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修业:吴承恩研究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
将刘修业纳入现代《西游记》学术史原本是理所当然的。在作者研究方面，就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而言，刘修业独步海内外。作为吴承恩研究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她最早撰成较为完整的《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传》，以及《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著述考》等一系列钩辑、总汇和考稽吴氏生平事迹的文章。尤为世人称道者，她首次对20世纪20年代末发现于故宫博物院的《射阳先生存稿》进行校点、整理，并于1958年冠名《吴承恩诗文集》正式出版。这些著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吴承恩研究，成为后人研究《西游记》的重要资源，可谓功不可没。刘修业的这项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并延续至建国以后，她是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继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之后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建国以来一个时期里《西游记》论坛的领军人物。
但是，时至今日，《西游记》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问题都面临重新审视，一些既有命题遭到质疑甚或诘难，并由此正在酝酿新一轮突破。一个突出的动向是，围绕《西游记》作者问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即使比诸“邱作说”更具有合理性，但从学理逻辑上说仍然不够充分;也还有人十分顽强地坚守着“邱作说”。我们注意到，虽然这种“非吴”的倾向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41]，但无疑恰是在当下达到鼎盛。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另一些学者也迫切地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材料和应对策略才能“保卫”既有的阵线，并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故而论辩双方对峙、拉锯空前激烈。这就意味着，如果一旦剥夺了吴承恩著作权的可能性存在，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包括刘修业在内的全部吴承恩研究，将面临釜底抽薪的严峻挑战[42]。我们又将如何评价他们对《西游记》研究的贡献，确定他们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位置?
这个足以令研究者萦怀不已的问题也使我深感困惑，同时在不断的思索中萌生出一种强烈的理论冲动。吴承恩研究位居整个《西游记》研究的基础层面，怀疑甚或推倒“吴著说”，对于《西游记》研究并非是可悲的末日，因为旧有基础的消解，是展开全新的理论思维的结果，同时也预示着新的更坚实的基础的重建;但它对于具体的研究者个人而言，则无疑是“灭顶之灾”，意味着对自身的全面否定。为此尤其需要作客观、慎重、公正的评价，对这一研究群体的评价也尤显其学术史意义。将刘修业从《西游记》学术史上淡出，以不变应万变，避免日后恐或出现的背时、落伍的危险，并不是符合学术理性的一般原则，因为它无视在《西游记》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展开，抹杀许多学者独特的理论悟性和实践功绩，一部奔腾不息的现代《西游记》学术史将会平淡许多，其理论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种认识，特作如下理论界定，以作为评述刘修业的必要前提。
其一，现代《西游记》研究是一股连绵不绝的学术之流，对作品母体丰富多元的价值揭示不止于是与非、肯定与否定这样的简单评判，正、反、合，否定之否定构成它不断前进的辩证逻辑，真理与谬误夹缠显示着它包罗万象、有容乃大的学术品格。追溯自《西游记》问世四百年来的学术史，真见与谬误相辅相成，诚信与怀疑缠绕始终，真理积淀为永恒不祧的法则，谬误也时时闪耀着思维和智慧的光辉。学术史的对象应该是全部的理论展开和整体性的学术成果。虽然邱处机在“五四”之际被禠夺对《西游记》的著作权，但对邱氏的研究从来没有被剥离出《西游记》研究的范围，有的研究成果还被公认为学术经典[43]，有的相关观点还在《西游记》论坛引起了一定规模的争论[44]。同样，无论出现何种趋向，吴承恩研究都将是《西游记》研究的组成部分，关于吴承恩的历次争论永远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即使吴著说果为谬误，那么也是科学的谬误，也是“为科学的谬误立碑”。这是一种学术史眼光，也是撰写学术史的一条基本原则。
其二，任何历史研究说到底都是后人对史实的追思和还原，其真理性和价值源于史料的确证。从目前看，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或者是否正有不断增大的趋势，作为怀疑也还停留在假设和推测的阶段，它的实现还有待于史料的支撑和实证:一是找到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西游记》原本，证明它确实不是今见之百回本小说，而是一种别样文体的著作;二是寻找到新的早期《西游记》刊本而又确实署有别人的名字;其中任何一条都将从根本上动摇“吴著说”。而事实上这一类新史料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或许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吴承恩著《西游记》毕竟存在着更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吴著说”就永远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理论命题，可以围绕它作肯定、否定各种流向的思辨，但永远不可能轻易地回避。大而言之，要研究《西游记》就绕不开吴承恩。解放前，叶德均作《〈西游记〉研究的资料》，可以说已为我们作出了借鉴。他在开篇时即指出:“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45]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对《西游记》资料的蒐集、钩辑和征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贤的成功经验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今日面对这一严峻命题的一个醒目的坐标。事实上，在笔者的这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中，对鲁迅、胡适、郑振铎，特别是刘修业的吴承恩研究，都是以此作为理论前提的。
现将刘修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列于下:
1．《吴承恩年谱》，1950年发表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吴承恩著述考》，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吴承恩交游考》，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以上三篇作于1942—1946年间。
4．《吴承恩著作杂事考》，收入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1958年版，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
6．《吴承恩诗文集序跋辑录》。
7．《校点吴承恩诗文集叙例》。
8．《吴承恩诗文集后记》。
对《射阳先生存稿》的整理，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上四篇收入《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关于吴承恩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收入《西游记研究》第1辑，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6年版。
10．《吴承恩传》，收入《西游记研究》第2辑，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1988年版。
以上两篇写于建国初期。
11．《吴承恩生平述略》，《文史知识》1990年第9期。
以上所列不能说已将刘修业有关吴承恩的研究文字囊括殆尽，但遗漏当不会太多。我对刘修业的评述将以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第一手资料。审察这些材料，大致可勾勒、归纳出她在吴承恩研究中的成绩，并确认其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的特殊贡献和地位。
其一，构筑“吴著说”的坚固营垒。
20世纪20年代，鲁迅、胡适考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儒生吴承恩，诚为一时信论。但其时文献资料有限，胡适《〈西游记〉考证》所列主要有三项:天启《淮安府志》、同治《山阳县志》、阮葵生《茶余客话》;鲁迅也大致相同，唯考出阮著所论实出于吴玉搢的《山阳志遗》。故有学者指出，当年胡、鲁两位考定“吴著说”所据直接材料仅一条，间接材料仅两条[46]，推论未必充分。但稍后的郑振铎、孙楷第皆视之为不刊之论，对此问题基本未甚涉及。刘修业也是此论的坚定拥护者，她说:“天启以后，《西游记》普遍的流行起来了，可是因为原书上不著吴承恩的姓名，知道是他作的人，反倒愈来愈少，近三百年来，渐至没有人知道了。直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大家才又知道这部《西游记》是吴承恩作的了。”[47]但与郑振铎、孙楷第不同的是，她有意识地将《西游记》研究的重心集中于作者吴承恩，特别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深入和全面的探究。可以说，正是她作出的卓越成绩，构筑起“吴著说”的坚固营垒。
大约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刘修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帮助王重民先生鉴定中国善本图书，有机会接触大量稀见之文献资料，便以《射阳先生存稿》为线索，开始搜集吴承恩的生平事迹的材料，并先后写成《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著述考》等一批考证文章，其中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对“吴著说”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证实。举其要者有两个方面。
第一，据1958年出版的《吴承恩诗文集》附录《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刘修业钩稽、收录的有关吴承恩著作《西游记》的材料已达十四种之多:
1．天启《淮安府志》，包括卷十六“近代文苑”和卷十九“淮贤文目”;
2．同治《山阳县志》;
3．《续纂山阳县志》;
4．光绪《长兴县志》，包括卷二十二《名宦传》和卷三十一“杂识旧闻”;
5．《故宫善本书目》;
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7．郭麐《灵芬馆诗话》续卷;
8．丁晏《山阳诗征序》;
9．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和卷一;
10．李宗昉《宝翰堂娑罗树碑歌》;
11．罗振玉《淮阴金石仅存录》;
12．阮葵生《茶余客话》;
13．丁晏《石亭记事续编》之《书西游记后》;
14．叶德均《读稗杂录关于吴承恩诗》。
这些材料与吴承恩《西游记》皆有或大或小若干关系，尤其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清晰、有力地印证着“吴著说”的事实。与胡适、鲁迅当年所掌握的材料比较，则有所承袭，有所发现，有所辨析[48]。至此，加上她校点的《射阳先生存稿》(包括各种序跋)，吴承恩的资料已基本搜罗齐备，成为后人《西游记》作者论的宝贵资源。
第二，在《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著述考》等文章中，刘修业对吴承恩著作《西游记》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了考证和论述，提出并解释了一系列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发生着影响。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关于《千顷堂书目》所载“吴承恩《西游记》”。
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后简称《千目》)系为修纂《明史·艺文志》而作，“乃就有明一代之书，详加著录”，收录丰浩，是查稽明版图书的重要目录学著作。正是刘修业最早从中发现了一则宝贵的资料，她在《吴承恩著述考》中指出:“第十七世纪末年完成的《千顷堂书目》卷八页十三下著录着‘吴承恩《西游记》’，当然也就是这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可惜编者把它编入《舆地类》了。”后来又在《吴承恩诗文集·后记》中重申:“我们还可以从明黄虞稷在十七世纪末年编成《千顷堂书目》卷八找到‘吴承恩西游记’这一条极为重要的记载，虽说黄虞稷把《西游记》分入游记类，还是可以给鲁迅的考证，作一个有力的注脚。”难能可贵的是，刘修业不仅在博览中发现了这一条“极为重要的记载”，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它对“吴著说”的史料价值，将它作为印证鲁迅、胡适《西游记》作者考证的一个“有力的注脚”。
当然，刘修业未能意料的是，这一条材料后来也被一些学者用来作为否认吴承恩作《西游记》的理由，他们认为:正因为《千顷堂书目》将《西游记》归入舆地类，那么它极有可能也是一篇游记，而非今日所见之百回本小说[49]。近二十年来，围绕《千顷堂书目》的这条记载，学术界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这从一个侧面凸现出它在《西游记》作者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确认了刘修业这一发现的价值。
关于《春秋列传序》及撰写时间。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有吴承恩著作:《射阳集》、《春秋列传序》和《西游记》，凡三种。暂不说《西游记》，《射阳先生存稿》也于1929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并在《故宫周刊》第十二期(1929年12月28日)至五十三期(1930年11月11日)分期刊出，唯《春秋列传序》尚是一个谜。
据《射阳先生存稿》所载《吴序》称:“是编也辑于庐守周大夫，而实承梅国中丞公之美意。小子受而读焉，因感盛衰之由，而知教之不能已，遂言其故。然笔于书而莫之有让者，补承公意也。”线索清晰，但难解其意。刘修业据此考出《春秋列传》的主修者当为刘节而非周瑯，因该书为周大夫承梅国美意而辑撰，查明刻《春秋列传》五卷，题“大庾刘节介夫重编，蕲水周瑯校”。并该卷丘九伋《序》里说:“梅国刘公之为书”，两者互证，可推定周大夫为周瑯，梅国是刘节，其为《列传》著者甚明，唯吴承恩谓周瑯是《春秋列传》著者有误。
又查《蕲水县志》卷十三《周瑯传》:“周瑯字光载，号西山……工著作，于群书无不窥，而独癖《左氏》，故著作大类左，正德丁卯举于乡。……历左陟都，凡八年，所论列居多，竟以抗直故出庐州。”周氏于正德辛巳举进士，释褐后八年任庐守，可知其为庐守当自嘉靖八年(1529)始。民国《大庾县志》卷八《刘节传》:“刘节字介夫，弘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十八年成进士，授兵部武选司主事，正德间以忤刘瑾谪知宿松县，转广德州，擢四川提学佥事，备兵云南金腾……未几迁广西按察史，历福建参政，浙江布政史，擢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总督江淮漕运。”查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刘节在淮安任漕运总督期限为嘉靖九年(1530)三月至十一年十月。且与周瑯嘉靖八年始任庐守相合。根据以上史料，并经过对照互勘，刘修业作出结论:“刘节在嘉靖九年督淮安漕运，所以承恩作序，应在嘉靖十年左右。”[50]这一考证，材料充实，逻辑清晰，结论无懈可击。至此，《春秋列传序》之谜始解，《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作也全部有所着落。
关于《禹鼎志》。
《禹鼎志》是吴承恩的重要著作，《府志》未载，故知至迟已于天启前佚去。或说清末淮安人王朝徵曾见过此书原本[51]。但《射阳先生存稿》录有它的《自序》。这不仅是认识《禹鼎志》的重要线索，也是显示吴承恩性格和胸襟气度、印证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重要材料。对此，囿于历史条件，鲁迅、胡适均未涉及。鲁迅曾展望《存稿》的发现可以找到吴承恩著《西游记》的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但事实上未有深究。关于吴承恩诗文与《西游记》的关系，胡适曾看到《山阳志遗》所录《二郎搜山图歌》，并说它“很可能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52]。但不曾论及《禹鼎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及杂俎》对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详细介绍，然而也不曾注意这篇与之有极大关系的《禹鼎志序》。
刘修业则对此篇予以了充分重视。她在《吴承恩著述考》中予以全文著录，并据其内容如“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何其让焉”云云，推测《禹鼎志》是一部传奇小说，“体例是仿牛僧孺的《玄怪录》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而作”，并且第一次将它用来作为“吴著说”的傍证。她在《吴承恩著述考》中说:“由这篇序可见他原是喜奇闻的，极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西游记》，因为《西游记》也是‘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的一部小说。”又在《吴承恩年谱》将写作《禹鼎志》视为“他后来又试用民间通俗文字，写成那永垂不朽的百回《西游记》的远因”。这一论断，印证了鲁迅对吴承恩诗文集(《存稿》)的期待是有根据的，并与胡适对《二郎搜山图歌》的分析，构成了《射阳先生存稿》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两大内证[53]。
其二，再现吴承恩的丰富人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向为丛残小语，作者也多为民间底层艺人和落魄文人，故常遭湮没不传的命运。如罗贯中、曹雪芹等小说大师目前所见资料极少，施耐庵是否有其人尚存怀疑。吴承恩则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不仅著作了小说巨著《西游记》，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故而留下生平资料相当丰富。然而由于这些资料来源繁杂，十分紊乱，加之漫漶错讹，不能传达出真实的人生面貌。刘修业吴承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在于整理、厘清这些资料的脉络，一方面力图呈现它们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旨在凸现那些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从而将吴承恩的丰富人生真实地再现出来。其主要成果即是刘著《吴承恩年谱》。
吴承恩的年谱，据笔者所见，至今已达五份之多，其数目或可为明清小说家之冠。最早为吴承恩制年谱的是胡适，第一次勾勒出吴承恩生平的基本轮廓和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
正德末(约1520)，吴承恩生。嘉靖中(约1550)，岁贡生。
嘉靖末(约1560)，任长兴县丞。
隆庆初(约1570)，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与(中行)往来酬应，酒酣论文。
万历初(约1580)，吴承恩死。[54]
因为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处于开荒草创之际，年谱十分粗略，在吴承恩漫长一生中只涉及五个年份。后来他在《读吴承恩射阳文存》等文中有所补证。
1936年，赵景深发表《〈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55]，内容有所拓展，涉及年份达到二十三年，据赵氏定吴承恩生卒年为1500—1582，享寿83岁，约占一生中的28%。
显然，作为名震寰宇、享誉四百年的四大奇书之一《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年谱，这是不能满意的，尽管为小说家作年谱，本身便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著录完备的吴承恩年谱要在近年半个世纪之后，《西游记》研究深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前提下才能出现，那就是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兴《吴承恩年谱》和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怀玉《吴承恩年谱》。
刘修业《吴承恩年谱》作于1942—1946年间，正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它记录了有效年份达三十九年，分别为:1岁、9岁、16岁、26岁、30岁、32岁、33岁、40岁、41岁、42岁、43岁、47岁、48岁、50岁、51岁、53岁、54岁、56岁、57岁、59岁、60岁、61岁、62岁、63岁、64岁、65岁、67岁、68岁、71岁、72岁、73岁、74岁、75岁、76岁、78岁、79岁、80岁、83岁，在吴承恩一生中占一半左右，在胡、赵两份年谱的基础上有重大突破，并为后来者赓续这一工作提供了不少线索。如刘怀玉的研究更是得到了刘修业的直接指导，他说:“我的工作，一直得到刘修业先生的关心与指导，她认真地为我审阅了全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56]
更须我们重视的是，刘修业《年谱》的价值不止在基本编定吴承恩的一生时序，作为年谱已初具规模，作者还以精湛的考证工夫辨析、澄清了一些吴承恩的主要事迹，为后人准确、完整地认识吴承恩作出了重大贡献。现试择取两则予以说明:
第一则，关于吴承恩生年。
刘修业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生卒年不可考，过去有两种推测:一种推测说他大约生于公元一五一○年;一种推测提前了十年，说他大约生于一五○○年。后一种推测是我在二十年前研究了前一种说法以后，在我写的《吴承恩年谱》内提出的。”[57]
先予说明的是，这段话有几处小偏差:一是在刘修业之前推测吴承恩生年的有1520年(胡适)、1505年(胡适)、1510年(鲁迅)多种，在刘氏之后尚有1504年(苏兴)、1506年(刘怀玉)诸多说法，而非“两种”;二是最早推测吴承恩生年为1500年的是赵景深。不过，如将这些推测分为靠前和靠后两类，“靠后说”的主要代表是鲁迅，那么，力主“靠前说”的主要代表便是刘修业。对此，她先后提出过多重证据:(1)吴承恩《鹤江先生诔》中说:“昔受公知，昉於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有怀雅遇，二纪于兹。”本文作于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鹤江系淮安大士绅蔡昂，在一方“掌吐握之事”，有“登龙识李”，“收名定价之权”，二纪之前吴承恩“即以斯文见赏”于他，“若是生于一五一○年顷，则他那时只有六岁”，其时尚未开蒙，何来“斯文”，故以定生年为1500年为宜，其时吴16岁，为县府学里的生童，较为可能。(2)吴承恩撰《沈公合葬墓志铭》中说:“昔承恩与祭酒(沈坤，嘉靖辛丑二十年状元)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定交数百人中，因互拜其父母。”现查知沈坤生于1507年，沈坤父母卒于1527年，又有文献显示吴承恩年长于沈坤，在三到七岁之间，故知吴氏生年不可能在1510年，而作综合平衡，以定1500年为宜。(3)据吴承恩《海鹤蟠桃篇》云，嘉靖己丑九年(1530)，吴承恩曾受命为漕运总督唐龙的母亲撰寿文，并受到称赞。据此史实，刘修业判断说:“漕运总督肯指名吴承恩给他的母亲撰寿文，恐怕承恩已经不是十九岁左右的小生童，而是已经年近三十并且在葛木的书院里有了名，才能得到这样的文誉呢!”(4)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中说:“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而公顾辱知之。”又在《先府宾墓志铭》中说到卮山公曾召其父入州府为宾。刘修业考定卮山先生为淮安知府葛木，其任在1530年左右，据此，她分析说:“若是这时候吴承恩仅只二十岁，即使他个人得到葛木的赏识，还未必能因子及父，若是把承恩生年定在一五○○年左右，这时候吴承恩已经三十岁，在书院(葛木主办——引者注)里是一个老大学生，说不定能代山长管点事，代代课，已经不是一个纯学生的身份，所以能有机会交官接吏，因而得到葛木的特殊知遇，在行乡饮酒礼里时，才肯请到他的父亲。吴承恩的父亲这时候已经近七十岁了，就是卖花线出身，也算有资格了。所以我觉得按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来说，定在吴承恩的三十岁上比二十岁好。”
其他旁证还有一些，但平心而论，以上四条已足以显示“靠前说”比之“靠后说”有更多的合理性、更大的可能性，所以后来学者纷纷予以认同，如流传极广的人文本《西游记》郭豫适《前言》即据此说定吴承恩生年为1500年。
不过，刘修业也承认，此说也面临种种来自史料的质疑，并在后来有所修正，她的最终结论是:“如果说一五○○年左右的说法早了一点，一五一○年顷的说法是晚了一些;吴承恩比较正确的生年，可能是一五○二、三年间;但至晚不能晚过一五○五年。”[58]
第二则，关于任长兴县丞时间。
对此问题，传统的看法是嘉靖末。鲁迅谓“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59]。甲辰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算上困顿乡里和赴京候选，赴任长兴县丞当在嘉靖末。胡适年谱则明确为“嘉靖末(约1560)，任长兴县丞”。后来又在长兴发现了隆庆元年十月十日由归有光撰吴承恩书的《梦鼎堂记》和《圣井铭》，查历史年表，知隆庆元年为1567年，这样，此说就更为世人所信了。
但是，刘修业却有自己的见解，她的《吴承恩年谱》改定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并有详细考论。
她首先援引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中的相关材料，即根据《长兴县志》之《名宦传》和县丞表，嘉靖年间县丞一职有二十四至二十五、三十一至三十四、三十九至四十五共三个缺额，而吴承恩确于嘉靖朝任此职，然后对这三个空额进行逐一辨析:“二十四至二十五”这一空额明显不符，因为吴承恩中岁贡在二十三年。而“三十九至四十五”这一空额同样是必须排除的，她分析说:
吴国荣撰的《存稿跋》说:“(承恩)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依据承恩撰《先府宾墓志》，说他的父亲壮岁纳侧室，我因此想到那时候他的父亲若是三十岁，侧室张氏，至少也应有十五六岁了。他父亲死在嘉靖十一年，年七十二岁，母亲也应该是将到六十岁的人了。若是承恩到嘉靖三十九年，才因为母亲去做长兴县丞，那时他的母亲就要快九十岁了。
吴承恩是孝子，当恪守先圣“亲老不远游”的古训，所以刘修业说:“那时他的母亲若还在人世，他大概未便说是‘为母屈就’罢。”所以，这断然不是吴承恩任职的时期。
对于嘉靖三十二年吴承恩任职长兴县丞，刘修业还提供了一项旁证，即是吴承恩与后七子之一的长兴徐中行在长兴唱和一事[60]。查《明史》，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杨继盛案发生，徐中行受累遭严嵩打击，不容于京师，只好罢官归隐故里。刘修业说:“中行归省，当在三十二年办完了秋审以后，他到家乡的时候，应在年尾或次年春天了。那时候先生正在长兴做县丞。”
比较旧说而言，刘修业将吴承恩任职长兴县丞时间提前了十余年，联系她将吴承恩生年定在1500年，联动上移当为应有之义。故两个问题可视为一体，一损俱损，定一而安二。
其三，《吴承恩诗文集》的校理及其考证。
刘修业的吴承恩研究还有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整理、校点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并对相关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考证。
吴承恩髫龄即有文名，他的诗文被盛称为“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61]。并常被一些诗文总集和别集著录，在其同时或之后有广泛流传。但是从今存故宫博物院的《射阳先生存稿》来看，篇什不算丰富。原来，吴承恩的文艺思想是“选精而不务博”，对其时“欲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的文风深为不满[62]。校刻者秉承他的旨意，必然要作大量删削。明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丘度(吴承恩的表外孙)又对陈文烛序、吴国荣跋的《存稿》进行重刻，甚感舅外祖务精不务博的教诲，专请李维桢作了校删，这样，《存稿》又一次被“瘦身”。对于《西游记》研究，这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后人甚至叹息“不知被删削掉多少研究《西游记》及其作者很有价值的诗文。或许其中有《西游记》的自序和吴承恩自传的吧”[63]。
有鉴于此，刘修业校点《射阳先生存稿》以故宫博物院1930年原刻本的铅印本为底本，广寻别本参校，在校勘异文、订正手民排印之误的同时，还着意搜寻佚文，以补足原本。据刘修业《校点吴承恩诗文集叙例》，这些补入的佚文来自于以下方面:(1)1777年吴进据吴玉搢所谓《续稿》辑得吴承恩古文十六篇，又1921年冒广生刻《射阳先生文存》从《山阳县志》补入《淮郡文献志后序》，凡十七篇;(2)《山阳志异》所录古文三篇，诗歌八篇;(3)万表《玩鹿亭稿》中得吴承恩佚诗四首;(4)从厂市购入吴承恩遗墨一篇:《云湖画菊跋》。刘修业将这些作品进行辨析校笺后一并补入《存稿》，并更名为《吴承恩诗文集》。
应该说，囿于文献不足的历史条件，刘修业补入的篇目不算太多，但这一工作为后人开了一个好头，90年代刘怀玉对《吴承恩诗文集》进行补校和笺注，从各类地方志和文人集子中搜得不少吴承恩佚作，大大地丰富了该集的内容。
此外，刘修业校理《存稿》在学术上还有一个特殊价值，那就是对相关问题作了不少精到的考证，其过程和结论都向为学界推重，被誉为“救活一本集子”。1947年春天，刘修业将她的吴承恩研究成果编成《吴承恩事迹交游考》一书(因故未能及时出版)，请孙楷第先生作序。孙楷第看后即“大吃一惊”，感其“援据这样浩繁，考证这样详细”，当为“三十年来研究小说史有数的著作”。他说:
修业先生这部书最得力的地方，就是把《射阳先生存稿》里所出的别号，一一考出来，知道某一别号属于某一人。结果，许许多多生疏的人，都在纸上活跃起来了。无关紧要的应酬文章，也成了有用的重要史料了。沉埋在下寮，一生不得意的吴承恩事迹，本是极不容易明白的。这时，因为明白了他的师友渊源之故，也完全明白了。[64]
原来，《存稿》发现以后，人们无法阅读，学者无法利用，因为其中充斥大量文人雅号、别号，有的甚至有号无姓，或有姓无号，真实的姓名反而十无其一，吴承恩大量酬和之作失去了必要的语境，他广泛的交游迷失了对象，其生平事迹变得一团模糊。刘修业为此进行了精湛繁难的考证，《存稿》中多次出现的重要人物或与吴承恩过从密切的人物，经刘氏考证逐渐明了的有:
鹤江蔡公，即蔡昂;约庵周公，即周金;白溪张公，即张景华;介川毛公，即毛恺;熙台潘公，即潘埙;养吾范公，即范槚;中玄高公，即高拱;念吾高公，即高时;南岷王公，即王廷;苏山陈公，即陈文烛的父亲陈柏;抑斋庐大夫，即庐蕙;张凤原、张巽卿，即张侃;冯南淮，即冯焕;李石麓，即李春芳;宗万湖，即宗杰;金秋泉，即金彦;周兰墩，即周于德;丁忍庵，即丁煮;谢迂的儿子留翁汝湖公，即谢丕;谢丕的儿子陈巌公，是谢用栻;松山公，是孙继鲁;东园公，是徐天赐;存斋公，即徐阶;梅国中丞公，即主修《春秋列传》的刘节;卮山先生，即葛木;庐守周大夫，即周瑯;叶太老夫人、叶太母孔老夫人，即叶淇的继室……
考索这些人物，非有广博学识和精深的考证工夫而莫办。刘修业查阅了大量的明清方志，正嘉隆万间的文人集子，复以互校参阅、比照辨析，终于鉴定出他们的真实身份，理清了这些人物关系，从而使《射阳先生存稿》“四通八达，联成一片”。所以，孙楷第先生高度评价为“这是奇迹”，是“真才实学”，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65]。从《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的关系而言，特别是对吴承恩研究的实际利用而言，这一评价是公允和正确的。就考证工夫来讲，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鲁、胡、郑、孙之后，当推刘修业，她是吴承恩研究名副其实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2]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记》。
[3]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短序》，《中国文学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4]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6月初版。
[6]“释厄”朱本原作“释尼”，学界多以为刊刻之误，当为“释厄”。
[7]参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3页。
[8]傅斯年曾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10]胡适《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4月初版。
[11]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五四时期郑振铎等人皆持吴著说，这里为论述方便姑从鲁迅、胡适所说。
[12]参见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4]胡适《〈西游记〉考证》。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且介亭杂文二集》。
[17]此表的不妥之处主要有:一、世本、杨闽斋本、唐僧本、李评本不能并列、安置在同一层次;二、《西游证道书》与《新说西游记》不是同一个版本系统，不能作为新说本的母体。
[18]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
[19]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郑振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0]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记、题记。
[21]《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22]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6月初版。
[23]引自《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71页。
[24]孙楷第《重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序》，《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5]前文载于《语丝》(146，147)，后文生前未予发表，仅有手稿保存至今。据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26]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3页。
[27]参见郑振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和《〈西游记〉的演化》。
[28]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自序》，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初版。
[29]孙楷第所引陈《序》“颇有错乱”(柳存仁语)，其原因在于孙氏按杨闽斋本转录，将该序页码第七、第八两页错简在第四页后，以致“不成文义”(陈新语)，今已经学者介绍世本陈《序》原文。见《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刊登之陈《序》全文。
[30]据汪澹漪评本《西游证道书》，元人虞集《西游记原序》尾署“天历己巳”(1329年)早于陈《序》，但学术界对其真伪持怀疑看法。
[31]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卷首。
[32]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4页。
[33]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78页。
[34]孙楷第此处所引回评文字略有脱漏。
[35]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81页。
[36]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82页。
[37]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38]新时期以来，学界始有不同看法。参见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与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又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39]参见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
[40]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编校说明》，中华书局，1982年。
[41]1933年，俞平伯在《文学》创刊号著文《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对吴承恩作《西游记》提出怀疑;40年代，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也认为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即百回本小说“不无可疑”。
[42]关于这一理论预测，可参见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
[43]这一类现象可以柳存仁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为代表，该长文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5期—第9期后，其观点与材料被学界反复称引。
[44]如金有景作《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南通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和《关于〈西游记〉的祖本和主旨问题》(《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重提《西游记》(祖本)的作者为邱处机，并认为邱处机作的可能是刘一明笺评本《西游原旨》的白文，此论一出即遭到多方质疑。
[45]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56页。
[46]参见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
[47]刘修业《吴承恩著述考》。
[48]1926年鲁迅出版《小说旧闻钞》，辑得吴承恩和《西游记》相关材料十八条，刘修业在此进行了甄别、归并、挑剔。
[49]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50]刘修业《吴承恩论著杂事考》。
[51]参见《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52]胡适《〈西游记〉考证》。
[53]在胡适与刘修业的示范下，这一类内证不断地从《吴承恩诗文集》中被揭示出来，如苏兴对《赠子价》的分析，薛梅、宋克夫对《赠张乐一》的分析，等等。
[54]胡适《〈西游记〉考证》。
[55]载《中国学生》1936年1月第2卷第1期。
[56]刘怀玉《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57]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
[58]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江苏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
[5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60]参见《长兴县志》之《名宦传》及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
[61]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
[62]参见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
[63]苏兴《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4]见《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65]见《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