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孙楷第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学研究
在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论中，我是将孙楷第与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并列的:胡适、鲁迅为先驱，郑振铎、孙楷第是殿军，他们前后相继，共同确立、推动了现代《西游记》研究。比较而言，孙楷第的《西游记》研究，更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正是这些特点带来了某些复杂性，所以在对孙楷第的《西游记》研究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行作一些说明，以确立立论的出发点。
其一，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孙楷第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其地位似乎一直未能受到充分的重视。究其原因，这与现代学术文化的大背景有关。众所周知，“五四”之际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发轫期，受其时代精神的催发，特别是白话文学的倡导，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流入，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使了小说研究的勃兴，《西游记》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裂变，实现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转型。所以从本质上说，《西游记》研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化的重要一翼。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以最大的热忱投身、参与其中。如1920年开始，上海亚东图书馆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四部明清小说名著进行标点整理出版，为其作序推介的有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郑振铎、徐志摩、俞平伯、汪乃刚、叶德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五四新文化巨子和学界名流，其中《西游记》由汪原放作新式标点，胡适作《西游记序》，陈独秀作《西游记新叙》，由两位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亲自担纲，尤见其推重之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必然与他们在新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成正比。比较而言，孙楷第(1898—1986)有着自己独立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他早年师从杨树达、高步瀛，受乾嘉朴学熏染，专注于旧学，一心研习音韵、训诂和校勘学，与新文化存在较多隔膜，没有像胡适他们那样站在五四新思潮的前沿。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是非常重视学术的意识形态性的，学术地位的评价也常受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孙楷第很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忽视，新近出版的《名家解读〈西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备集现代名家之论，却未收孙氏只言片语，堪为显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胡适、鲁迅、郑振铎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确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首次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一扫清初以来三百年“邱作说”之误，并揭示了该著作为神魔小说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胡适数度作《西游记》考证，对作品的故事渊源、人物原型以及其中的文化象征内涵等方面作了精辟论述;郑振铎探源溯流，厘清《西游记》演化轨迹，列定历代版本次序，创见尤多。退一步说，他们即使不是五四新文化的旗手或健将，其隆盛的学术地位也不会动摇。孙楷第的学术研究在当年紧逼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与其难分轩轾，各有千秋。故孙楷第的学术研究也完全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价，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则亟须予以合理的定位。况且，“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帝、反封建，追求科学、民主和弘扬爱国主义，孙楷第立志继承绵长的国学传统，实系其自觉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意识使然。国难当头之际，他大义凛然:1931年在日本东京访书期间，“遽闻辽东之变(九一八事变)，悲愤填膺”，恨而欲归[18]。所以作为一名优秀超拔的知识分子，孙楷第的精神意识与五四主潮是完全一致的，其《西游记》研究理应融合到五四时期的学术史之中。
其二，孙楷第研究古典小说是从版本目录学入手的。他毕尽一生精力搜寻史料，纂述提要，胪列书目，写成版本目录学著作多种。与如今通行的文本研究相比，孙氏研究有着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基础研究，孙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在校勘文字、考证史料、鉴别版次等目录学工作，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另一方面，版本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特别是文本解读是必不可缺的，其重要性早有公论，诚如郑振铎所说:“‘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之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19]。而且，每当文本研究行进到一定程度，版本、目录的重要性就会越发凸显出来。鲁迅、胡适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第一批拓荒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免陷入“文献不足征”、明清两代善本不全的困境，鲁迅先生就曾感叹“旧本希觏”，故而“观览又不周洽”，唯“当虑讹谬”，“诚望杰构于来哲也”[20]。孙楷第于1931年赴日访书，翌年归国写成《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21]和《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1933年，又在此两书基础上扩展、充实，撰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三部著作以其丰富的版本文献资料“为中国小说史立下了目录学的根基”[22]，也为《西游记》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其惠泽学林，起予后人，功德无量。
还必须指出，孙楷第的目录学著作，其实也并非单一的外部研究。由于其博学、深察以及治学的严谨，在整理史料、编纂目录的过程中多有发现和精见，尤其对《西游记》的考证、评介尤详，既解决了当年胡适、鲁迅的一些疑而未决的问题，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进一步思考的线索。所以，单以《西游记》文本研究的标准而言，孙楷第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故而胡适评价其为“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包括《西游记》)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作为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要一员，孙楷第当之无愧。
胡适1932年在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所写的序中说:
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他在这几年之中，编纂中国小说书目，著录的小说有八百余种之多。他每记载一种书，总要设法访求借观，依据亲身的观察，详细记载板刊的形式与内容的异同。这种记载便是为中国小说史立下了目录学的根基。这是最稳固可靠的根基，因为七八百年中的小说发达史都可以在这些板本变迁中沿革的痕迹上看来出。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23]
这段话虽有盛誉之意，但基本概括了孙楷第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的特征:版本目录学研究。它是针对整个小说史研究的，但在《西游记》研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其具体要义主要包括:一、访求借观，亲身观察，言必有据;二、编纂书目，胪列版本;三、撰写提要，记载各种版次自身特点并鉴别相互间的异同。同时，在此基础上，胡适也客观、公允地评价了这一“目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特别是作为小说学的“根基”，后代学者从中多受裨益的事实。孙楷第自己也曾谈到过这一特点，他说:
对于读过的每一种小说，皆撰有提要，详细的记录了板本的形式，故事的原委;必要时照抄原书的题跋目录;并且，考校异同，批评文字。为读者提出了若干问题，也相当的解决了若干问题。[24]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小说目录学始于近代黄人1907年所作的《小说小话》，其胪列明清章回小说凡九十一目。后经历代学者不断增补，规模渐大，至1990年《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共收历代小说一千一百六十部，总目扩大十倍之上，其间将其发扬光大者代有其人，然贡献尤大者则首推孙楷第:早在1933年，《孙目》所收小说已达八百余种，在黄人《小说小话》(九十一目)、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二十目)等书目基础上突发巨变，已成浩浩大观之势，并成为1990年版《总目提要》最主要的来源与借鉴。
以《西游记》为例。在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巨著中，《西游记》版本系统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官刻、私刻以及各类王府本的关系，全本与简本的关系，包括不同的全本与不同的简本之间的关系，原本与笺评本的关系，世本与祖本以及前世本的关系，明本与清本的关系，加上在成书源流中曾出现过的诗话、杂剧、平话以及可能出现过的词话等各体西游作品，或错综复杂，或漫漶重叠，且数量十分繁富。现在所知的《西游记》小说版本已达十四种，其中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记载的有《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汪澹漪笺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汪评本)、《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共六种，而后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搜罗齐备为宗旨，所收各类版本已达十三种，并且记录了《西游补》、《续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三种续书。尤为可贵者，上述书目中，经孙楷第发现并介绍给国人的珍稀刊本竟达七种，《西游记》版本之有今日蔚为大观者，孙楷第居功至伟。
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首发“明清小说阙略”的感叹，并亲作《关于小说目录两件》与《明以来小说年表》以倡导目录学建设之际[25]，郑振铎、孙楷第、马廉、傅芸子、王古鲁等后起学者纷纷赴域外访书，致力于搜罗史料，检索文献。1931年9月，孙楷第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命，扬帆东渡访书，两个月间废寝忘食，“笔不停挥”，“将东京公私所藏小说调查完毕”，观览颇丰，《西游记》版本资料收获尤多，先后在内阁文库发现明清白堂《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杨闽斋本)和清初《汪澹漪笺评古本西游记》(汪评本)，在村口书店发现明万历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和《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在帝国图书馆发现《唐僧西游记》，在宫内省图书寮发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共计六种明清珍本《西游记》，其中汪本与朱本“尤世所仅见”，颇使孙氏叹为观止:“(在日本)保存旧本，如斯之多，颇可惊叹”，并立志“不惮详细述之”[26]，将它们列成书目，不但记述书名、卷数、款式、刊刻时间和书铺、刻工姓氏、藏书地点，而且“记事者必提其要，纂意者必钩其玄”，每目下皆纂有提要，对其版本特色、文献价值及后世影响都有详细申述，对某些《西游记》演化史上的关键性或疑难问题还作了精细的考辨说明，以供后人参考借鉴，从而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对此，胡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为《孙目》所作的序文中说:“国内至今还没有可贵的《西游记》本子，而孙先生在日本所见到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两种《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盐谷温先生印行的吴昌龄(实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正确、公允地揭示了版本新史料的发现在《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郑振铎甚至将《西游记》研究以孙楷第这些版本发现为界，称其前为“不知有吴氏原本，无论他著的黑暗时代”，其后为光明时代，“学者们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27]。
孙楷第曾将自己的目录学研究概括为“博考载籍，旁搜故实”，搜辑记述原始资料[28]。关于《西游记》，正是孙楷第第一次全文抄录了两篇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便是《全相西游记序》(今通作《刊西游记序》，陈元之撰)和《李评本题词》(今通作《西游记题辞》，幔亭过客即袁于令撰)。前者附于三本明刻华阳洞天主人校本《西游记》目下[29]，后者附于明刻《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目下。其中陈元之《序》撰写于“壬辰夏端四日”即万历二十(1592)年，它是现存最早的一篇完整的《西游记》研究文献[30]，提出了明人对《西游记》的基本看法，并为后人提供了关于《西游记》的作者、成书及演变等基本问题的诸多线索。袁于令《题辞》第一次评价了《西游记》的神幻特征，可以说是为后人认识其浪漫主义创作精神定下了基调。在小说目录中全文抄录该目的序跋资料，至今已成惯例，然则肇其端者实始于孙楷第，这不仅增加了其书目的资料性、可征度，增加了自身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使其《西游记》研究独树一帜，在学术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孙楷第的《西游记》研究以目录学方法切入，以搜辑史料、整理文献、考定版本见长，生前未曾出版文本研究的专著，甚或《西游记》专文也不多见。然而，诚如前说，孙楷第并非局限于单一的外部研究，他非常熟悉各版文本，又擅长校勘诠释注疏之学，故而在对《西游记》版本的发现和研治过程中，特别是在版本目录(提要)的编纂中，文思所及，时有发现和新见，并涉及大量的理论问题，而以其博闻广大的学识，谨严深察、厚积薄发的方法，或鉴别考辨，或旁征博引，或条分缕析，对考察对象进行精深繁难、充分仔细的论述，从而作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建设性的论断。这些文字虽然多半附录于各项词目之下，且篇幅简短，但就其学术含量而言，是断然不亚于某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的。如将它们整合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其体大思精，自成一统，在现代《西游记》研究中影响甚伟。现择其要者予以展开评述如下:
其一，第一次胪列三种明刻华阳洞天主人校本《西游记》目录，并鉴定三书之优劣，论定世本为《西游记》原刻本。
孙楷第在日本东京发现明刻百回本《西游记》计四种，除《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外，其余三种皆题“华阳洞天主人校”，亦皆附有秣陵陈元之《序》，属同一系统。孙楷第通过对三本的对读校勘，将李评本作为共同参照，提出论断:世本为原刻本，卷首陈元之序后署“壬辰夏端四日”当为万历二十年(1592)，且该本“颇古雅”，“字端整可观”。杨闽斋本“刻工不甚精”，又其陈序后署“癸卯夏念一日”，当作万历三十一(1603)年为是，推其为世本的翻刻本。《唐僧西游记》不题梓者，亦未指明刻印时代，但明显系据世本翻刻。孙楷第依据各本文字优劣、刊刻沿革的实际，以及杨闽斋本、《唐僧》本皆有所删节和缺失的情况，以为在此三种《西游记》中，唯世本最为珍贵。
这一论断，为后来学者们公认，建国后人文本50年代初版及70年代重印本皆以世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出版者对世本的善本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进行了全面评述[31]。由此可知，孙楷第的论断可谓一锤定音。
与此相关，孙楷第作出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对世本校定者“华阳洞天主人”进行了初步然而是卓有成效的考证。他引《谈薮》云:茅山为金陵洞穴，周围一百里，名曰“华阳洞天”。齐梁之际，有名的“山中宰相”陶弘景隐于此，自称“华阳隐居”。查《梁书·陶弘景传》:齐永明十年，弘景辞归，止于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宫，名为金坛华阳洞天。”并在山中建屋安居，自号“华阳隐居”。据此可知《谈薮》所记非虚。于是，孙楷第推断说:“茅山在句容县境，则此所谓‘华阳洞天主人’者，盖为句容人。秣陵即南京，句容亦明应天府属县。则此书校刻之始，盖与南京应天府有密切关系矣。”[32]孙楷第虽未考定“华阳洞天主人”究系何人，而只考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在学术史上意义很大，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方向。现在学术界已先后提出李春芳、唐光禄、吴承恩等多位人选，但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必须符合当年孙楷第提出的大致范围。今后一旦果真考定“华阳洞天主人”其人，孙楷第的考证当导夫先路。
其二，根据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透露的线索，首次提出大略堂古本问题。
在为《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所做的长篇说明中，孙楷第向世人披露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研究信息。他首先谈及作者问题:“明本《西游》，皆不言撰人，如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自汪象旭此书，始以为邱长春作，‘证道’之说亦自此书倡之。”[33]在《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通行本中，其作者皆署元初道士邱处机，对此清代钱大昕、纪昀等皆示怀疑，后鲁迅、胡适根据明清两代史料考定为吴承恩所作。其时人们并不知流行三百年之久的“邱作说”竟肇始于《证道书》:有好事者伪托元人虞集序，妄称邱长春作《西游记》，至孙楷第此项新版本发现才真相大白，它是对鲁迅、胡适的考证结论的有力的印证。
当然，该本最大的文献价值，孙楷第所撰该本提要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大略堂”古本问题，并在《西游记》研究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西游记》演唐玄奘西天求法取经史事，故清代通行本如陈士斌《真诠》、张书绅《新说》和刘一明《原旨》等各本《西游记》第九回皆为“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俗称唐僧出身小传)，对此，历代学者一直未有持疑议者。随着日本东京六种明清《西游记》珍本发现，孙楷第指出了一个震惊学界的事实:所有明刊百回本均不载这个故事，究其源头“盖皆从此本(《证道书》)出”。那么，明、清两代刊本是如何形成这一差异的呢?孙楷第在该本第九回回评中搜寻到一条宝贵资料，其中略云:
(古本)谓俗本删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历不明。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始补刻此一回云云。[34]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孙楷第作了许多精深的辨析:所谓大略堂古本，究系何人何时所刻，汪澹漪未明言，不排除他随意言之、借古以自重的可能。此其一。大略堂《释厄传》非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虽然两者书名相似。后者虽亦载唐僧出世故事，然属简本系统，不符繁本体制。且其卷首木记题“书林刘莲台梓”，为闽建书林，不题“大略堂”。此其二。举其为文错讹繁多，“因即汪书第九回文与本书他回文合观之，实未能融合无间”，诗文风格迥然不一，凿枘不合之处屡见，故知该篇文字断非吴承恩原作。特别是第九回、第十回两回文字“开端数语从同”，明显带有改篡的痕迹，“假令吴氏为此，亦何其文思之窘也”。此其三。这些论述，皆言出有据，分析透彻，为学界所认同。
再有，孙楷第进一步探求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原有唐僧出世故事。从现有资料看，孙楷第坦言“固不可知”，但就作品本身的故事逻辑和结构特征来看，他则倾向于“原有”，而为后来之世本刊落，并对刊落的主要原因作了初步推测:“万历间刻书者嫌其亵渎圣僧(指玄奘之父被害，母被污)，且触忤本朝(高皇)，语为不详，亟为删去。”[35]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刊落说”。对此论，因孙氏未提出确凿的证据，学术界虽视为宏论，然而一直争议颇多。“五四”以来，已有郑振铎、黄肃秋、柳存仁、李时人、张锦池、吴圣昔等众多研究者先后参与讨论，并在《西游记》论坛几度反复，遂成热点，可说已积淀为一个精深的学术命题。
其三，考定朱鼎臣其人，推论朱本非吴承恩世德堂本祖本，而系一部简本。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今存两大明刊《西游记》简本之一。20世纪20年代发现于日本，1931年孙楷第在东京村口书店首次亲睹，并将其版本的基本资料抄录归国。1932年，经学界有识之士吁请，北平图书馆花重金购入。从此，《西游记》研究又增添了一份宝贵的新史料。
朱本卷首有题词:“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求茂绣梓”，但对朱鼎臣其人，我们所知甚少。孙楷第早年遍览群书，文史积累丰厚，于说部尤为熟稔，他指出尊经阁藏《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一书，该书以摘选戏曲和小说为要旨，亦题有“教坊掌教司扶摇程万里选，后学庠生冲怀朱鼎臣集，闽建书林拱塘金魁绣”。据此他说:“以二书互证，则朱鼎臣字冲怀，广州人，且为庠生。”又据《大明春》确是万历刊本(日本文求堂主人田氏精于赏鉴，亦云定是万历本)这一事实可知:“朱鼎臣者当为万历间人。”[36]后来，郑振铎又有所发挥，结合该本版式、纸张的特点进一步断定朱本“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不能后于万历初元”[37]。朱本刊刻年代的确定对于认识其版本性质和价值，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朱本被发现之际，“颇惹中日学者之注意”，当时已有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发表文章，“疑为《西游》祖本”。因为其为湮灭已久的珍本(郑振铎曾说:“说她是一部孤本，大约也不会错”)，孙楷第在东京访书时，村口书店主人出于自珍，只是“出是书相示”，未能从容观览。幸而他博闻强记，识力过人，“乃以半小时之力恍读一过”，随即对其已有了初步而完整的认识，并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予以详细记述，就其版本性质进行深入的辨析，最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朱本并非如日本学者所言，是吴承恩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而是和杨致和《西游记传》一样，是一部简本。对此，孙楷第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了证据，他解释说:“惟统观全书，与明诸百回本比，除陈光蕊事此有彼无外，余仅繁简之异，西行诸难，前后节次，以及精怪名称，故事关目，无一不同。倘是祖本，焉能若是!”又若假设它为祖本，那么，“由十卷《西游传》之仅存崖略，语意不完者，扩大充实而为百回之《西游记》，乃其关目情节以及名称无一不同，宁非异事!夫惟删繁就简可无变更;由简入繁乃欲丝毫不变原本，在理为不必要，在事为不可能。故余疑此朱鼎臣本为简本，且自吴承恩之百回本出。”此论一出，即流行《西游记》论坛半个多世纪，中外学者奉为定谳[38]。《西游记》版本演化链条日趋完整，同时，其简本系统也随之得以确立。
孙楷第一生治学硕果累累，著述等身，其晚年时曾亲自圈定一组代表作，其中《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赫然在列[39]。研读这篇雄文，深感其考证精湛，辨伪周详，驳难繁深，诚为其《西游记》研究，甚至整个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登峰之作，在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西游记》杂剧与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残文)古本同为《西游记》演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宝贵资料。今存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刻本“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署作者为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该书《总论》(勾吴蕴空居士所作)对此言之凿凿，其中说:“《太和正音谱》备载元人所撰词目，有吴昌龄《东坡梦》、《辰勾月》等十七本，而《西游记》居其一也。”甚至还编有令后人深信不疑的文坛趣事作为佐证:“昌龄尝拟作《西厢记》，已而王实甫克成，知无以胜也，遂作是编以敌之。”后经臧懋循《元曲选》、焦循《剧说》等反复引录，吴昌龄作《西游记》杂剧遂成定论，为世人所认。
1939年，孙楷第作《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发表于《辅仁学志》1939年八卷一期，据天一阁抄本贾仲明(一说无名氏)《录鬼簿续编》提供的新材料，对吴昌龄作《西游记》杂剧的成说提出质疑，继而考定其作者当为明初杂剧家杨景贤。据孙楷第介绍:关于唐僧赴西天取经事，宋元有戏文(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元代有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明初则有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南戏《江流和尚》叙唐僧出世故事，实未及取经过程，金院本《唐三藏》今不传，吴昌龄《西游记》清初尚有传本，藏于钱曾也是园，但后来亡佚，今传杂剧《西游记》本为杨景贤所作，但却被勾吴蕴空居士等误挂在吴昌龄名下。
孙楷第重新将《西游记》杂剧的著作权判归杨景贤，其依据为:第一，据钟嗣成《录鬼簿》(天一阁抄本)，该剧有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按杂剧体制惯例剧中当有相应情节，但与今传杨东来本《西游记》杂剧(六本)不合，可知当为二书。第二，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明确载有“杨景贤《西游记》”，且作者与杨为相交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对其情况掌握得相当详尽，故而可信度极大。第三，杨景贤《西游记》抄本流传不广，唯正嘉间文士李开先(字中麓)曾亲见，但其《词谑》中竟将剧名《西游记》误为《玄奘取经》，从而导致两剧混淆不清。孙楷第以此为契机，广查载籍，终于在一部《词谑》抄本中发现其引有署名“杨景夏”(即杨景贤)的《玄奘取经》杂剧的第四出，而这一出内容经孙楷第鉴别比勘正与今传所谓吴昌龄《西游记》第四出相契合。根据此种种内证、外证，孙楷第断言:现存之“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系后人误署作者，实应为杨景贤作。
那么为何会发生如此张冠李戴的误会呢?孙楷第进一步予以详细分析，他说:
其所以如此之故，大约因为:(一)原本不存，传说多谬，抄书刻书人都不免错标名字。(如百种曲所题人名，现今考就有好几处是错的，这不见的是臧懋循捏造的，因为他们误题的人名，有时别的选本也是一样的错。)(二)《录鬼簿》通行无注本，现在我们见到的天一阁注题目正名的《录鬼簿》以及所附《录鬼簿续编》，当时人都不曾见到。(三)两书都演玄奘事，名称亦容易混淆。如《录鬼簿续编》著杨景贤曲是《西游记》，而李中麓引杨曲称《玄奘取经》。以此推之，杨曲既称《玄奘取经》，则吴曲亦未始不可称《西游记》。
又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前述考证结论。
这一考证，意义重大，一扫中外学术界数十年之误。并旋即为学术界普遍认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隋树森编定《元曲选外编》，对该目作者即改为“杨景贤作”，并特意注明“兹据孙楷第考证”[40]。举此一例，即可知此说实为不刊之论，且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