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游记》成书阶段的划分

今见百回本《西游记》并非作家个人创作，而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巨著，经过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演说的长期流传等阶段，最后由文人创编定型。这一论断由鲁迅、胡适和郑振铎于五四时期提出，并得到学界认同。徐朔方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成书研究中将其上升为一项小说理论——“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说，用以揭示中国早期长篇章回小说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他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1]

此说既可有效地解释这些小说巨著丰富复杂的思想的形成，也可用作衡量某些小说观念如《三国演义》的正统说，《水浒传》的诲盗说，《金瓶梅》的苦孝说，《西游记》的全真教道教本说，有助于在小说研究中去伪存真，探索深谛，因而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影响。可以说，“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说的提出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这一小说理论也得到了《西游记》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印证，包含着《西游记》研究的贡献。

新时期的《西游记》成书研究在遵循这一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聚焦于整个《西游记》演化过程的阶段划分以及各个阶段(标志性成果)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两大问题，并从多方面作广泛、深入的展开，取得了重大突破，并有一些新发现问世。

关于成书阶段划分，多数学者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从唐时史乘(主要指辩机《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始，经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明之际《西游记》杂剧、明初《西游记》平话^[2]的演变而成大部《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前后共五大阶段。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出版之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并以此线索论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李时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一文中说:“由历史故事发展成为《西游记》这样复杂的文学故事，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很多作家艺人都贡献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抽绎、划分阶段理应贯穿演化过程的所有环节^[3]。他还以孙悟空形象为例，具体、细致地分析了这些阶段的演化过程。

但是，这更多是揭示出中国几部世代累积型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水浒》等)演化中的普遍性，至于《西游记》成书的个案则仍然有其特殊的复杂性。黄永年认为在演化过程中，诗话本、平话本的存在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唯元明两代，《西游记》杂剧不如《三国》戏、《水浒》戏发达，因而它的作用有限。他认为“戏曲和小说虽有关系却非同一系统的东西”，“何况现存的《西游记》杂剧只有明万历四十二年刊刻的杨东来评本，它是否就是天一阁藏明抄本《录鬼簿续编》中著录的明初杨暹(字景贤)所撰《西游记》，尚成问题”。他援引赵聪《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中的观点，“怀疑它(即《西游记》杂剧)是杨东来本人根据当时已流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所撰写，因而所演情节虽简略却和百回本无大出入”，即使元明之际有其他“西游”杂剧存在，“其故事情节看上去不会比第一阶段(即《诗话》)的说经话本有多大进展”^[4]。所以他实际是将《西游记》杂剧排除在《西游记》演化史之外，将《西游记》成书过程划分为史载→《诗话》→平话→百回本四大阶段。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刘荫柏，他指出:“杨景贤比吴承恩约早一百多年，但他的《西游记》杂剧刊本问世较晚，已是吴承恩逝世三十年以后的事”，“故推测他(吴承恩)生前未见此剧本”^[5]。客观描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自然应将杂剧剔除。

还有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徐朔方在讨论《西游记》成书问题时不仅确认元明杂剧这一发展阶段，而且引入了杨本、朱本两部简本与吴承恩百回本的关系。即是说，如果两部简本果真出现在百回本之前，那么《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在明代小说创作阶段还需细分为简易“西游”小说(姑且以此称谓，鲁迅称“简单的小说”)与百回本长篇小说两个阶段，这样就不仅没有减少其中的既有环节，反而又增加出一个阶段，成为六大阶段。徐朔方对此未作明断，认为“要把所有不同版本同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按目前条件“仍然不易做到”，而已有之参差不一的论说“只能令人困惑”^[6]。但笔者认为，他提出的可能性从学理和逻辑上说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后来陈新、张锦池等人的版本研究已为之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他们都认为杨本、朱本等简本都有可能早于百回本^[7]。

还有人试图从根本上突破由鲁迅、胡适、郑振铎当年关于《西游记》演化过程的预设，或从寻找《西游记》新史料着手，或由全新的思维路数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多方面、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提出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意见，择其要者有以下方面。

其一，关于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

蔡铁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连续撰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西游记〉成书的关键中介》、《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的流向和影响》等文，以丰富的史料事实和详尽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新阶段:山西队戏阶段。这一构思以其前所未有的理论建设意图和新颖性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在成书研究中被誉为“异军突起，别树一帜”^[8]。

1987年，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戏曲》第三辑全文刊出山西潞城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首次披露了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有关材料。该刊同时刊出著名戏曲专家黄竹三等人的考述、评价文章。据他们介绍，“队戏”源出于队舞，是流行于宋元时期的民间戏曲。所谓“礼节传簿”，就是那些仪式、程序和演出内容的记录底本。现在所见的这份《礼节传簿》1985年发现于山西潞城，为崇道乡南舍村堪舆家曹占鳌、曹占标兄弟所存，故称“潞城本”。蔡铁鹰根据其中与取经故事有关或与取经故事以后演变有关的丰富内容，经过仔细、深入的分析，认为:《唐僧西天取经》队戏对《西游记》成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丰富的“西游”内容“恰恰弥补了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唐僧取经故事在这一时期的演变空白”，队戏“在《西游记》故事中是一个独立的构成单元，是单一的来源”，“它是《取经诗话》的演化”;并进一步提出它是取经故事由西北地区发端转入中原地区的“中介”，“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西北取经故事进入中原演变定型的途径”。他援引王静如根据1980年公布的甘肃安西榆林窟中发现唐僧取经壁画，证实西北地区晚唐至北宋时已有唐僧取经故事流传的事实，以及李时人、蔡镜浩和刘坚关于《取经诗话》与敦煌写卷为同一性质、同一方言作品的考证结论^[9]，指出由于它的出现，过去关于《西游记》演化的排列次序，即“唐宋著述或笔记中散见的取经故事→南宋‘说经’说话中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的《西游记》杂剧→可能是明初的《西游记》平话(或称古本《西游记》)→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这一排列次序，其正确性“值得怀疑”，而必须更改为一种新的排列，那就是:“西北《取经诗话》→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原《西游记》杂剧、平话→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蔡铁鹰认为，“西游”故事从晚唐(一说宋元)《取经诗话》至元明杂剧尚有约二百年的漫长时代，其间不可能没有演化的痕迹，队戏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以上所举序列新说“打破了关于《西游记》成书的旧有序列，解释了旧有序列带来的所有疑问，理顺了元代之前各种取经故事资料的关系”，新序列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所以他不无欣喜地宣称“《礼节传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是近年来《西游记》成书研究中最重大的发现”^[10]。对此海外学者有快速呼应，日本《西游记》专家矶部彰于1991年在《中华戏曲》第十辑发表《关于〈礼节传簿〉中的〈西游记〉队舞戏》一文，指出“这些剧目不但说明在山西地区《西游记》戏曲曾于明朝万历二年盛行一时，而且作为问世于世德堂刊《西游记》(万历二十年，1592)之前的资料，填补了《西游记》形成史中万历以前部分的空白”。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这也是新时期《西游记》成书研究的最重大成果之一。

其二，又有关于《西游记》词话本阶段的探索。

较早提到词话本问题的可能是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长篇的说唱词话，明代也有，如《金统残唐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散文本通行之前，它们都有夹说夹唱的词话本，可惜这些本子都失传了。”^[11]因为缺少可靠的版本资料，胡著未能对这些作品的词话本作具体介绍。

随着《西游记》成书以及版本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中得到启发，又重提词话本问题。如张锦池认为推定词话本《西游记》的存在，不仅可以解释百回本(世本)的许多特殊现象，也有利于对其他异本(如朱本)的价值认定。他指出:“世本中诗赞和词话之多所以居中国六大古典小说之首，盖由于它来自词话本《西游记》;朱本卷四与前后几卷所以竟若二书，盖由于一来自平话本《西游记》，一节自世本《西游记》;词话本《西游记》和平话本《西游记》当属同源而异流，但不一定皆源于《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朱本的真正价值实在于其卷四保存了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残文，从而与前后几卷的风格对比中令人知道世本的祖本实为词话本《西游记》，其风貌尚存于世本，致朱本卷四与前后几卷不同一格。”^[12]正式提出了关于《西游记》词话本的问题。

接着，又有程毅中、吴圣昔等人群起响应，探索《西游记》词话本问题。程毅中在论及《永乐大典》本残文“梦斩泾河龙”时说:“可能就是《朴通事谚解》所引的《西游记》平话，但也不能完全肯定，也可能另有一本《西游记》词话。”因为“世德堂本《西游记》里的许多唱词，可能是《西游记》词话留传下来的残文”。他还援引孙楷第早年所作《水浒传旧本考》关于“《水浒传》的前身应是词话无疑”的结论，推测:“如果注意到《西游记》里有那么多的唱词，那么我们不就更可以说《西游记》的前身应是词话了吗?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还将世本与朱本中两首关于唐僧出世故事的韵语进行对勘，得出结论:世本之前可能存在“两个系统的唐僧出世故事”，而其一来源正在词话本^[13]。这一看法对张锦池认为朱本是一部三缀本的观点进行了间接的印证。不过应注意到，程毅中并未将词话本列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态度上有所犹豫，“我们说《西游记》的前身可能是词话，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也许它不叫词话而是宝卷之类的说唱文学”。他以为，词话与平话以及宝卷就说唱文学而言“并没绝对的界限”，平话本“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插入唱词”。吴圣昔则将词话本归入《西游记》众多佚本中来予以讨论，以为平话本以后当有“故事更为丰富的词话本”，因为“世本中确有许多体现民间文学性的文字，如为数众多的俚词和复述语之类”，并且“平话印行后至小说产生前的约二百年间，说书艺人演唱《西游》故事毫无扩充和丰富化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他认为“存在《西游记》词话本佚本的可能性极大”^[14]。

综上所述，关于《西游记》成书阶段划分，以史载(如《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永乐大典》残文等)和明百回本小说五大阶段为基准，并多有学者作相应增减，而又以增加为主导趋势。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先后提出山西队戏、词话本、明简易小说三个新的发展阶段，如将它们排列齐备，则《西游记》演化的次序为:史书记载→《取经诗话》→《唐僧西天取经》队戏→《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词话本→简易《西游记》小说→百回本长篇巨帙《西游记》。

关于以上各个阶段对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用问题，其看法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史载作为源头，涉及文艺与历史(生活)的基本关系，符合“羽翼信史”的传统小说观，故而认识已充分到位。杂剧、简易小说两个阶段皆有人持异议，队戏是新发现，词话本尚处假设和推测阶段。所以这一问题的讨论似集中于《取经诗话》。关于其成书年代、刊刻书铺、刊本原貌及故事源流等问题，讨论十分热烈，争论也时有发生。而就《诗话》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作用问题，李时人、黄永年、徐朔方、张锦池等人均有精到论述。如李时人认为:“玄奘取经由历史故事向神话故事转变的完成则主要得力于唐代寺院‘俗讲’的盛行”，“现存刻于南宋时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诗话》的刊印，在《西游记》成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取经故事发展沉寂时代的结束，随即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时代”，而且是“向神魔故事发展的方向”^[15]。后来张兵又撰文，对此作了具有总结性的论述，指出《取经诗话》虽然谫陋，“但文学作品的各种基本要素均已具备”，“开拓了这则取经故事向神怪小说发展的方向”，因而堪称“后世《西游记》故事的开山之作”^[16]。当然，对《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的研究也比较热烈。关于以上三个阶段对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影响，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总而言之，《西游记》成书研究卓有成效，不乏新突破、新发现，是新时期《西游记》研究有活力、显业绩的重要方面。它不仅为《西游记》的文本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它为《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证明，有利于正确认识作品的艺术品格和美学特征;另一方面，它对揭示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轨迹、展现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积聚历程，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实际的根据，其意义已超出了《西游记》研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