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西游记》研究的辉煌历程

现代《西游记》研究发轫于五四之际，延伸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基本与中国社会和新文学发展同步。据其自身发展线索和学术面貌，大致可分为五四时期^[12]和五四时期以后(简称后五四)两个阶段。

一般人将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作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端，其时在20年代初叶。胡适曾记述这一“过程”:

民国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游记序》，当时搜集材料的时间甚少，故对于考证的方面很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一年之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闲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证，先在《读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当时又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删去一部分。这回《西游记》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游记序》和《考证》合并起来，成为这一篇。^[13]

这段话告诉我们:(1)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大师对现代《西游记》研究开辟草创的奠基工作大约同时。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他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主讲小说，并撰成油印本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大约在20年代前后，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在1923年。这一时期他与胡适还互通书信，就《西游记》进行反复切磋探讨。(2)胡适《〈西游记〉考证》实为渐次累积而成:先于1921年写成《西游记序》，发表于《亚东图书馆馆刊》(1921年12月)，同期刊出的还有汪原放《古本〈西游记〉校读后记》、陈独秀《〈西游记〉新叙》;紧接着于翌年(1922年)在“病中多闲暇”之际写成《〈西游记〉考证》，发表在当年《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6期;后来又于1923年乘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西游记》新式标点本之际，把前述两文“合并起来”，遂成今日所见之长文《〈西游记〉考证》。该文收入《胡适文存》(四)，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初版，又载于《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年)。

从实际的影响而言，以胡适(包括鲁迅)为开端是合理的，但如从学术史上进行还源探溯，那么现代《西游记》研究尚有更早的线索可寻:在梁启超、蒋瑞藻、钱静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中已有关于《西游记》的内容。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资料搜稽、目录纂述、史实考镜一时繁盛，黄人1907年作《小说小话》，蒋瑞藻1911年在《东方杂志》第8卷第1期发表《小说考证》，钱静方1913年在《小说月报》第4卷第1期发表《小说丛考》，皆涉及《西游记》的内容。又有署名颠公^[14]者在《文艺杂志》1914年第4期刊出《〈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一文，其内容与叙述方式都不同于一般史料学和目录学著作，应该视其为最早的一篇现代《西游记》研究论文。还有几部中国小说史著作出现在胡适、鲁迅有关著述之前或同时，主要有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出版)、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版)、庐隐《中国小说史略》(《晨报》附刊《文学旬刊》1923年6月1日，7月1日、11、21日，8月1、11、21日，9月1、11日)，都对《西游记》有所评论，如张著关于《西游记》作者，以为非明人吴承恩，而出于元人之手;庐著称《西游记》“极幽玄奇怪之思”，与《水浒传》、《红楼梦》“可配为天、地、人，三者在中国小说界上，诚足鼎争学霸”^[15]，给予其很高评价，所具学术品格也已具备现代性学术因子。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于民国四年(1915)从日本影印带回《新椠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列入罗氏主持的《吉石盫丛书》出版，并附有王国维、罗振玉两氏分写的跋(凡三篇)，简约地介绍了《诗话》的情况和价值。由于它与《西游记》有十分密切的源流关系，这三篇跋文理所当然成为其时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与《诗话》一起立时成为研究《西游记》的宝贵资料。胡适于1922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唐三藏取经诗话》残本一册，罗振玉影印。……可供《〈西游记〉考证》的材料。”^[16]罗王二氏大约正是前文所说“承许多朋友帮助”写成《考证》的“朋友”(另外还有鲁迅、董作宾等)。鲁迅在1926年、1931年分别写有《关于〈三藏取经纪〉等》、《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两文，并与郑振铎发生过一场学术讨论，这也足见《诗话》的重大学术价值。应该说，罗振玉、王国维以及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的加盟，为《西游记》研究注入了极大的学术含量，提升了它的学术品位。

当然，这一阶段《西游记》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胡适《〈西游记〉考证》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之中，因后面有分章专论，这里不再赘述。其羽翼者则有汪原放、陈独秀、董作宾、赵景深、傅惜华、徐旭生等五四健将和学术名流。董作宾(字彦堂)是甲骨学一代宗师，殷墟发掘的奠基者主持者之一，与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并称“甲骨四堂”。胡适在《读书杂志》第6期(1922年)刊出《〈西游记〉考证》伊始，董作宾即据自己掌握的考据资料，翌年写成《读〈西游记考证〉》一文，与胡适《考证》一起收入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存》，后来又发表于《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第7期，成为胡文最早的回应文字。该文首先赞同胡适对吴承恩的考证，称誉说“从此吴承恩的姓名，藉着他底文学作品(《西游记》)得以永远不死”，并称:“现在我们索性把搜求所得，未曾见于《考证》里面的材料，写了出来，供献给适之先生，让他作个综合的研究”，且敦促胡适“作出一个(吴承恩)年谱来”。其次，罗举该文披露的史料以及结论有价值者:(1)根据同治十二年(1873)《长兴县志》名宦传页十五(吴承恩传)、《明史》徐中行传和《明诗综》所引李本宁《大本山房集》，综合考定吴承恩官长兴的年代(大致范围);(2)据《淮安志》和《海州志》有关记载，指出水帘洞系在海州云台山，云台山又史称苍梧山、青峰(风)顶、覆釜山、逢山、郁州，其名称多与仙山仙境有关;(3)发现《明诗综》所录吴承恩佚诗七首，《淮安志》所录吴承恩佚诗二首。胡适读后，即据此补作了一份吴承恩年表，大大丰富了《〈西游记〉考证》对吴氏生平的记叙^[17]，由此可见该文价值之一斑。

徐旭生《〈西游记〉作者的思想》一文发表于《太平洋》4卷9号(1924年12月)，开始将作者(吴承恩)的思想与作品思想结合起来，从历史、思想与艺术三个方面研究《西游记》。其历史批评的结论是指出吴承恩实有所本，是根据史载与民间传说，以“一种新精神，新形貌，把神奇的传说化作不远人情的故事”。其思想批评的结论则为反对自清初以来流行之“三教合一”:佛道皆非吴承恩所持有，因为“吴氏对于佛学知道得很浅”，“对于道家，实在不能存什么信仰”，而张书绅所谓“儒家正心诚意说尤其荒谬”。他认为吴承恩《西游记》是以三教故事(或思想)“借题发挥”，阐发丰富的现实寓意。

另外，陈独秀《〈西游记〉新叙》站在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立场，批判了《西游记》“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赵景深《〈西游记〉的民俗文学的价值》(载《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7月5日)从民俗文化角度来鉴析《西游记》的价值;傅惜华《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载《南金》1927年1号)虽然沿袭了杂剧作者之误，但却是最早一篇关于杨东来批评《西游记》杂剧的论文;浩川《供研究〈西游记〉者参考》(载《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9月25日)一文，大抵与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同类，旨在披露若干吴承恩和《西游记》的研究材料。这些文章视角不一，引征材料新颖，颇多可观之处。

20年代中后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但现代《西游记》研究并未随之冷落，只是逐渐褪却了表面上的一些喧闹，在学术上反而更显向理性回归的趋势，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对疏远开来，因而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表现出更强更显著的学术自觉的特征。鲁迅、胡适等第一代拓荒者继续关注着这一研究领域，而以郑振铎、孙楷第、俞平伯、赵景深、陈寅恪、刘修业等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现代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才华和成果，将《西游记》研究推向深入。

郑振铎、孙楷第是鲁迅、胡适学术事业杰出的继承者、发扬者，他们是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殿军，也是五四以后《西游记》研究新阶段中的排头兵。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汇集了胡适《考证》、鲁迅《史略》以后十年间的新发现、新成果，是《西游记》研究中名副其实的“世纪杰构”;孙楷第秉承传统治学中版本目录学研究，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小说目录学著作中，对《西游记》颇多精见，可谓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关于郑振铎、孙楷第以及稍后的刘修业的《西游记》研究容在后面详述。

俞平伯作为五四新文学健将，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与胡适共创“新红学”学派，但涉足《西游记》较晚，且与胡适从红学盟友一变而为论争对手，可谓五四时期学界奇观和佳话。1933年7月，他在《文学》创刊号发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一文。其驳斥的对象即是胡适。1931年五六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在宁夏发现的无名氏《销释真空宝卷》，胡适作跋文对此作了介绍、鉴析，文中重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俞平伯随即作《驳〈跋销释真空宝卷〉》，除对宝卷抄本年代、真空和尚事迹等问题提出商榷意见，尤有意义者，则是明确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提出异议，他指出:

现存《西游记》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写着“华阳洞天主人校”，有谁说校订者是吴承恩?(吴是江北人，华阳洞在江南)这本上有壬辰(万历二十年，一九五二)秣陵陈元之《序》:“《西游》一书不知何人所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而充叙于余。”既说“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题“刊《西游记序》”，这概是最初的刻本。……或曰“天潢”，或曰其门客，词虽吞吐，均非吴氏明甚。

这是自鲁迅、胡适于20年代论定“吴承恩说”后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否定性意见，虽然在他之前已有同类意见存在(如颠公)，但就其论述的力度和影响而言，此文为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非吴著说”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开启了后来海内外学者愈演愈烈的“非吴著说”的思潮^[18]。

对《西游记》的渊源学研究，在20年代前后开始，梁启超作有《千百年前之留学生》(《改造》四卷一号)，详细分析了玄奘取经的本事渊源^[19]，但集大成者当为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对东方文化(如印度佛经)造诣尤深。他在30年代前后开始“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这一课题的研究，先后撰成《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论文，其中择取的研究文本中即有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这一课题对于揭示《西游记》渊源及演变贡献颇多。其主要成果为:从印度史诗《罗摩延传》(现通译为《罗摩衍那》)考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渊源，从义净所译佛经考出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渊源，从《慈恩传》(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考出沙僧流沙河故事的渊源^[20]。因为这一研究同时隶属于比较研究，以中西文化对照，小说与佛经等其他材料校勘为主要方法，所以也可视为《西游记》比较研究的重大成果。应予指出的是，陈寅恪的研究，在关于孙悟空来源的论争中成为“外来影响说”的有力证据。

192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射阳先生存稿》。以此为契机，吴承恩研究深入展开，并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一大中心论题。刘修业开始校理吴承恩诗文、考证吴承恩生平交游事迹的工作，赵景深、汪馥泉等撰写了吴承恩年谱。

赵景深在这一时期以较大精力从事《西游记》研究，涉及面也较广。1933年他发表《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21]，1937年写成《〈西游记〉杂谈》^[22]，简要评述了杨致和本《西游记传》。这两篇文章涉及了《西游记》的成书和版本的若干问题。不久又着手撰写《〈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最初发表于《中国学生》1937年2卷1—4期，经修改后先后收入《小说闲话》(北新书局1937年版)和《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60年版)。现将《年谱》摘要如下:

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吴承恩生。

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十岁。作《海鹤蟠桃篇》。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四十五岁。得岁贡生。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六十一岁。始任长兴县丞。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六十七岁。辞长兴县丞。

隆庆四年庚午(1570)，七十一岁。在淮安，与陈文烛、徐中行往来酬应，酒酣论文。约在此时，始作《西游记》。

万历七年己卯(1579)，八十岁。作《瑞龙歌》。万历十年壬午(1582)，八十三岁。吴承恩卒。

由于此时已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资料齐备，故而该份年谱比之胡适、董作宾以前所列年表要充实、准确得多，并成为刘修业《吴承恩年谱》的先声。

及至40年代，战火纷飞，连年板荡，学术凋零，但《西游记》研究并未完全泯灭，仍在艰难中进行。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论文有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艺文杂志》1944年9月1日第2卷第9期)、台静农《关于〈西游记〉江流本事》(《文史杂志》1947年6月16日第1卷第6期)、袁圣时《〈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1948年1、2月3卷1、2期)、冯汉镛《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东南日报》1948年4月21日)、庄一拂《目连戏与〈西游记〉》(《通俗文学》77期，1948年4月26日)、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文艺复兴》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中国文学研究号”下)等。

许郭立诚《小乘经典与中国小说戏曲》大抵遵循着陈寅恪渊源学和比较研究的路数，唯更加仔细、详尽。仅关于《西游记》的人物和情节，他从各类小乘经典中揭橥得出的渊源(原型)约有十条之多，例如《六度集经》中的猕猴王故事、《中阿含经》所记大目犍连尊者入定时入魔腹中故事与《西游记》相关情节的对勘，十分深入，其材料和结论都在《西游记》研究中别开生面。

我曾在《导论》中指出汪浚所作《吴承恩与〈西游记〉》是《西游记》学术史上最早“带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这是考察这篇长文的具体内容后得出的想法。其文所述内容(仅举章节标目)如下:一、天启《淮安府志》始载《西游记》;二、阮葵生反对入志;三、吴玉搢在《山阳志遗》里的记述;四、丁晏的再提出;五、陆以湉、邓文如、冒广生的记述;六、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八、胡适的《考证》;九、董作宾的《读〈西游记考证〉》;十、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十一、赵景深的吴承恩年谱;十二、《西游记》的写作年代。另有附录:吴承恩与李春芳、吴承恩与长兴县丞、吴承恩善书、元人《大圣降水母》小说等五题。现代《西游记》研究自“五四”时发轫至汪浚于民国末年(1949)写作本文，几乎穿越整个现代中国发展历程，亟须予以总结、归纳，故其学术史意识开始萌生。对此，胡从经称之为“吴承恩及《西游记》的研究小史”，其意义在于“使截至四十年代的有关记述与研究一目了然”^[23]。评价颇为公允。该文确实可以被视为对现代《西游记》研究的一次粗略的回顾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