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振兴
1982年10月，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分会(现江苏省作家协会)、《江海学刊》编辑部以及淮安县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23]等五单位联合发起并主办的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连云港和淮安两地隆重召开。共有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涉及九十五个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八篇。这不仅是新时期，也是建国以来甚或整个《西游记》学术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高级别盛会。
会议的一大重点是研讨吴承恩生平。纪念我国明代伟大文学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正是本次会议的缘起之一。所以会议率先打破常规，组织全体代表去凭吊吴承恩墓，瞻仰吴承恩故居——射阳簃。吴承恩墓和吴承恩头骨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游记》研究的重大发现。根据刘怀玉《吴承恩墓地调查散记》和张建军《吴承恩的面貌复原》两文介绍[24]:1975年1月在淮安城南二堡大队(现为二堡村)出土了吴承恩为其父吴菊翁所作的《先府宾墓志铭》，和写有“荆府纪善”四个字的半截棺材头挡板(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引起极大关注。1981年8月，在江苏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下，淮安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根据这些线索对吴承恩墓地进行了调查[25]。调查确定了上述出土文物的事实和价值，并取得“一项很大的收获”——找到了吴承恩夫妇三人的三只头颅骨和一部分其他部位的骨骼。后将掘出的三具颅骨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鉴定，其中一具男性老年头骨的特征为:年龄达七八十岁，是典型的黄色人种(蒙古人种)，中头型，脑量大约1580毫升，长方形的面架，高凸型的眼眶，颧弓外突，颜面平而阔，中等阔的鼻型……考核有关文献记载，这具头骨当为吴承恩。在贾兰坡先生的主持下，该所运用科技手段成功地复制出吴承恩立体半身塑像。淮安县政府旋即修建吴承恩故屋——射阳簃，安放吴承恩塑像，并在墓地原址扩辟三亩土地，修建吴承恩陵园，以供世人凭吊、瞻仰。
应该说，这是古代小说大师吴承恩的莫大幸运。《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连是否实有其人尚在怀疑，如鲁迅只推测其为“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26]。曹雪芹除了一部《红楼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材料(仅存吉光片羽的两句诗)，历代红学研究者大事搜寻，至今尚未有可观的收获。而吴承恩，自1929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刻本(四卷)至七八十年代，不断有文物出土，直到头骨复原塑像、收建墓地。并且随着这些新发现，吴承恩研究日益趋热，评价也愈来愈高。这次会议对吴承恩《西游记》作了充分肯定，对吴承恩生平事迹进行了深入的追索和研讨，并有学者透露了两条有关评价吴承恩和《西游记》的信息:第一，黄裳在发言中说:“师陀(著名作家、学者——引者注)先生最近说《金瓶梅》可能也是吴承恩写的;他发现里面用了大量的淮北土语方言——这是一个有活力的方法……如果能证明《金瓶梅》确实也是吴承恩的作品，那么吴就更加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27]其二，胡小伟在发言中提及:“钱锺书先生说过《西游记》比《红楼梦》还伟大。”[28]此说在学理上未必尽然，但显露出对吴氏极端推崇的信息。现钱锺书已仙逝，所论出处无考，但胡小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与钱氏共事多年，或者钱氏在某种场合、某种环境下向其说过此类看法，也不无可能。钱先生为当代学界泰斗，洋洋大著《管锥编》，见解精深，言必有据，此论一反鲁迅、胡适等人关于《红楼梦》地位的评论[29]，确有石破天惊之效。
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全面研讨《西游记》，取得了许多新见解、新突破。现在能见到的、保存此类成果的文献主要有两份:一份是由连云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辑的《研究》杂志第15期(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专辑，1982年11月10日)，一份是由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84年3月)[30]。现据这两份文献对会议研讨《西游记》的有关课题介绍、评述如下:
(一)关于《西游记》的思想性。
20世纪70年代末对《西游记》思想倾向曾有过一场讨论，会议肯定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予以深入的总结。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的刘士昀就该刊刊发刘远达全面否定《西游记》的论文《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1982年第1期)作了说明:“目的在引起争论，解放思想，(编辑部)并不一定同意他的意见。”何满子、苏兴从历史、艺术批评的高度评价了《西游记》的否定精神与批判性。前者考出中外统治者嗜食小儿，“杀而剖其腹，去肠胃熟食之”的史实(见《月山丛谈》);后者考出嘉靖间抽税太监高寀“食小儿脑千余”、取小儿阳具和药的史实(见《万历野获编》)，这些均印证了《西游记》对明世宗等封建帝王的批判和嘲讽。欧阳健对贯穿全书的玩世主义进行了新的认识，对胡适和鲁迅的相关观点作了全面评述，指出玩世主义不是单纯的艺术风格，而是一种严肃的处世态度，联系着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怀疑与否定)，因而“具有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的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在会议上更为广泛、深入地论述了自己先前已提出的观点。如朱彤力主“市民说”，认为孙悟空“代表着民主的力量”，“是当时新兴市民思想在新兴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反映”。李希凡则依然坚持“主题转化”说，认为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中是英雄，但最后“给套上紧箍儿实在是个悲剧，不能不引起同情”，只有“主题转化”说才能解释《西游记》前后“两截子”的问题。
(二)关于《西游记》的成书与版本。
关于《西游记》的成书，李时人《〈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高明阁《〈取经诗话〉阅读札记》两篇论文及发言引起了会议的普遍关注。李文是新时期国内《西游记》研究界第一次对《西游记》漫长(自唐至明)的成书历程进行全面阐述的力作[31]，基本理清了从《大唐西域记》等历史记载，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最后定型于百回本长篇通俗小说《西游记》的发展线索。高文则是以个案研究为主，以《诗话》为核心，上溯下探，披露、揭示出许多《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现象，内容翔实，论证深入，也令人耳目一新。
在版本研究方面，陈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关于《西游记》“版本源流的假设”，认为杨本是“今存西游故事最早、最完整的‘古本’”，朱本则是介于杨致和本和吴承恩本之间的“怪胎”，三本的次序是杨本—朱本—吴本。此论的不同凡响处在于它重新肯定鲁迅的观点，否定久被视为定论的郑振铎的观点[32]。他指出:理顺、确立三本的关系，对于《西游记》的版本、成书以及作者研究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这种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日益显露出来，三本关系成为《西游记》版本论的重要内容，积淀为《西游记》研究中的基本学术命题。
又，徐式宁、徐澄平就最近十多年来李卓吾评本的发现与出版情况作了说明，他们透露:“这个《西游记》评本有的批评很有见识，像是李卓吾的见解和口气，有的却平淡无奇，有的甚至低级庸俗。到底是否出于李手，还有待于专家们鉴定。”[33]与会者对此饶有兴趣，有代表甚至呼吁尽快把它影印出来，以供研究者之需。
(三)关于研究《西游记》的方法。
许多会议代表提出:当前《西游记》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文革”时期越演越烈的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方法)尚未得到彻底清洗，一些简单化、概念化图解作品的倾向时有所见。何满子将其指为“《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李希凡也说:“研究《西游记》不能忽视神魔小说的特征而用简单化方法进行分析，不能用庸俗社会学观点来图解作品中美丽的神话世界。”
《吴承恩与〈西游记〉》一书作者胡光舟在大会总结会上重提了“形象大于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命题，认为评论《西游记》应从形象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主观意图(包括作者和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出发。这也是许多学者的一致看法，如孟繁仁指出:“目前，《西游记》研究中明显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用现在的标准，来给古代文学作品贴标签、划成分;二是用对待现实主义作品的眼光，看待这部浪漫主义作品，忽视了作品的主要倾向。”而归根结底则是忽视了它的形象体系和神魔小说的实际。萧兵则吁请重视比较研究:例如《西游记》各种体裁、版本的比较，《西游记》与民间传说、少数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比较等等，他以《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一文为例，说明了“比较文学之原则”:整体对应性，多重平行性和细节密合性。这一倡导受到许多代表的赞同，但他的《通考》却遭到一些质疑，“反对派”的主要代表是胡光舟和萧相恺。如萧相恺直称:“我很怀疑哈奴曼、无支祁对孙悟空有多大影响。因为这类型的故事，印度、希腊、中国、阿拉伯等都有，哪个是源，哪个是流，哪个影响哪个，上古交通不便，怎样交往……这些问题，萧兵的《通考》等几篇论文和发言都没有回答。”故而读后有无所适从之感。
在展开充分深入的讨论之后，会议还就今后的《西游记》研究提出了若干倡议和建设性意见，其中呼声比较强烈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编纂《西游记》资料汇编。随着《西游记》研究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编纂资料汇编已显得十分迫切。对数百年来丰富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不要主观地加以否定，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资料都应选择，资料越全越好，只要是有关《西游记》方面的资料，我们都要全面地编上”。关于编纂的方法，可以《红楼梦》、《水浒传》资料汇编为参照。
其二，成立《西游记》学术机构。为了推进《西游记》研究，国内国外都有必要设立经常性的学会组织，大学有条件的可以成立研究所、教研室，建设选修课。在这一点上，《西游记》与《红楼梦》、《水浒传》等存在很大差距，《红楼梦》学会，全国性、地方性的研究组织不计其数，山东甚至已经有了蒲松龄研究机构。而实际上《西游记》比《红楼梦》更加家喻户晓，一个中国人可能不知道贾宝玉、林黛玉，但却不会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所以有理由成立一个经常性的学术组织，领导、协调经常性的学术活动，通过大家特别是有关领导的努力，这一工作完全可以做。
其三，呼吁有关部门和淮安县政府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近二十年间，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在淮安附近发现了大量与吴承恩有关的碑刻，但当地缺乏文物意识，把它们当作石头使用或毁坏了，所以建议:“如果是农民献出明代甚至是清代前期的比较早的碑刻的话，我们政府是不是给予奖励?”奖励的力度不需很大，“只要等于那块石头的价钱就可以了”。
其四，呼吁连云港市大力建设花果山(云台山)。云台山是《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原型。对此问题，会议代表、连云港学者李洪甫已作《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故事》[34]两文介绍:“江苏连云港市的云台山，海拔625公尺，濒临大海，耸立于我国的东大门。这里峰奇石朴，树老林深，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是浩海中的山岛。”吴承恩家乡的群众至今还在传说此山上的花果山水帘洞即是“孙猴子的老家”，云台山上有七十二洞，山上的自然环境也与吴承恩《西游记》所描写的花果山水帘洞十分相似，所以“它正是《西游记》的模特儿”。可见，云台山与《西游记》有密切关系，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发、建设云台山——花果山，对于推进《西游记》(吴承恩)研究，对于树立《西游记》文化品牌，推动连云港经济建设都具有积极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些建议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于特殊的认识水准而提出的，有的切实可行，如之后不久中州书画社即出版了由朱一玄、刘毓忱编辑的《〈西游记〉资料汇编》(1983)，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更大规模的《〈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刘荫柏编);有的则限于实际条件而难以实现:《西游记》学会组织在淮安、连云港、太原等地先后设立，但全国性的《西游记》学会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成立。有些建议具有前瞻性、科学性，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如连云港市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建设花果山，连年举办《西游记》文化节，以“西游”旅游文化兴市，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些建议却也不免显得天真，如文物出土有其自身规律，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淮安自70年代发现吴承恩碑刻和墓穴，似乎掀起了一个文物出土的热潮，但实际上很快归于沉寂，建议加强对此类文物的保护，虽然不无意义，但终究近乎无的放矢。
无论如何，作为一次《西游记》学术会议提出这么多的建设性意见，实在是值得赞赏的，可以说这也是这次盛会的额外的收获。
作为新时期以来《西游记》领域的第一次盛会，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在学术界受到极大的关注，许多报刊全程跟踪报道会议盛况，并誉其为“一个良好的开端”，纷纷预见:在它的推动下，“《西游记》研究将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35]。从当代《西游记》学术史来看，我以为本次会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及时总结进入新时期以来的《西游记》研究。
自朱彤早着先鞭，于1978年初在《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论孙悟空》[36]，《西游记》研究随之热烈展开，并发生了一场关于《西游记》主题性质的论争。据粗略统计，至本次会议前，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西游记》研究论文近八十篇，这个数字实际上已超过建国以后十七年间的总和，其中涌现出像《〈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高明阁，《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西游记〉与〈罗摩衍那〉》(季羡林，《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李时人、蔡镜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萧兵，《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这样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同时，《西游记》论坛也出现了以刘远达、丁黎、傅继俊为代表的全面否定《西游记》的学术倾向[37]，在读者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蓬勃、纷繁的《西游记》研究，亟须予以梳理和总结。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38]学术的实践活动进入到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在理论上予以相应的清理、总结，以获取正确的指导和进一步深入的动力。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的举行，正可谓适逢其时，恰到好处。
其次，树起旗帜，聚集队伍，展示阵势与实绩。
与《红楼梦》研究具有相对稳定、专门的研究梯队相比，《西游记》研究的队伍比较松散，像刘修业、苏兴、刘怀玉这样专业的《西游记》学者尚不多见。这次会议表现出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犹如树起大旗，将队伍聚集麾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研究者聚合起来，展示出蔚为壮观的阵势。一百二十余人的与会代表，遍及二十二个省份，涉及文艺界、社科界、高等院校、政府机关和其他部门的九十五个单位，就其包容性和代表性来说，在学术会议中也属罕见。从年龄结构看，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洋洋大观。老一代学者宝刀不老，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学术青春;大批中年学者在改革开放、文化勃兴的大好形势下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学术热情十分高涨;更有一群年轻学者在学术舞台整齐亮相、崭露头角。这次会议不愧是对整个《西游记》论坛的一次大检阅，也是《西游记》研究的一个缩影，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璀璨，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兴旺景象。分开来说，其中的每一代学者都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和学术使命，都为《西游记》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合而论之，他们是连绵不息、代代相传的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使命、责任，有着共同的前途、未来，共同把《西游记》学术史推向前进。
再次，突破禁区，奋力开拓，开创《西游记》研究的新局面。
本次会议召开，正值中共十二大不久，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代表们受到莫大鼓舞，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学术上突破禁区，勇探新路。其中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以单纯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将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纳入到符合学术理性法则、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二是对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大师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不唯名人，不唯定论，敢于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如有的学者对鲁迅的“游戏说”和胡适的“玩世主义”主题观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再如关于悟空来源问题，有学者赞同鲁迅的国产说(民族传统说)，也有学者坚持并发挥胡适的外来说，对于两种意见的论争，会议以宽容的学术态度兼收并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氛围中，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成为一次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时代(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次会议也存在若干缺陷。我以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并且产生一定负面效应的问题是:会议选址在淮安和连云港(淮安是吴承恩故乡，连云港是《西游记》花果山的原型)，由两地政府共同参与主办，并且将会议的主题之一定为吴承恩研究，甚至与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的活动联系在一起，除了《西游记》与吴承恩研究的联动效应之外，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吴承恩著《西游记》(吴著说)的观点。而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胡适论定的这一观点其实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海内外《西游记》研究界始终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对于运用行政方式(如举行全国性会议)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吴著说”，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那些坚持“非吴著说”学者的不满[39]。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议后不久发表的章培恒的影响深远的力作《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40]，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对《西游记》论坛的强烈冲击，正是对此现象的反拨和强烈的诘难。
【注释】
[1]一般以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的标志。
[2]张默生《谈〈西游记〉》，载《西南文艺》1953年第8期;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黄肃秋《论〈西游记〉第九回问题》、魏建功《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载《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8期;冯沅君《批判胡适〈西游记考证〉》，载《文史哲》1955年7月号;胡念贻《〈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载《读书月报》1956年第1期;霍松林《略谈〈西游记〉》，载《语文学习》1956年第2期;沈仁康《〈西游记〉试论》，载《新建设》1956年第2期。
[3]参见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该信写于1954年10月16日，发表于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4]张天翼《〈西游记〉札记》，载《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童思高《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载《西南文艺》1956年第2期;李大春《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载《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1期;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载《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3日。
[5]参见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3日。
[6]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8]特指“文革”时期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推行其政治纲领而炮制的反动文艺作品。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9]这里借用现代西方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出的术语，但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分野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早就存在。
[10]《〈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出版说明》，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卷首。
[11]以各篇文尾注出原刊物发表时间为参考，其实际的写作时间或许更早一些。
[12]199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名家解读〈西游记〉》，收录了该论文集中的五篇文章。
[13]参见沈玉成、李厚基《读〈西游记札记〉》。
[14]早于方文的论文仅一篇:冯汉镛《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载《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1日，但系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合论。
[15]袁于令《西游记题辞》。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在《佝偻集》里。”
[18]参见赵景深《中国小说论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50年。
[19]陈新《〈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20]参见苏兴《〈西游记〉第九回问题》，载《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
[21]参见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文汇报》1961年7月8日。
[22]参见孙楷第1947年为刘修业《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一书所作的序，见《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刘修业辑校，刘怀玉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3]连云港市政府委托市社科联和文联，淮安县政府委托淮安县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委员会。
[24]刘文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张文载《化石》1983年第1期。
[25]吴承恩墓紧靠其父吴菊翁墓，据高空蔚《吴承恩的身后种种》:“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吴承恩死后多半葬在祖茔中父亲一侧。”高文载《新观察》1982年第23期。
[2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建国以后，江苏兴化、大丰等地陆续出土了大批关于施耐庵的文物，包括施氏家谱、墓志，但学界对其真伪一直有不同意见，至今未成定谳。参见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27]参见《淮阴师专学报》编辑部《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编》，《淮阴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28]参见《淮阴师专学报》编辑部《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编》，《淮阴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29]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不可多得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30]此外尚有一些报纸杂志刊载关于本次会议的报道和侧记。其中篇幅较长的有高空蔚《吴承恩的身后种种——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载《新观察》1982年第23期;方胜《〈西游记〉首届学术讨论会简介》，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张泾德《溯源寻迹探“西游”——〈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载《新华日报》1982年10月20日;《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编》(附《淮阴师专学报》编者按)，载《淮阴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31]据笔者所见，徐朔方、黄永年两先生也著有同类长文:徐朔方于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考信编》收有《论〈西游记〉的成书》一文，未指明写作时间，现据《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1994)推测，其实际写作时间不会早于李文。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和版本源流》，载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集林》第二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作为《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的《前言》，由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
[3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他们(指杨本与朱本——引者注)很可能全都是本于吴承恩本《西游记》而写的。或可以说，全都是吴氏书的删本。”
[33]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已有共识:李评本的笺评者当为叶昼。可参见本书第二章《李评本与〈西游记〉评点的成熟》一节。
[34]分别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民间文学》1982年第2期。李洪甫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同类文章，如《〈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新华日报》1979年12月5日)，《吴承恩与水帘洞》(《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
[35]张泾德《溯源寻迹探“西游”——〈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侧记》，《新华日报》1982年10月20日。
[36]在此以前，关涉《西游记》的文章散见于报刊，如《连云港文艺》(1977年第1期)和《江苏文艺》(1978年第1期)载有来俊华《花果山游记》，但严格意义上的《西游记》论文当以朱文为最早，笔者据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1982年5月版)作此判断。
[37]见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丁黎《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9月号;傅继俊《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2年第5期。
[38]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39]笔者发现一个不无有趣的现象:在之后的《西游记》作者争辩中，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大多持“吴著说”，如何满子、苏兴、彭海、刘怀玉、陈澉、吴圣昔，都是“吴著说”的代表人物，而持“非吴著说”的学者则大多没有参加会议，如章培恒、杨秉祺、张锦池、李安纲等，这说明会议对这一问题确有很大的影响。
[40]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本文直接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