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之际。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中国社会发展开始融入世界整体格局，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除了《红楼梦》研究不失时机地实现了从“旧红学”向“新红学”的飞跃，《西游记》研究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学科形态上也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裂变，其现代转型最为彻底和典型。究其成因，除却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潮流的推动，无疑还植根于《西游记》研究的内部张力，相比之下，它具有最多的引发裂变的胚胎和因子，其酝酿、积聚过程又尤为充分、持久。
众所周知，《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明四大奇书;清季《红楼梦》问世、风行后，又并举为中国五大古典名著，然就其研究和学术品位而言，《西游记》研究从一开始便呈现了相对后进的态势:明人批评一味侈谈心性，附会心学，清疏玄空;清代评本蜂起，“谈禅”、“证道”，又几沦为宗教的附庸。其时就引起相互讦击，其中以刘廷玑的批评最有代表性。他指出汪澹漪诸家“大半摸索皮毛”，犹如“刻画美人，唐突西子”，未能道破作品的奥旨，其穿凿附会的结果便是使“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批评未能起到正确引导、推动大众阅读的作用[1]。
至五四时期，西风东渐，随着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流入，《西游记》研究中的这些弊端和谬误日益显露出来，不满之声愈炽。如鲁迅直指其“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文辞甚繁”，而所论“皆得随宜附会而已”[2]。胡适则禁不住拍案而起，斥责“《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这些解释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3]。稍后的郑振铎也指出:“那些真诠、新说、原旨、正旨以及证道书等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的书都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在大白天说梦话的。”[4]正如地热的积聚、运行终会迎来火山的喷发一样，应该说，《西游记》研究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正是诱发并加速其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因。
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学大师为《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揭开了序幕，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中国小说史略》，“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5]，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和规律。其中也梳理、总结了神魔小说的历史，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艺术特点和美学价值，并搜罗明清两代史料，根据钱大昕、吴玉搢、阮葵生、纪昀等前辈学者提供的线索，论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从而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基础，指引了方向。与此同时，胡适数度作《西游记》考证，除了与鲁迅书信往来，相互切磋，共同考定《西游记》的作者，还对作品本事的历史渊源、主要人物如唐僧、孙悟空的演化，八十一难的历史依据以及其中的文化象征内涵作了全面考评。他不仅全力支持《西游记》新式标点本的出版，并为之作序呼吁，有力地推动了《西游记》研究汇入现代学术的进程，而且还亲自动手改作唐僧历难之最后一难第八十一难，以纠补作品的纰漏，表现出他对《西游记》的特殊兴趣和意向，堪为《西游记》研究史上的一则佳话[6]。总之，对于《西游记》用心之广，用功之勤，这在胡适的古代小说考证中绝无仅有，他为现代《西游记》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正是在鲁迅、胡适等新文学大师的大力推动下，《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品位得到了整体性提升，出现了全新的学科格局，并逐渐实现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转型。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标志之一是其研究内容得到多方面的拓展，从而初步建立起现代学术研究的对象体系。鲁迅、胡适卓有成效的《西游记》研究，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而且赋予了研究对象的现代性特质，基本划定了现代《西游记》研究的范围，给后人以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现举其荦荦大端具体评述如下。
一、关于《西游记》的主题，《西游记》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我们今天应以什么样的眼光去读它?
对于《西游记》这样的皇皇巨著，探求其大旨本非易事，出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现象完全符合文艺鉴赏与批评的规律，历代读者和评论家也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与需要来进行品味和解读，从而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然而纵观以往之种种旧说，在主题揭示方面，其偏离正常的文艺批评甚远，偏离《西游记》的实际甚远，那些《证道书》、《真诠》、《正旨》、《原旨》和《新说》的评论者，多以劝学、谈禅、讲道来评论《西游记》，充斥着大量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它们歪曲了作品的真谛，以“一己之私见”强加于作品，误解甚多。平心而论，这一类学说，虽非完全无益，但其真见与谬误夹缠，真见为谬误遮蔽，对《西游记》研究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详细评介见前面第二章“明代《西游记》评点”、第三章“清代《西游记》评点”)。
对此，鲁迅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为依据，认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根本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不过是一种折光、变形的反映，其“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亦即荒荒诞诞说鬼，真真切切说人。《西游记》作者性诙谐，喜鬼神，善幽默，其怪力乱神必有寓意，冷嘲热讽皆成文章。然作者之讽刺、揶揄、幽默皆“取当时世态”，全系对现实生活的有感而发。故而鲁迅指出《西游记》的价值大抵在其匪夷所思的艺术想象和精美绝伦的艺术描绘，“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7]。至于其中所谓金丹大道之类的“大旨”，即便有也还在其次。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数语，“已足尽之”[8]。因为其间释迦、老君、观音、元神等仙佛其实与种种妖魔鬼怪一样，都是神魔小说之“神化”的产物，“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究其“寓意”，志在现实，而不是儒、释、道三家的宗旨。
胡适与鲁迅意见基本相同，但态度更显激烈。他直斥《西游记》这部名著被糟蹋了。尤为可恨者，在这些旧说的影响下，“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他主张“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还它以本来面目”。为此，他倡导读《西游记》宜用“笨眼光”，亦即老老实实地将它视作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神怪小说，通过鉴赏其中的人物、情节(故事)，去感受、领略文学的魅力。他说:“《西游记》小说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其所谓主旨“不过是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9]。说到底，这种“笨眼光”正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眼光和审美心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西游记》的真谛。
至此，《西游记》之种种旧说业已被推倒殆尽，数百年来笼罩在《西游记》之上、迷失历代读者心眼的“尘埃”得到全面清洗，人们始得真正心明眼亮地洞悉其艺术的堂奥，《西游记》文本流变也终于被推上了健康、正常的轨道。
二、在《西游记》研究史上，第一次论定它并非文人独立创作，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改编、流变的过程，是以往全部《西游》故事的总结性、集大成之作。
这一问题最早由胡适提出，它不仅关系到《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而且还涉及中国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揭示了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由世代累积型到文人独立创作型转变的轨迹，所以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所谓世代累积型，是指某一部小说作品经过史书记载、民间艺人演说的长期流传，最后由某一文人改编定型。一般来说，早期之《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世代累积型，《金瓶梅》带有较多的《水浒传》的痕迹，故有“《水浒传》外典”之称，但已与《三国》、《水浒》等世代累积型作品有了根本性变化，其中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和压倒性地位，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石头记》)则完全蜕变为文人独立创作[10]。《西游记》问世于明隆万年间，目前所知最早版本系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金瓶梅》、《红楼梦》之前。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西游记》是为前者乎?是为后者乎?
胡适通过对《西游》故事演化、传播史的梳理，通过对所见之历代《西游》作品的比较甄别，认为《西游记》当为一部世代累积型文学巨著。首先，他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史籍，对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高僧传》等历史著作进行了细致、周详的考证，指出《西游记》具有丰富而直接的史学渊源。然后又通过对唐宋之际笔记小说的爬罗剔抉，发现了唐玄奘西游事迹“神化”的迹象，特别是对宋元之际流行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进行反复的勘录、对读，清晰地揭示出唐僧取经本事神化的过程和规律，从中发现《西游记》最终以神魔小说出现的内在依据和必然性。同时，胡适又从《西游记》的艺术源流着眼，重点考察了元代吴昌龄(实为明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认为从这一规模庞大的六本体制的《西游记》来看，可以肯定“元代(实为明代或元明之际)已有一个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作品)了”，它正是元明时期有关《西游》作品的“一度大结集”，西游故事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百年后吴承恩“最后大结集”(指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基础。其最后结论便是:“《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其成书过程说明，它是一部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之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暑期讲学时，援引了胡适的这一论断，也说:“这部小说(指《西游记》)，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在前边已经提及过——正说过猴行者，深河神，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即杨本)——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11]进一步完整、真实地指出了吴承恩改编《西游记》的实际。
应予指出，鲁迅与胡适认定《西游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并非贬低吴承恩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也并非有损《西游记》的价值，而是旨在说明成书过程，揭示小说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尊重历史事实。鲁迅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并举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又将《西游记》列为神魔小说的主要代表和典范之作，认为吴承恩的伟大贡献在于将历代流传的西游故事“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而且以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把《西游记》推向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最高峰，“所以人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12]。可见，《西游记》之为最伟大的小说，吴承恩之为最伟大的艺术家，皆当之无愧。
三、考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
在《西游记》研究中，作者问题一直是一个疑团，至今仍为一大研究热点。造成这一疑团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游记》最初在明代刊刻时未具作者的姓名。因为中国文学向以诗文为正宗，轻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丛残小语”，甚至“刍荛狂夫之议”，小说作者往往不愿意署上姓名，以免遭封建士大夫们的轻视;或者署上“主人”、“山人”之类的假名，故意混淆视听。因此，虽然《西游记》问世后流行朝野，雅俗共赏，引起读者争相传阅，但人们并不知作者为谁。二是清初刊刻《西游记》时，有好事者杜撰元人虞集《西游记原序》冠于卷首，从而将《西游记》的作者归为元初道士邱处机，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13]。
胡适在20年代初作《西游记序》时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但对世代流行的“拿邱处机来顶名冒替”[14]的做法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西游记》之种种内证完全可以肯定“《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后经广泛收罗史料，深入考证，并与鲁迅反复商讨，最后于《道藏》中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人遂不约而同地宣布:邱处机所作《西游记》非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胡适说:“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无关”，后者“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鲁迅指出:“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字浩然，号真常子，邱处机弟子——引者注)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15]从此，长期以来邱处机冒名《西游记》作者之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清理张冠李戴现象、否定邱处机作《西游记》的谬说之后，胡适与鲁迅进一步正本清源，论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吴承恩。除了称引钱大昕、纪昀等人的考证结论，他们所引用的明清两代的史料主要有:明代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列:“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又该书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比较详细地载有吴承恩的生平事迹:“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以后又有康熙《淮安府志》、同治《山阳县志》以及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吴玉搢《山阳志遗》等书所载与此相同或相关的内容。据此可知，胡适与鲁迅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论据是相当丰富、充分的，结论也颇为可信，故为后人公认，从此以后出版之《西游记》皆题署“吴承恩著”。
当然，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这一论断尚有不同意见。如章培恒指出:“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的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大概比吴承恩大二十岁左右的安国就写过名为《西游记》的纪游之作，那么又安知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也是游记呢?”章培恒还进一步指出，吴承恩的《西游记》在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恰是被著录在卷八史部地理类的，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吴承恩的《西游记》乃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游记”，“它确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另一部著作”[16]。以此为契机，《西游记》论坛掀起了新一轮关于作者的大讨论，目前重新提出《西游记》作者的可能性人选已达近十人之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这一讨论如何发展，最终的结论将怎样，鲁迅、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作者的历史功绩是不会被抹杀的，那是因为:首先，他们对“邱作说”的辨伪已铁定如山，再无反复;其次，关于吴承恩著《西游记》或许有待进一步检验，但他们的考证，都是后人无法绕开的研究成果，是一切新说立论的出发点。
四、最先对《西游记》的版本史料和演变作出了初步的梳理。
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自唐时史著至世本，已积淀起丰富的史料;而《西游记》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于是竞相翻刻，又多沿袭演变，形成了异常复杂的版本系统。对《西游记》的相关史料、对其复杂的版本系统和演变线索亟须进行梳理。鲁迅与胡适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倾力鉴别《大唐西域记》、《三藏法师传》等史籍，考察《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等早期“西游”故事，特别是对明代简本与繁本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然而限于客观条件，其时所见版本不多，特别是尚未发现《永乐大典》13139卷“送”韵“梦”条中的《西游记》(平话)残文《魏徵梦斩泾河龙》、朝鲜古代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中的《西游记》章节《车迟国斗圣》，以及两种重要的明版《西游记》即世本与朱本，他们所作的梳理还是初步的，并不完整。这一深入严峻的工作由稍后的郑振铎和孙楷第来完成。而且在版本问题上胡鲁二人意见多有不合，甚至完全相反。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与明代简本杨致和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的关系上:鲁迅认为杨本是吴本的祖本:“《西游记》(吴本)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一作杨致和，又明刊《西游记传》署名阳至和，现学界以杨致和较通行。——引者注)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唯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描写，几乎改观。”[17]胡适则完全相反，认为杨本《西游记传》“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的产物，其目的是要归入《四游记》，与其他三种作品篇幅大致平衡对等，究其关系，“乃是阳(杨)本全依吴本的次第”[18]。
由于看法尖锐对立，胡适对鲁迅的诘难相当激烈，他找出许多“铁证”来“证明他(鲁迅)的错误”。鲁迅对此也进行了反证。这一问题虽然至今尚无定论，然而其价值在于提出并初步确立起百回本繁本与简本关系这一复杂的学术命题，同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两位现代新文学大师不拘私交，为探求真理而敢于直陈己见、认真严肃的学术风范。
《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另一个标志是逐步确立起一种全新的、适应现代学术精神和治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小说评点(包括序跋、读法)相比，鲁迅、胡适研究《西游记》，与多元比较和动态历时性研究的方法论并行不悖，采用了宏观综合、微观分析互渗，考评结合、史论贯通并举的方法，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重要和特殊的方法论原则。
方法，是人类认识客观对象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意义重大。在西方学术史上，先后有培根《新工具》、笛卡儿《方法论》、黑格尔《逻辑学》以及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等论著对“方法”进行深入研究。黑格尔还把方法称之为“人类行动中的理论”，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方法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如果将方法比喻为农民耕地的犁，那么，“犁是比由犁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会消失并忘却。”[19]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一次伟大革命。
毋庸置疑，《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也得力于研究方法的更新。鲁迅、胡适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五四新文学大师，善于“拿来”，“别求新声于异邦”，借鉴一切先进、合理的思想观点与方法。鲁迅最早接受的西方思想是进化论，坚信未来胜过过去，注重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看问题;胡适是美国现代实证主义大师杜威的传人，倡导科学研究中的实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推重证据，切忌空谈。他们用这一治学精神与方法来进行《西游记》研究，为这一传统的学术领域新开垦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先说宏观综合、微观分析互渗的方法。所谓宏观综合，是指研究从整体出发，大处着眼，又寻找到各大命题之间的联系作并案考察;所谓微观分析，则是指在研究中从具体问题入手，对某一问题作深入、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对宏观综合进行事实和史料的支撑，避免宏观研究沦为“空对空”的猜测臆断。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正是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一方面，他们抓住《西游记》主题、性质、成书过程、作者考订、版本嬗变等属于学科基础层面的宏观命题，并从这些命题的综合考察中揭示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规律，从而呈现出较高的学术品位和理论层次。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这些宏观命题出发，引申出许多有关《西游记》的具体问题，如钩稽某一条相关资料，说明某一具体现象，分析某一形象的生成，阐释某一种既有的结论，等等，从而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并以此来显示完整的宏观链条。例如梳理唐僧取经本事的历史演变是一宏观命题，直接关系到《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存在，但胡适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六本)的考辨都做得十分“微观”，特别是将它们与后来的《西游记》进行仔细、具体的比照，发现了许多以前的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诸如唐僧西行的动机问题，取经历险的“神化”问题，孙悟空的来源(进口)问题等等，清晰的事实链条构筑起宏观研究的整体格局，并对论题以强有力的逻辑支撑。
再说考评结合、史论贯通并举的方法。这也是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中最显著的方法论特点。所谓“考”是研究的途径和过程，重在推理和实证，即“以事实说话”，所谓“评”是指进行符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更多地指向考证的结论;所谓“史”是指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旨在纵向审视，所谓“论”则是以史学眼光对某一特定对象进行理论描述，重在横向透视。考评结合、史论贯通侧重有所不同，但治学精神一致，都是试图通过特定的方法来确保论述的言之有物，信而有征，确保其结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鲁迅研究《西游记》的实绩，主要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顾名思义是一种史学背景下的研究，所以史论贯通的特点非常明显，虽然其中也有对作者生平、作品成书方式及年代、情节本事源流以及版本嬗变的考辨。他不仅将《西游记》纳入神魔小说的发展轨道，揭示其作为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和最杰出的代表作，对后来的神魔小说具有示范作用，对其艺术特征与美学品格的论述深刻精到，而且还将《西游记》放在中国小说的整体格局中进行分析、评论，指出了宋元以降，崇道风盛，至明成化、正德之际登峰造极，道流羽客“皆以方技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终于导致神魔小说蔚成大观，构成与世情小说并举的两大文学潮流。鲁迅以史统论，以论证史，二者结合贯通，相得益彰，史学品位十分突出，从而将《西游记》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胡适是新文学大师，作为北大著名教授、文科学长，复具有深湛的国学根柢，被尊为“善于给小说作考证的胡适之先生”[20]，声震学界。中国古典小说一开始就受到悠久璀璨之中华文化的哺育，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为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提供了内在动因和用武之地。他是效法乾嘉学派把考证古典小说当作一项“大事业”来从事的，如关于《水浒传》他曾说:“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21]他的《西游记》研究也完全一样，其论著命名为《〈西游记〉考证》，所论通篇就是一个考证的过程，涉及的史料丰赡广博，考证的过程逻辑严密，几乎无懈可击，所考的命题陈陈相因，互为因果，层层推进，他以史料事实说话，言必有据，考评结合，结论多令人折服。就其所取得的成果而言，“五四”以来，在古典小说考评方面，胡适堪为第一人。
总之，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他们作为新文学大师，呼吸着时代的新鲜气息，紧扣着社会变革的脉搏，敢于最早吸纳西方新学;同时饱经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浸淫，或擅长史论，或精于考评。这两方面的深厚学养，特别是考评结合、史论贯通的科学治学方法，使他们的《西游记》研究别开生面，并最终取得划时代的成就。
最后尚需提及以下两点:
其一，研究领域的多方面拓展、全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其结果必然会引发学科形态的更新。鲁迅、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形成了崭新的研究格局和学术面貌:它完全不同于以往《西游记》评点分散、零星特征的宏观整体视野，那一系列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命题，构成了学科的体系完整性;其现代精神的烛照、时代意识的贯穿、新的治学理念的引入、新的学术方法的确立，奠定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性学术品格;两位学术大师精深的考辨、史论工夫，深入、缜密的研究过程又在整体上确保了其学术成果的正确性，从而使学科呈现出现代学术必备的科学性。还有，我们注意到，胡适曾预测在《取经诗话》与今本《西游记》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过渡形态的话本，鲁迅也曾推断“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22]，这种预见和猜测后来都得到完全证实，那就是以《永乐大典》残文为标志的平话本《西游记》的被发现，这说明他们的研究还具备一种学科体系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总之，正是鲁迅、胡适的不懈努力，实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分支的“《西游》学”也粗具雏形。
其二，我们肯定鲁迅、胡适《西游记》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卓越贡献，并非不见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囿于时代条件的某些局限，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奠基者，胡鲁二人筚路蓝缕，首创难工，疏漏错失在所难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其时，他们掌握的版本不全，且看到的多是清本，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吴承恩《西游记》(明本)全貌的认识，因而对版本流变的梳理、考辨做得还显薄弱，其中鲁迅断定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为“吴所加也”更是明显失当，缺乏充足的理由。正如当年鲁迅所感叹的:由于版本资料不足，“旧本希觏”，“观览又不周洽”，唯“当虑讹谬”，“诚望杰构于来哲也”[23]。这是先生自谦之辞，也客观地道出了实情。因此，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便在于开拓创新，继往开来，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他们当年期望的“来哲”、“杰构”，我以为最突出的代表便是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他沿着两位先生留下的线索，进一步进行开掘，简略者详之，阙略者补之，正确者光大之，错失者修正之，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又一次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