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西游记》研究历史回眸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火硝烟中建立，历史进入当代。

在党和中央政府的指引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爆发出空前的热情和创造力:一方面继续展开军事斗争，肃清盘踞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土匪武装，击退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威胁，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多快好省、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遍地疮痍的旧中国一跃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昂首挺立于世界。

但是，万事万物，“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代中国在乘风破浪的进程中，也遭遇过暗流，受到过挫折，甚至在局部时段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新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同命运、共进退，也走过了光荣和曲折的道路。它犹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在建国初期蹒跚起步，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茁壮成长;至“文革”时期，在“终风且暴”的时代环境里遭受毁灭性打击，学术园地几近荒芜;进入新时期^[1]，沐浴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文化事业逐渐复苏葳蕤，并迅速走向新的辉煌。站在今天的角度作历史回眸，鸟瞰当代《西游记》研究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发展轨迹，它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革”爆发。

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表现出两重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学术惯性的作用，承袭着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格局，并在新中国万象更新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双百方针”的鼓舞下，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学术深度上有所推进，先后出现了张默生、严敦易、黄肃秋、魏建功、冯沅君、胡念贻、霍松林、沈仁康等一大批学者关于《西游记》的论文^[2]，不仅刊出时间比较集中，而且学术水准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它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挂钩较为紧密，特别是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所谓“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3]的批判，直接催使《西游记》研究向阶级斗争学说靠拢，张天翼、童思高、李大春、沈玉成、李厚基等作家、学者纷纷著文^[4]，试图“撇开了一切玄虚的、歪曲的旧说，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西游记》”^[5]，之后的研究即多以阶级斗争或农民起义为主线，开始出现了一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学术趋向。对这种学术研究的两重性特征，已有学者评论说:“关于《西游记》的主题讨论，在建国前建国后是截然不同的，突出表现在建国后(主要是指前十七年——引者注)的讨论文章多引入阶级分析、大是大非的思想观念，羼杂着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6]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

第二个阶段:自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众所周知，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7]。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西游记》研究也深受其害，几经摧残，遂成万马齐喑的萧条局面。据粗略统计，这十年间，除了十数篇关于《三打白骨精》的鉴赏文章发表于语文教参类杂志上外，罕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刊出。唯1973年人文版《西游记》附有由郭豫适、简茂森撰写的长篇《前言》，在对作品作一般性介绍之外，对《西游记》故事演变、成书过程以及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如神话特征、浪漫主义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层面上的分析。从学术史意义上说，此文可谓硕果仅存。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随着评论《红楼梦》、批判《水浒传》运动日益与“阴谋文艺”^[8]夹缠在一起，《西游记》研究也明显成为政治的附庸，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主题观一统天下，实际上已偏离正常的文艺批评甚远，严重违背学术理性和学术规范了。

总之，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在漫长的《西游记》学术史上可视为一个短暂的黑暗期，构成了令人窒息的“真空地带”。

第三阶段:“文革”之后的新时期。

随着林彪、江青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倒台，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在1976年宣告结束。“夫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在思想战线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的伟大转折，并成为结束全局性的阶级斗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标志，我国进入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也进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期。

相对于以往各个时期(“文革”十年除外)，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为时不长，但由于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处在奋发开拓、与时俱进的升平盛世，受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的时代惠赐和现代精神的烛照，特别是全新的学术观念的指引和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加强，堪称一日千里，后来居上，是以往任何时期的研究都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建国初期的《西游记》研究值得总结，“文革”时期的《西游记》研究需要反思，那么，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则理所当然应大书特书。“援古以鉴今，鉴往而知来”。回顾这一辉煌的学术进程，我们首先应予注意的是:正是《西游记》这部伟大名著内部的强大活力和《西游记》研究的深厚传统，使它有幸成为学术界最早从“文革”时期禁锢、寂寞的文化环境中苏醒过来的学科门类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起步、思想战线刚刚打破坚冰之际，《西游记》论坛便呈现出积极回应的态势，并发生了一场围绕作品主题性质的论争。先是朱彤在《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发表《论孙悟空》，紧接着又在《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刊出《论吴承恩的思想》，从人物形象、作者思想等方面重新评价了《西游记》的主题性质，认为孙悟空既非农民起义的英雄，亦非“投降”的叛徒，而是一个“穿着神话外衣的市民英雄形象”，《西游记》的主题是“歌颂新兴事物的反抗”。这对于一个时期以来习惯于阶级分析，以“农民起义”解释一切的《西游记》研究不啻是一声惊雷，引起了强烈震动。对此大多数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先后有赵明政《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简茂森《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郝世峰《孙悟空形象略谈》(《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5期合刊)、严云受《孙悟空形象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苗壮《从孙悟空看〈西游记〉的思想倾向》(《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罗东升《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等十几篇文章参与讨论，从而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影响，可谓先声夺人。这一讨论的理论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胡光舟的《吴承恩与〈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书中;值得指出的是，胡著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的一部《西游记》研究专著。

当然，从总体上看，其时的研究还相当肤浅，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且较多地带有极“左”思想的痕迹。对此，何满子最早提出不满意见，呼吁突破与深入，他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社会科学》1982年11月号)和《〈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后收入《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对所谓“十七年《西游记》的研究误区”，特别是当时流行之种种关于《西游记》的误解以及庸俗社会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清理、批判，对《西游记》研究起到了正确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鉴于《西游记》研究的强劲势头，展开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水到渠成。1982年10月，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分会、《江海学刊》编辑部以及连云港市、淮安县两地人民政府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和淮安县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文学界、社科界、高等院校及其他部门的《西游记》研究者一百二十余人与会。会议就《西游记》的思想和艺术、孙悟空等人物形象及其源流、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化，以及吴承恩生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是《西游记》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观察》、《江海学刊》等多家报刊载文向海内外宣传会议实况和取得的成果，江苏古籍出版社在会后快速出版了论文集《西游记研究》。会议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将主办下一届会议的“使命”传授给有关地方、有关人员，于是在间隔不长的时期里，又相继召开了第二届(1986年浙江普陀山)、第三届(1988年新疆乌鲁木齐)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这三次盛会对于新时期《西游记》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积聚了队伍，形成了合力，展示了研究实绩，开启了新时代条件下的学术模式，并预示着新时期《西游记》研究高潮的到来，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

学术研究的深入，有赖于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协力支持。继《安徽师大学报》于1978年首先发起关于《西游记》的讨论，1983年初，《江海学刊》开辟专栏，推出一组《西游记》研究重头文章，标志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发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此后，《北方论丛》、《社会科学战线》、《思想战线》等学术刊物相继集中地刊发《西游记》研究文章，后来《古典文学知识》甚至还于1999年第4期出版了专辑，逐渐形成了一些《西游记》研究的重要阵地。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则长期开辟《西游记》专栏，一如既往地热衷于组织学术活动，推介学术成果，在提携培养后学、新人方面功不可没。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三大权威刊物也参与其间，刊载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西游记》论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文本研究之外，作者论、版本论、源流论等方面的研究也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弹指之间，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辉煌历程。“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顾炎武语)，日积月累，聚沙成塔，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审视整个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历程，从时间的纵向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集中于对《西游记》主题的研究，初步消除了过去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对作品性质的侵蚀;第二时段在80年代中后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作者、成书、版本等基础学科层面的问题，《西游记》研究开始全面展开;第三时段是指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西游记》研究朝多元、纵深态势发展，出现了一浪旨在发掘作品深层次思想内涵的文化研究，在审美文化、神话原型批评和宗教文化研究方面成绩尤为卓著。这一时序完全符合小说学的基本规律，那就是从形象(主题)的鉴赏出发，逐步展开对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及版本嬗变的钩稽考辨，最后开掘作品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并宏观考察它在整个小说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当然，这样的时段划分并不明显，它们相接相衔，实际上很难截然断开。而从研究平面上看，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归并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大板块。作者、成书、版本属于外部研究，主题和文化蕴涵属于内部研究^[9]。前者较多地联系着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而后者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流行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显现出不同的学术流向和面貌。同样，这些方面也是相互缠绕，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从整体的《西游记》研究中割裂出来。所以从总体上看，新时期《西游记》研究呈现着齐头并进、稳步健康发展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