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建国以来(十七年间)《西游记》研究的精华

建国初期，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文化界、学术界也掀起了一次可喜的“复兴”，在各个门类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了展示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撷取其中精华，采取“分门别类，集中起来”的办法，编辑、出版了“古典文学研究文集”丛书，当年推出第一批包括《楚辞研究论文集》、《乐府研究论文集》、《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水浒传〉研究论文集》和《〈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共六种，编辑者遵循客观展现的原则，对所选论文“不作任何论点上的变动”，以达到据此“约略可以看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情况”的目的^[10]。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转向，极“左”思潮开始滋生、蔓延，直至走向于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革”，学术研究也日益受到窒息，这一出版项目遂停顿下来，关于《诗经》、三曹、唐宋八大家和《红楼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论文集便无缘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西游记》在内的这一批研究论文集便尤显宝贵了。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实际上保存了建国以来(十七年间)《西游记》研究的精华，是我们认识这一时期《西游记》学术史的主要资料。该集除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收录论文十七篇，附录一篇，凡十八篇，目录如下:

《〈西游记〉札记》(张天翼);《读〈西游记札记〉》(沈玉成、李厚基);《〈西游记〉的现实性》(刘樱村);《〈西游记〉是怎样的一部小说?》(胡念贻);《〈西游记〉试论》(沈仁康);《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童思高);《谈〈西游记〉》(张默生);《略谈〈西游记〉》(霍松林);《〈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萧歌、竟华);《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李大春);《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魏建功);《谈猪八戒》(方白);《〈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严敦易);《〈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高熙曾);《〈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态度》(彭海);《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黄肃秋);《有关〈西游记〉的一个问题》(秦绩);附录:《〈西游记〉的校订和注释工作》(黄肃秋)。

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在1953—1956年间^[11]，原刊这些文章的报纸杂志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西南文艺》、《文艺学习》、《读书月报》、《新建设》、《语文学习》、《解放军文艺》、《文学书刊介绍》等。而从这一份目录可以看出，研究范围虽比以往有所拓展，但还不能说全面、广泛，较多地集中在作品思想评价方面，其他问题虽有所涉及，但在数量上较少，在全书只起点缀作用。应该说，它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当代《西游记》学术史起步阶段的真实面貌。

《论文集》大约有十篇文章是从总体上评论《西游记》的，除了个别篇什停留在鉴赏层面，学术意义比较肤浅，张天翼、张默生、胡念贻、沈仁康等文写得极为严肃，且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颇高，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影响较大，即使在整个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也称得上“名家名篇”^[12]。这些文章有如下特点:

其一，比较明显地承袭着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五四”以来的研究课题和方法，特别是较多地吸取了他们在本事(史实)、成书、作者方面的考证材料和结论。有的文章论题宏大，视野开阔，从作者、故事流变到思想、艺术成就，以及后世影响，纵横开阖，无所不包。读者读其中一篇即能初步了解《西游记》及其研究的基本情况。如张默生的《谈〈西游记〉》一文，洋洋二万字，分“引言”(总论《西游记》)、“真实的取经故事”、“人民创造的‘西游故事’及其记录”、“《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及其思想意识”、“《西游记》的总结与创造”、“《西游记》中重要人物的分析”、“《西游记》的艺术成就”等七大部分，几乎囊括了《西游记》研究的所有方面，颇具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胡光舟著《吴承恩和〈西游记〉》一书之雏形。这一类文章在向大众普及《西游记》，吸引、指导年轻一代走向学术之路，特别是进入《西游记》研究领域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二，围绕《西游记》主题，展开了一场较为集中、热烈的讨论，并显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对后人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其发轫之作便是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列于《论文集》第一篇)。

《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基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刊出著名作家张天翼《〈西游记〉札记》长文，这曾是文学界、也是《西游记》研究界的一件大事。文章第一次运用了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直接把作品描写的神魔斗争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联系、等同起来，把作品的主题明确规定为“反映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西游记》前七回大闹天宫(三界)与后面写西天取经二者在思想内容上是对立的——“后者否定前者”，所以他认为孙悟空在开始是代表农民起义的反抗英雄，但后来“投降了神”，并且“保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和他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作恶斗”，这就“像《水浒》里所描写的宋江他们那样，受了地主统治阶级的‘招安’，成了农民革命的‘叛徒’”。这便是著名的《西游记》主题矛盾说，亦称为孙悟空投降(叛徒)论。

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张文引起极大的反响，包括《论文集》中的其他文章，许多论文可说都是针对张文，或是从张文引申出来的。他们大多对张文的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表示赞同(更多的是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誉其为是一场“撇开了一切玄虚的、歪曲的旧说”的革命，但对主题矛盾说，尤其是孙悟空投降论表示不满，坚持孙悟空具有正义和斗争精神，“坚强、幽默、机智以及善良”，是“理想的典型”，是“正面形象”，假如说他“投降了统治者”，“就会大大地减弱孙悟空这一正面形象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甚至有可能“进而得出否定《西游记》”的“结论”^[13]。于是纷纷提出了对张文的批评或是修正的意见，出现了诸如“双重主题”、“主题转化”、“主题统一”等多种《西游记》主题观。

平心而论，这是当代《西游记》研究中第一场学术论争，加深了对《西游记》主题的认识，特别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的认识，意义不可低估;但同时也打上了一些特殊的时代痕迹:过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侵蚀了学术的固有本性，从而萌生了日后泛滥成灾的庸俗社会学研究的因子。其中，个别观点不免机械和简单化，政治附会的成分较多，偏离了正常的学术理性——这一点也是应予以准确认识的。

关于人物研究，《论文集》收录了方白《谈猪八戒》一文。孙悟空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历来是《西游记》研究的一大重心，但往往与作品主题缠绕，故其时反而没有出现单论孙悟空形象(性格)的文章。方文以及稍后刊发于《新港》(1959年第12期)的《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是两篇最早的研讨猪八戒形象的论文^[14]，在人物研究方面可谓独辟蹊径，奇峰突起。方文的中心观点是:猪八戒与孙悟空一样，“不但是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是正面人物之一”，如果说孙悟空是历代劳动人民“通过无数传说创造出来的理想的典型”，那么“猪八戒代表了劳动人民的现实的一面”，而且在他身上较多地体现出文学的真实性、人民性和人情味，因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更多的一般人的缺点，而且他并没有被这些缺点拖到泥坑里去，终于还是成了正果。因此，就觉得这个人物更真实些了”。后来，研究猪八戒的论文多起来，著名的有旷源《闲话猪八戒》(《山茶》1982年第5期)、龚维英《猪八戒艺术形象的渊源》(《文学遗产》增刊1983年第15辑)、吴圣昔《呆子形象面面观——猪八戒剖析》(《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等，论述更加全面、深入，但却多少受到方文的影响。

《论文集》还选入了两篇论述《西游记》与道教和佛教的文章。《西游记》以唐僧赴西天取经为情节本事，属于宗教性内容，且“三教已括于一部”，“变化横生，引而伸之”^[15]，十分驳杂，但以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阐释道教、佛教教义方面，对佛道基本持宣扬和歌颂的态度。这在明清评点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五四时胡适清洗明清旧说，提出的是玩世主义，并没有指出对宗教的批判;鲁迅说《西游记》“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处，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16]，虽表示不满，但也未对《西游记》的宗教性批判意识作深究。可见对作品的宗教研究几乎还是空白。高熙曾《〈西游记〉里的道教和道士》和彭海《〈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态度》两文则正面注意到作品对佛道的批判倾向，具有贬抑佛道的思想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从而揭示出作品新的思想价值。高文指出:“在《西游记》里，只要道士一出场，总归没有好事，作者不但对道士们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而且连道教的祖师及其组织都给挖苦得一塌糊涂，简直是有意来揭露道士们的无能、阴谋、专横以至祸国殃民。”彭文认为作品表面上是推崇佛教的，但实质上是“通过孙悟空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对封建统治、对佛法统治的不满和攻击”，其直接的表现有:“批评‘与世无争’、‘悉听天命’的佛家思想，表扬和荼毒生灵的妖魔鬼怪战斗的精神”，“抨击佛教戒律、佛家的道德标准”，特别是以西天佛祖(实为迦叶、阿傩两尊者——引者注)索要“人事”的情节“进一步刻画了佛教僧侣勒索人民钱财的真实嘴脸”，等等。两文从作品形象和情节出发，结合明代中叶佛道发展实际，所举材料充分，言之有物，有很大的说服力。从此以后，人们评说《西游记》都将注意到这一思想内容，如196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1964年由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写进了《西游记》批判宗教的内容。

秦绩《有关〈西游记〉的一个问题》所论“问题虽然很小”，但意义颇大，旨在修正鲁迅先生关于《西游记》祖本论述的一处错误，其中说:“鉴于有不少人仍然承袭了事实上已经被鲁迅本人在后来所否定了的看法^[17]，把吴承恩的《西游记》跟杨志和的《西游记传》的关系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解释;问题虽然很小，但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因此我才提出上面的一个小小问题，谨供大家参考。”这一问题在现在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却尚未被熟知，所以秦文在消除误解、宣扬真理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又，该文是针对鲁迅的，鉴于鲁迅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崇高地位，作者以追求真理为旨归，敢于指摘他在研究中的错失，其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管见所及批评鲁迅先生小说史研究的文章，只在解放前其同代人中出现过，如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诸人，赵景深作有《中国小说史略勘误》一文，指出《史略》中的错误十七条，其中尚“不包括细小的错失”^[18]。不过，学术研究常常一波三折，至新时期，又有学者根据新的材料新的认识重提这个问题，认为当年郑振铎对鲁迅关于祖本论述的更正“未免失之草率”，鲁迅本人虽然“后来同意郑先生的结论，但还是值得认真进一步考察”^[19]。这一变化是秦绩当时所未能预料的。

《论文集》中的其余文章也都各有特色，各有价值。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通过重点讨论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揭示出《西游记》与元明杂剧的渊源关系，有助于对《西游记》演变过程的进一步认识。魏建功《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是一篇专门讨论作品结构和语言特征的文章，所举例证非常充分。虽然清人丁晏、吴玉搢都曾指出《西游记》多淮安方言，但所论颇显不详，称不上严格的语言研究。魏文的目的只在研究《西游记》的语言特色和吴承恩的幽默风格，但实际上对于版本研究、作者研究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功用。

必须予以特别重视的是黄肃秋的两篇文章。《〈西游记〉的校订和注释工作》是为1955年作家出版社校勘出版《西游记》所作的“出版说明”，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世德堂本及其校理的基本情况，成为之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论〈西游记〉的第九回问题》涉及版本源流问题，有较大的学术含量，其论题是由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发轫，复经郑振铎、孙楷第探讨而又未果的“唐僧出世”。黄文的中心论点为:吴承恩原本《西游记》原有这一故事，但为世本刊落。文章通过对小说十处内证的考察，认为“作者对于‘陈光蕊、江流儿一节’故事的发展，始终在前后的照应着”，因而“‘陈光蕊、江流儿一节’故事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是存在的”。黄文的举证和论证不失充分、严密，但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其结论事实上未成定谳，后来赓续这一课题并有较大影响的有苏兴和李时人等人，他们对黄文的结论分别从正反(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进行了检讨和探究^[20]。

当然，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论文集》。同一时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也收录了若干篇《西游记》论文。李希凡、陈毓罴、苏兴、袁世硕等年轻学者已登上《西游记》论坛，分别写出了高水准、有影响的论文，其中部分文章还成了他们的成名作，如苏兴《〈西游记〉的地方色彩》(《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袁世硕《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为他们未来深入研究《西游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俞平伯、赵景深、叶德均、冯沅君、吴晓铃、林庚等“五四”以来的老学者继续关注、参与《西游记》研究，并分别撰写了学术文章。其中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朴通事谚解》所引的《西游记》平话(残文)，比较系统地探考了平话的基本面貌以及在《西游记》演化中的地位。该文详细评述了《朴通事谚解》引自平话的八段(实为九段)文字，并与先前发现的《永乐大典》第13139卷“送”韵“梦”条里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并案考察，得出结论:“吴承恩《西游记》是从民间的话本改写而成的”，其直接的来源应该是介于“《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之间”，“比《西游记》简单，却比《西游记杂剧》复杂”的《西游记平话》^[21]。由于该文披露、称引了丰富而新颖的第一手资料，观点上又在鲁迅、郑振铎当年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故而在《西游记》成书研究方面具有史料和立论的双重价值。另外，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作于建国前，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公开发表(出版)^[22]，正式发表于1958年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吴承恩诗文集》(作为附录)，而在此段时间内发生影响，故将它们视为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成果，也似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