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学术范式:一个历史的总结
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五四”无疑是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段里，《西游记》研究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巨变，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并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术范式[24]。当然，将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推为现代学术范式，至今还是一种未曾有过的新认识，也无疑是一个意味深厚的新课题。此种评价，在以往的学术界，举凡数部古典名著的研究，似乎唯《红楼梦》才能当之。然而，在对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作整体审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与《红楼梦》研究同受五四精神哺育，不特其学术精神一脉相承，就其现代性学科形态而言，也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尽管它们在实现现代性转型的程度和影响上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俞平伯等五四学术大师，皆治学广博，多以一人之力同时涉足于《红楼梦》与《西游记》研究，如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1923年作《〈西游记〉考证》，从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上都是一以贯之。鲁迅1920年作《中国小说史大略》一气呵成，其中对《红楼梦》与《西游记》的基本看法都已确立。诚如“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现代学科形态的确立[25]，由于鲁迅、胡适两位新文学大师的奋力开拓，复加郑振铎、孙楷第以及刘修业、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不懈努力，现代《西游记》研究凝结起一股汹涌澎湃的强大合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并迅速汇入到现代学术进程之中。其现代性学术品格的确立，标志着古典学科形态的终结，现代学科形态的开启，在长达四百年的《西游记》学术史流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迅速为后世持续性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在今日全面深入地评价、总结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之际，将其作为一个现代学术范式，便成为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
事实上，促使我进行这一思考的，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当下《西游记》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单边否定的倾向。近年来，中外《西游记》论坛都先后出现了这一类针对鲁迅、胡适的观点。如有日本学者指责他们“主观地将吴承恩判定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认为当年鲁迅、胡适清洗“邱作说”是“愚蠢”的，论定“吴作说”则是“轻率”的[26]。国内也有学者与之遥相呼应，声称“揭开”了《西游记》作者的“谜底”，发现了作品的“奥义”，说什么《西游记》是一部“演金丹大道之作”，其作者是道门羽客中人，这样，鲁迅、胡适的一系列论断便“不攻自破了”，他们甚至叫嚣正是鲁迅、胡适“一笔抹杀”了《西游记》的文化意义，并且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砸烂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27]。还有的学者虽然承认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大师“为学博大，造诣精深，为后人鲜能企及者”，但又指认他们的《西游记》研究“仅余事尔”，因“案头纷繁，不容回顾”，意为浅尝辄止，或者难免“妄议”，故而不足为训[28]。这些意见虽然其“目的”各有不同，但表现出来的对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缺乏了解却是共同的，其中，割断历史，随意附会，“自命新奇，务反旧说”，“轻率”地作判词、下结论的浮躁文风也颇为明显。鲁迅、胡适不是不能怀疑，也不是不能对五四时期的一些论断持异议，学贵置疑，多歧为尚，献疑解惑，追求真谛，实在是学术的旨归。然而从事《西游记》研究必须恪守理性法则，秉持学术公心，发布新论必须言而有据，言之成理，否定不能简单化，如果所论只在重拾“邱作说”、“证道说”一类明清旧说的唾余，而并无多少新意可言，反而无视鲁迅、胡适的历史贡献，甚至将他们诬为《西游记》的“罪人”，则不仅是无知至极，而且是无理透顶。这绝对不是正确评价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方法，对此，凡有学术良知的研究者都有责任作出回应。我们相信，当我们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进行整体审视，并从现代学术范式的高度揭示其学术史意义，总结它对后世《西游记》研究的学科典范价值，那么，以上这些对于鲁迅、胡适的“轻率”否定之辞便真的会“不攻自破”。显而易见，这是我形成这一理论课题的直接动因和契机。
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之为现代学术范式，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其时社会变革和思想潮流在学术界的反映，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思想与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产物。作为其学术背景，五四之际，发生了中西文化富有现代意义的大碰撞、大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别求新声于异邦”，而进化论等西方新学和实证主义等现代科学方法的流入，直接引发了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裂变，《红楼梦》、《西游记》等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首当其冲，可以说得时代风气之先，最早启动了变革的历程，成为现代学术的开端。
首先是小说观念的变革。鲁迅曾宣称:“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29]顾颉刚后来也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来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30]正是进化论的流入加速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小说繁盛远在诗文之后，所以向被视为“小道”，在中国文学中位居末流;而以后来居上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理所当然地担当了中国古典文学“终结者”的角色。恰如鲁迅的评价:“其在文林，有如舜华，是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31]可见，现代精神的灌注，促使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从其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一跃而为文学世界中的翘楚。在这一现代文学观念指引下，胡适热衷于小说考证，并把它视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大事业”;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旨在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32]。在《西游记》研究中，以《〈西游记〉考证》(胡适)、《明之神魔小说》(鲁迅)、《〈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西游记〉目录提要》(孙楷第)、《〈西游记〉民俗文学的价值》(赵景深)、《〈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陈寅恪)为代表的杰构佳作应运而生。这些文章的一大特点便是高度评价《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探幽烛隐，含英咀华，发掘其丰厚的审美文化的价值，其为最伟大之小说，其作者(吴承恩?)为最伟大之小说家，遂为学界定谳。
其次是学术方法的变革。“五四”之际，西风东渐，现代科学方法蜂拥流入，其影响至大者首推实证主义。1919年，美国实证主义大师杜威来华巡回讲演，受到热烈欢迎，几度逗留，直至1921年始归国。杜氏所讲，大抵不离实证主义范围，其宗旨在于重实证、求真知，“从事实上求真理知识”、“去做真理的主人”[33]。在此种哲学影响下，中国学术的现代方法论开始确立，利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成为其时学界潮流。如五四新文化先驱者蔡元培主张:“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中为更进之发明;非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34]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以两者相互印证[35]。后来陈寅恪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三重证据法，复加“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6]。胡适是杜威的传人，更得实证主义的精髓，20年代初期他即把自己的治学方法归纳为五条:(1)特殊的，不是笼统的;(2)疑问的，不是盲从的;(3)假设的，不是武断的;(4)试验的，不是固执的;(5)实行的，不是空谈的。后来又概括为四条:(1)怀疑，有了怀疑态度，就不会上当;(2)事实，我们要求实事求是;(3)证据，就是拿证据来;(4)真理，朝夕去求真理，是尽一点责任。最后归根结底，抽象、凝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原则[37]。
《西游记》研究体现了这一科学方法的实绩。鲁迅、胡适从事实出发，以证据说话，考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儒生吴承恩，逐一洗去明清时期谈禅、证道一类臆断妄论，把《西游记》研究牵引到符合学术规范、贴近文本实际的轨道上来。郑振铎、孙楷第以及马廉、王古鲁、王重民、赵景深等致力于搜罗史料，探寻异本，终于将明清两代的《西游记》版本蒐集齐备，从而列定《西游记》版本次序，揭示出它在漫长的世代累积中的演化轨迹。1931年，世本与朱本被发现，胡适欣喜地说:“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实物的根据了。”[38]郑振铎则认为新证据的出现打破了《西游记》研究的“黑暗时代”。以此为契机，《西游记》研究从对象、方法和学科形态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裂变，其现代学术品质全面形成，从而开创了一个《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新阶段。
还应该看到，除却西方新学的推动，《西游记》研究学术范式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裂变，特别是《西游记》研究自身的历史演进。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发展至乾嘉朴学以归纳类比的方法训诂文字，以无征不信的原则考据史实，已有了现代科学精神的萌芽。正如胡适指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都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又说:“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39]这种科学因子与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构成了五四时期学术的最佳形态，曾被梁启超誉为“中西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0]。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博古通今，中西融合，他们的《西游记》研究既植根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又善于吸纳西方新学的科学方法，贯穿着强烈的现代科学精神，具有充分的现代学科品质，特别是以科学理性检视以往的《西游记》学术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全面订正了明清时代的种种谬误，从而取得了许多划时代、开创性的成果，当之无愧是这样的“宁馨儿”之一。
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为学术范式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内在的学理规定，其标志是一系列确定性的内部品质和表现特征，它不仅在学术品质和操作层面上可作清晰的量性界定，而且在学科形态上凝结为相对固定的学术模式，在可持续性发展意义上表现出可贵的典范效应。如以明清时期小说评点为比较的参照系，这些特征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科学理性精神的灌注。
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和探求真理，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的高级认知活动。梁启超说:“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41]但在过去的《西游记》研究中，学术的理性法则并不健全。明清之际，《西游记》研究首次形成高潮，各派评论蜂起，众说纷纭。但作为重阐释、重解读的传统研究方法，小说评点多半是感悟式、即兴式的，停留在审美欣赏的体验层次上，虽有轻灵新奇、言简意赅的优点，但也还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精神。至于那些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的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则纯粹是出于评论者的主观意念和预设，以谈禅、证道等“一己之私见”强加于作品，这与其说是对《西游记》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西游记》的附会。如作为明清《西游记》评点发轫的世本，在第一回美猴王求仙访道至须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时加评点道:“灵台方寸，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后来的李卓吾评本不仅照抄这条评注，又加评说:“一部《西游记》此是宗旨。”结合他在回前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之句的评点:“‘释厄’三字着眼，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可知他是将《西游记》附会为心学著作了。这一类评点渗透着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不乏灵气与感悟，但显而易见失之于分析的简单、褊狭，表述的笼统、模糊，一句话便是理性精神的淡薄，缺乏学术品质，也不能科学地揭示出作品的实际蕴含。这种纯粹主观、轻视学理的评论在后来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等评点本中，有近乎恶性的发展。
现代《西游记》研究确立了重证据、重实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用理性分析的方法避免先入为主的臆断，代替不合逻辑的妄说，从而形成了科学的学科格局和形态。鲁迅、胡适是这一科学研究的奠基者，他们的卓越的研究实践成为后人感佩的典范。为了考证《西游记》作者、源流等问题，他们不断地相互切磋、交流史料，尽可能占有资料，掌握证据，搜集范围除了一般的文史领域，还涉及道藏、佛典、方志、家谱，对于一致的看法相互引录、印证，对于不同的意见则展开激烈的驳难、论辩，并且秉持学术公心，敢于随时承认错失，修正谬误。如胡适根据鲁迅、董作宾等人搜得的关于吴承恩的资料写成一系列《西游记》考证的文章，但当鲁迅将《纳书楹曲谱》中有关无支祁的材料抄写给胡适时，胡适却坚决反对鲁迅以无支祁为孙悟空原型的看法。鲁迅则对胡适关于《西游记》主题的揭示深表赞同，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发挥说:“(《西游记》)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还于文后特别注明“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42]。鲁迅甚至向比他年轻一辈的郑振铎公开承认“错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抄录在《佝偻集》里。”如此为追求真理而不计私利，不拘私交，不耻下问，恪守以理服人、以诚相待、平等论学的治学态度，成为学界佳话。它们充分体现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科学理性精神，并为后来者提供了严谨治学的楷模。
其二，治学方法的现代化。
由于科学理性精神的灌注，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在治学方法上也出现了以理性分析代替主观臆测，用事实证据检视先验假设的特征。结合其时的研究实际，现代方法论除了重实证的一般原则，在多元比较研究和动态历时性研究两方面取得了重大建树。
先说多元比较研究。传统的《西游记》评点是单一的文本研究，重在阐述文字、发其幽思。汪澹漪评本第十八回“高老庄行者降魔”回评:“篇中描写行者变翠兰处，妙在不真不假，不紧不松，不甜不苦，情文两绝，使老猪笑啼死活不得，才是传神绘影之笔。若使见面就打，何异《水浒传》之‘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耶?”虽然涉及与《水浒传》的对比，但这一类文字殊不多见，同时其比较也未具体展开，更谈不上自觉、明确的多元比较研究。
现代《西游记》研究中，最早明确倡导比较研究方法的是胡适，他说:“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需解释，自然明白了。”并且把它视为打破传统方法“闭关孤立”局面的有效途径[43]。他在《〈西游记〉考证》中，将《西游记》与《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比较，揭示出取经动机、背景、取经人身份等一系列变化。又将它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比较，得出了孙悟空形象来源于印度神猴哈奴曼的结论。鲁迅的《西游记》研究也贯穿着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且卓有成效。他将《西游记》与《三国》、《水浒》等作品作多元综合比较，认定其为神魔小说，对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常以《西游记》为比较的参照论述其他作品，如论《封神传》“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鼎足视之者也”;论《西游补》谓只得《西游记》余韵，“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鲁迅的比较研究最富学术贡献的在于:第一次将百回本《西游记》与简本《西游记传》作了详细比较，发现、提出了认识《西游记》演化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线索，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在鲁迅、胡适的影响下，《西游记》比较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孙楷第30年代作《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将各种不同文艺种类的《西游》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通过比较《西游记》与小乘经典情节上的契合关系，比较深入地论述了《西游记》受佛经的影响，以及在内容与形式方面蜕变的痕迹。
再说动态历时性研究。传统的小说评点属于静态文本研究，所作阐释多局限于文本自足封闭系统，各派评点或谈禅，或释儒，或证道，其论述范围比较褊狭。由于进化论的影响，现代学术注入了历史的观点，梁启超最先倡导历史研究法，接着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构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胡适研究《西游记》采用的是“历史的演进法”，并据此初步地考察了《西游》故事几近千年的演化;鲁迅则是以史统论，以论证史，史论结合，具有很强的历史感。
对于动态历时性研究方法，国学大师陈寅恪于30年代初所作《〈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不失为光辉的典范。据其自陈，他对《西游记》的研究是以“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因考其起源，并略究其流别”，从而推论出《西游记》“故事演变之公例”[44]。这种“溯其本源，析其成分”的源流研究得到了三个实例的印证:(1)《贤愚经》中顶生王升天因缘故事和印度史诗《罗摩延传》(今译《罗摩衍那》)中工巧猿造桥渡海神技，是“《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2)义净所译佛经所载天神化大猪故事当为“《西游记》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故事之起源”。(3)《慈恩法师传》所载莫贺延碛(沙河)故事必为《西游记》沙和尚故事的蓝本。这三大实例除第三例为“世人习知”，胡适《〈西游记〉考证》已论及外，余皆为陈寅恪首度发现，这充分显示出他渊博广大的学识，也充分体现出动态历时性研究方法的实绩。它不仅在《西游记》研究中有重大贡献，而且对整个小说研究都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直接推动了小说渊源学的形成。
其三，现代学科形态的体系性和独立性。
我在《鲁迅、胡适与〈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西游记〉学术史论之一》[45]一文中已先行指出:研究领域的多方面拓展，全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其结果必然会引发学科形态的更新。《西游记》研究现代学科形态的呈现是作为学术范式的重要学理规定。与传统的《西游记》研究相比，其现代学科形态的变更主要表现在:从零星的评点形式上升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从依附于文本的从属形式蜕变为独立的学术形态。
关于小说评点的表现形式，叶朗《中国小说美学》曾作一般性概括，大致有序跋、读法、回前或回后总评、眉批、夹批或旁批，同时还有圈、点等辅助手段，不可不谓灵活、丰富而富有中国特色[46]。不过，作为评点主体的眉批、夹批和旁批是随意、零星和即兴式的，而包括序跋、读法以及其他附录在内的整个评点在结构形态上多半是散乱无序的，各项因素缺少内在的逻辑联系。《西游记》评点亦复如此。以最为完备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为例:首置虞集《西游记原序》、《丘长春真君传》、《玄奘取经事迹》、《仙诗绣像》，回前总评署“澹漪子曰”，正文中有大量夹批。其中虞集《序》是伪托，与丘(邱)长春、玄奘两传旨在推销“邱作说”，《仙诗绣像》寓读法，然其《悟真诗》意在宣扬金丹大道，与《西游记》的实际内容实在并无多少关联，整个评点结构的庞杂散乱由此可见。现代《西游记》研究大大强化了学科的体系意识，对从作者到文本，从作品的思想到形式的各项研究因子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学科形态。这种学科形态的总体构成可以成熟的《红楼梦》研究作为比照。“红学”一般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考证)学以及文本研究四大板块。审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形态，其构成与“红学”完全相同。对《西游记》作者的考证是鲁迅、胡适的主要工作，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结论尚有不同意见，但这一深入繁复的吴承恩研究是客观事实，吴承恩已历史地与《西游记》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其最终结论如何，将永远成为《西游记》研究的重要内容，从鲁迅、胡适到赵景深、刘修业，其学术贡献也不会被抹杀。《西游记》版本的复杂性较《红楼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明本与清本、全本与简本、官板(包括王府本)与私刻诸种关系的错综夹缠，更是为《红楼梦》所不具备，郑振铎、孙楷第两位学术大师为厘清《西游记》版本线索倾注了大量心血，初步建立起《西游记》研究的版本目录学内容。《西游记》是一部经过几近千年演化历史的世代累积型巨著，从作者到内容都留下了种种疑团，对其探佚解密的工作，从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以来数十年间从来没有间断，新发现、新成果成批涌现，极大地丰富了《西游记》研究的学科内容。《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博大精深，向有“天书”之誉，对其文本价值的研究不仅属于一般文艺学研究的范畴，而且还构成了整个《西游记》学科形态的基础。由此可知，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对象体系已全面确立，一个具有相对完备、成熟的学科形态宣告成立，“《西游》学”稍具雏形。
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从学科形态上还具有学术的独立性品质。以往的《西游记》评点式研究依附于原作，是文本的从属形式。而这种学术的独立性品质完全打破了附庸地位，而呈现独立的形态。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它独立于政治等其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视《西游记》研究为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启蒙大师，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斗争性，但他们对《西游记》主题的揭示却出乎当时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鲁迅说《西游记》“出于作者之游戏”[47]，胡适指出《西游记》是一部“滑稽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指谈禅、证道之类)[48]。如果离开学术的独立精神，我们今天就很难理解何以会出现这样重大的文化反差。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它开始独立于文本，不再成为原作的附属性内容。鲁迅、胡适等人的《西游记》研究，虽然也不乏序跋、评注、书信等形式，但更多的是采取了现代科研论文(或论著)的形式。它从思想立意到表达形式都相对独立，阅读这些论文，既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但更能感受到其自身理性思辨的力量。可以说，这是现代《西游记》研究在学科形态上的重大更新。传统的研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但鲜见独立的论文形式。如纪昀从《西游记》中发现多处内证，认为《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其作者不可能为元初道士邱处机，结论不可谓不醒目，但他却采取了幽默小说的形式，虚拟了一个扶乩巫术情节来讽刺邱作说的谬误[49]。虽然也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毕竟远离了学术本体，学术上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后来，鲁迅、胡适在此基础上撰写成严谨的考论文章，一举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二者在学术品格上的价值高下，不辨自明。
综上所述，科学理性精神的灌注，治学方法的现代化，现代学科形态的确立，这三方面相互联系而又层层递进的内容，构成了《西游记》研究作为现代学术范式的学理规定。从传统的评点式批评到五四时期现代性学科的呈现，《西游记》研究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变革，这是一次带有飞跃性质的重大变革，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关于现代学术范式，还有几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说明。
其一，将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为现代学术范式，是基于这一学科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持续的影响。这是在《西游记》学术史上有目共睹、不可逆转的客观性事实。不过，我们必须进一步注意的是，今日之《西游记》论坛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历史地位，认识尚未到位，主要表现在对其中一些带有包孕性、前瞻性的隐性线索缺少清晰的揭示。比如胡适、鲁迅曾预测“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西游记》小说”作为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百回本巨著的过渡形态;再如郑振铎、孙楷第推测吴承恩原本或当有唐僧小传，而由于某种原因为世德堂本刊落;还有像郑振铎所列版本图表中所隐喻的吴本与古本、明本与清本、全本与简本诸种关系问题;孙楷第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考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当时并未有定论，但一直吸引着后人研究探索的兴趣，从中孕育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题，至今备受重视。这恰恰表现了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内部蕴含的强大张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学科品质，真正称得上功在当时，惠及后世，值得今日学人予以深入关注、总结和评价。
其二，在论述《西游记》研究作为学术范式时，必然将《红楼梦》研究作为比照的对象。这是因为五四时期现代学术范式的出现，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学术范式的确立，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哲学等领域都发生了这样具有现代学术范型意义的变革。在小说研究中，学术范式并不局限于“红学”，也不局限于《西游记》研究，《水浒传》研究、《三国演义》研究都具有一定学术范型的意义。总之，思想和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过去论现代学术言必称“红学”而不及其他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揭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典范意义，并非是要以此来与“红学”较高下，或是来贬低“红学”的地位，从而抬高《西游记》研究的地位，两者并非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出于在新世纪之初新的《西游记》研究阶段有必要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作一番全面的审视和历史的总结。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西游记》研究与“红学”曾经并驾齐驱，共同创立中国现代学术范式，则是这一历史审视和总结的理论成果。
其三，《西游记》研究学术范式确立之后，必须对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作科学、辩证的评价。它作为认识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一个窗口，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上标志着学科形态的成熟，并开启了后世新的研究高潮，这些都是可以得到认同的。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出现了一些轻率否定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成就的倾向，了解《西游记》研究的学术典范意义，无疑是有助于消除这一类对鲁迅、胡适等新文化大师《西游记》研究的怀疑态度。而对于那些出于低劣目的，对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进行恶意诋毁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这是最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作为五四时期出现的现代学术范式必然受到新的时代精神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它的范式作用与新的学术精神对旧范式的突破倾向所构成的合力，正是一股将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力。
【注释】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
[2]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3]胡适在此文中提出的八大主张(“八事”)与稍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中提出的“八不主义”精神一致，但表述上略有变化。
[4]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列有完整的名单。
[5]《教育世界》1904年第76—78号，转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
[6]以上引文均见诸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第六章《索隐派的代表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7]这种索隐派研究余波所及，甚至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例如有人就将《西游记》当作“一份世界上最长的密码”来进行破译而别开生面。参见王国光《西游记别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
[8]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年)一书所撰的序中高度赞扬胡适、俞平伯红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有“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之语，“新红学”与“旧红学”旋即成为《红楼梦》研究中的固定术语。参见《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页。
[9]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4年11月23日第69号。
[10]参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1页。
[11]这一问题涉及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历史评价，宜在后面作专题评介。
[12]所谓五四时期一般指五四前夕至新文化浪潮消退，大约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13]胡适《〈西游记〉考证》。
[14]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据《容窗笔记》云，颠公系清末江阴人金捧阊，字玠堂，贡生;另毕树堂《小说琐志》谓系松江雷缙，字君曜，莫知孰是?”
[15]参见庐隐《中国小说史略》，《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9月1日。
[16]转引于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17]与《〈西游记〉考证》比较，这份年表新增内容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中行进士;三十九年(1560)至四十一年(1562)，徐中行丁父忧，在长兴;万历六年(1578)中行死于江西布政任上;七年(1579)，吴承恩作《瑞龙歌》。另外对吴承恩生卒年、中岁贡年份、任长兴县丞时代都作了修改。事实上是对吴承恩生平进行了重写。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后记二》，《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
[18]关于“非吴著说”，80年代后主要代表论文有: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张静二《有关〈西游记〉的几个问题·撰者是谁的问题》，载《中外文学》(台北)1983年第12卷5期;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9]对此，胡适曾有提及。参见《〈西游记〉考证》。
[20]参见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十九年二本二分册，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二编》。
[21]发表于《文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卷一号。
[22]见赵景深《小说闲话》，北新书局，1937年。
[23]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24]作者按:西方现代哲学家库恩有“范式”论，这里仅借鉴这一术语，与其理论内核没有必然联系。
[25]顾颉刚《红楼梦辨·序》，参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6]〔日〕中野美代子《吴承恩与丘处机——围绕作者的误解》，《西游记文化学刊》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8年。
[27]李安纲《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西游记〉文化学刊》第2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
[28]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29]鲁迅《三闲集·序》。
[30]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
[31]鲁迅《古小说钩沉·序》。
[3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题记》。
[33]参见白吉庵《胡适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34]转引自徐兰婷《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学界泰斗蔡元培校长》，《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39页。
[35]《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6]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37]参见白吉庵《胡适传》，第195页。
[38]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年。
[39]转引自《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4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页。
[41]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中西文化》，1922年8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
[4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4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923年1月第1卷第1期。
[44]见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18页。
[45]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46]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47]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48]胡适《〈西游记〉考证》。
[49]参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