，虽不能证明这两者同出于一个本子，但同属‘平话’还是可以确定的。”^[70]还有第三种看法持犹豫不定的态度，发端于胡士莹写于60年代而出版于新时期之初的《话本小说概论》，他在全文引录这两则平话残文后说:“《朴通事谚解》所根据的《唐三藏西游记》，和《永乐大典》所引的《西游记》或许是一个本子。不过《朴通事谚解》所引的是经过朝鲜人改写的，因而文字风格就不一致。”^[71]结论颇为踌躇婉转。

这三种意见各有一定的道理。肯定者立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过黄永年提供的证据似乎不够直接，且不免是个孤证。否定者则基于目前所有的材料(即“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忽视了今后或有可能出现新证据的趋势，故其论断它们不是同一平话似乎为时过早。相对而言，第三种看法比较稳妥，既看到两者相同的平话文体，也照应其文字上的不同风格。笔者以为:联系宋元间平话发达的实际，它们或有可能类似于《三国志平话》与《至元新刻全相三分事略》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发现的《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内容基本相同，唯早于《平话》刊刻，且内容更为简略罢了^[72]。与此仿佛，《永乐大典》本与谚解本应属于同一系统的两个刊本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仅止于推测臆断而已。

(二)关于《西游记》平话出现的时间(年代)。

最早论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的郑振铎推测比较笼统:元代中叶。但《平话》出现的时间直接影响着《西游记》演化历史的格局，特别是它与《诗话》、《杂剧》等阶段在这一整体格局中的排列次序，理应予以仔细辨析和确认。

众所周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系宋代“说经”话本^[73]，现有人考证“它可能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74]，其远早于平话本是无疑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今存杨东来批评本，刊刻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杨景贤为元末明初间人，其所作杂剧不会早于元末。所以推定平话本的时间，其关键主要在于它与《西游记》杂剧孰前孰后的问题。如果“梦斩泾河龙”与“车迟国斗圣”两段残文不属于同一个平话，那么问题将变得十分复杂;如果推定为同一部平话，或者存在较多的讨论余地。

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赵景深在《谈〈西游记平话〉残文》中说:“《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之间，应该有一种作品，比《西游记》简单，却比《西游记杂剧》复杂。”这就是说《西游记》杂剧在前，《西游记》平话在后。李时人说得最为明确:“这部平话的成书是《杂剧》以后的事情，它可能刊于元末，是西天取经故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75]另一种意见与之相反。胡士莹认为《西游记》平话是“元末明初以前的产物”，其写作时代“当在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之后，元末明初杨讷《西游记杂剧》之前”^[76]。石钟扬甚至将它提至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之前，他指出:“《西游记》平话，如是元末明初之作，其理当可与《三国志演义》比美，而从现存残文窥及它不但远不及《三国志演义》，甚至尚比吴昌龄所作《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幼稚，而仅仅可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携手，因而它只能是元初作品。”^[77]

辨析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西游记》杂剧作为一个发展阶段，从元前期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今佚)到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有长达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产生于元明间的《平话》或有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即胡士莹所谓处在吴昌龄之后杨景贤之前。又，考虑到《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047)，《朴通事谚解》刊刻于清初康熙年间，其间多有称引元后期著作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其序言写于1366年)，所引《西游记》平话“也应是元代后期、最迟也是明代初年的作品”^[78]。据此笔者以为平话大约与杨景贤杂剧同时，这样，自唐宋以来世代累积的西游故事从话本与戏曲两种民间文艺的不同流向，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都实施了影响。应该说，这比较符合话本、戏曲与章回小说三者的基本关系。关于《诗话》、杂剧、平话、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排列次序应该为:

(三)关于《西游记》平话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最经典、至今也最有影响的论述当推郑振铎:

这样，《西游记》的源流，是颇可以明了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曰《西游记》的祖本，无疑的是《永乐大典》本，吴承恩《西游记》给这“古本”以更伟大、更光荣的改造。^[79]

这一论断不仅明确指认了《西游记》的“祖本”，同时也提出了平话本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这一论题，其后有许多学者遵其线索作出了诸种论述。如胡士莹指出:《朴通事谚解》所引平话“把这个古本《西游记》取经部分的轮廓都写出来了”，“吴承恩《西游记》中的重要情节，在这里大体上都有”^[80]。刘荫柏说得更为明确:“最接近吴承恩小说的是元人《西游记平话》，它不但是吴承恩重新加工、创作《西游记》时的祖本，也是杨景贤写《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81]李时人也认为“关于西天取经主体故事，《平话》的发展最大”，他还指出平话的最大贡献在于强化了孙行者的形象重心，“随着取经路上破魔斗法情节的增加，《平话》中的孙行者的活动大大增加”了^[82]。可以说，孙悟空成为《西游》作品中的真正主人公当是从平话本开始的。蔡铁鹰将平话与《西游记》相关(相对应)的情节内容作了周详的对照，充分说明了两者的渊源关系，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现对其稍事修改列表于下，以清眉目:

在蔡铁鹰对此表说明中可注意者有二:(1)吴作《西游记》前面大半部分与平话大致相似，基本上是在平话的基础上扩大而成，但至八十三回以后，平话提供的材料告罄，吴承恩便独立创作了十五回九个故事。(2)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没有突破平话提供的情节轮廓，特别是“太宗入冥”部分，与平话几无差异，其后续故事与前面部分相契无隙，唯以文采秀丽、言谈幽默、神韵丰腴而见长^[83]。对此，笔者还要补充第三点，所谓“祖本”的内涵、外延与“影响”完全不同，分属两个论题:祖本指向版本流变，而影响包括《西游记》的全部源流问题，包括版本嬗递，其中尤以故事(情节)的相互沿袭流变最为重要。上表所列要旨即在展示平话与后世百回本小说在情节上的流变轨迹。

新近出版之萧欣桥、刘福元所著《话本小说史》对这一论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据该书所述，《西游记》平话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1)《西游记》中的许多“非常特殊”的人名、仙名、佛名、妖名、地名、国名皆为平话本首创;(2)《西游记》小说的许多故事内容和情节细节，“直接或间接地袭用于《西游记》平话”，或由调整、充实、改编而成;(3)平话与百回本皆为小说体裁，在阐述故事的方法和技巧上有更多的联系和“共通之美”;(4)《西游记》全书由三大板块(大闹天宫、太宗入冥、西天取经)组合的立体结构在平话本中已“初露端倪，大体确立”。据此，该著就平话本对后世百回本小说影响，概括如下:

《西游记》平话的出现和刊行，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玄奘古印度求法由历史故事向文艺创作的标志，在“西游”故事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意义是开拓和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方向;那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的成果，便是《西游记》平话。它为小说《西游记》的成功改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说得具体一些，《西游记》平话即使不是《西游记》小说加工改编时所直接使用的底本，也肯定存在着某种间接的祖源关系，即小说《西游记》是以某种《西游记》古本或《西游记》词话本为底本，而该《西游记》古本或《西游记》词话则以《西游记》平话为底本演变而成。^[84]

纵观这些评论，都强调了《西游记》平话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重大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从整个《西游记》源流来看，结合它与《诗话》、杂剧在《西游记》演变格局中的排列次序，似乎也还存在一些疑问。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平话本遭长期湮没，目前仅见两段残文，其中“魏徵梦斩泾河龙”一千二百字，“车迟国斗圣”不足四千字，两者相加也只占全本的十分之一(参考宋元时代《全相平话五种》，推断其全本字数当在五万字左右)。我们掌握的原始资料实在还很贫乏，目前所作的一些评述，事实上还包含有许多推测臆断的成分。其中有些论断是根据现有的诸多线索、结合文学发展的规律演绎而出，有的则不免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比如以平话本为《西游记》的祖本，“杨景贤写作《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就值得商榷。自80年代开始，陈新撰写了系列论文，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85]。从小说发展的规律来看，平话固然最有可能成为后世同类章回长篇小说的直接源头，如《三国志平话》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但也并非一概如此，比如《武王伐纣书》(平话)之于《封神演义》，后者虽源于前者，但它的故事格局和叙述方式，却非直接承袭平话，而更接近于余邵鱼所作的《列国传》^[86]。至于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蓝本，据笔者管见，更有可能是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的西游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其最终佚失，本来就与两者夹缠有关^[87]。《西游记》作为世代累积型著作，理应具有多个源头，其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民间说书(俗讲)话本和戏曲(杂剧)两个不同的流向。现在，杨讷(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全本(六本二十四折)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俱在，唯《西游记》平话逸佚，故而要对其作出全面、深入的认识，确乎还任重道远。

[2]对《西游记》平话的年代有不同的认识，这里姑且排在《西游记》杂剧之后。

[3]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4]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集林》第二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又见《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5]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6]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又见《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7]参见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8]冯保善《异军突起，别树一帜——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系列评述》，见《淮阴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9]参见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载《文物》1980年第9期;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间考辨》，载《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10]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的关键中介——〈礼节传簿〉的再发现》，《活页文史丛刊》(1990年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张锦池《说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北方论丛》1997年第4期，又见《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

[13]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14]吴圣昔《〈西游记〉版本浅说》，《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

[15]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16]张兵《北宋的“说话”和话本》，《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17]张兵《北宋的“说话”和话本》，《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22]参见辩机《大唐西域记》卷第九《摩揭陀国下》“二十、鸡足山及大迦叶故事”。

[23]参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九“二十三、灵鹫峰及佛迹”，中华书局，2000年，第725页。

[24]此解也有佛教上的渊源，谓佛祖说法之音如雷震。庾信《陕西宏农郡五张寺经藏碑》:“法云(雲)深藏，师子雷音。”

[25]参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之《论〈西游记〉的成书》中之介绍。

[26]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27]参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九“二十三、灵鹫峰及佛迹”，第725页。

[29]分别引自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30]关于“西游”传说，可参看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之《〈西游记〉与民间传说》，中华书局，2003年。

[31]参见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3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29页。

[37]此说后来鲁迅予以更正，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即杨本)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

[39]郑振铎《西游记杂剧》，《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57页。

[40]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31页。

[42]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和冯沅君《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4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46]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引自刘荫柏主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26页。

[47]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引自刘荫柏主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726页。

[48]小说的成熟在唐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又依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戏曲的成形在宋元之际。

[50]黄人《中国文学史》，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52]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53]参见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54]《西游记》杂剧为明初作品，但艺术发展具有独立于政权变更的连续性，《元曲选》、《元曲选外编》都收有少量明杂剧，这里也将其统计在内。

[56]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731页。

[57]郑振铎《西游记杂剧》，《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56页。

[59]明本《西游记》(百回本)无唐僧出事故事，李时人等认为系世德堂本刊落。

[62]或以为三段，即以20世纪30年代于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所刊“唐僧西天去取经”一节为《西游记》平话片断。聊备一说。又，据张锦池推测，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卷四所载唐僧出世故事实为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则残文。

[63]参见张忠辉《〈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1期。

[64]参见郎菁《〈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不是新闻》，《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6期。

[65]关于平话本目前或称为《西游记平话》，或写作《西游记》平话，考虑到《朴通事谚解》实际所称是《唐三藏西游记》，平话只是它的文体，故笔者采用“《西游记》平话”这种写法。

[66]李正民、宋俊玲《关于〈西游记平话〉的几点考辨》，《晋阳学刊》1997年第3期。

[67]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68]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

[69]据黄永年称，这一理由来自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考证。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70]蔡铁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兼及中国小说演变过程的理论意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的形象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72]参见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4页。

[73]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胡士莹《话本小说史》、陈汝衡《宋代说书史》皆持此说。

[74]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75]李时人《〈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77]石钟扬《虞集〈西游记序〉考略》，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2辑，1988年，第75页。

[78]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82]李时人《〈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49页。

[83]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84]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85]可参看陈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整理后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卷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87]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