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新文化与现代《西游记》研究开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19世纪中叶以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衰微窳败，几呈快速解体的迹象。一方面西方列强加剧瓜分中国的步伐，由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入侵;另一方面，一大批觉醒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信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别求新声于异邦”，自觉地学习西方，谋求强国富民之道，“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西天取经”一时成为国人的共同信念和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蜂拥流入，中华大地风云激荡，“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作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在1919年爆发，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将中国社会推入崭新的现代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为中国文学和学术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新文学拉开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帷幕，并与科学、民主的时代强音遥相呼应，自始至终成为整个五四新文化的重要一翼。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业已开始共举“文学革命”大旗。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1915年9月)中首发号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大钊随即响应唱和，他说:“由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必须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2]呼吁与旧文学、旧文化作彻底决裂。随后，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具体阐述了文学革命的纲领“八大主张”(“八不主义”)^[3]，提倡“活的文学”(白话文学)，反对“半死文学”(古文文学);赞扬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特别是明清章回小说)，针砭贵族文学(古典诗文)。他指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明确提出“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在他们的倡导下，具有全新现代性意义的新文学以奔涌澎湃之势开展起来，其中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和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成为其伟大实绩的体现。

由于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大师推崇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以《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白话通俗小说必然受到褒奖、重视。它们一改长期以来受鄙视的稗官野史、丛残小语的地位，一方面被视为中华文化沃土中的奇葩异卉，成为现代新文学创作的宝贵借鉴，另一方面则以中国文学典范的姿态昂首登上现代学术舞台，其思想、艺术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得到重新衡估与评骘，进而成为严谨的学术对象，小说研究则以芃然勃兴之势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领域，纵观其时的小说研究，它在五四新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十分突出，尤可注意者有二:

其一，现代小说研究一经肇始即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哺育。新文化的旗手们慧眼独具、早着先鞭，不惮开辟草莱之辛劳，身体力行——鲁迅于20年代前后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轮番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在《古小说钩沉》等小说史料学著作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将小说研究(考证)视为大学问、大事业，遍考《红楼》、《西游》、《三国》、《水浒》等小说名著，后集为《章回小说考证》一书，自成宏大体系;陈独秀曾作《红楼梦新评》，以佩之的笔名发表于1920年版的《小说月报》，后又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新式标点本《水浒传》作《水浒新叙》，该文开以民主及阶级反抗思想评论《水浒传》(以及其他小说)的先河——更有一大批五四健将和学界宿儒加盟参与: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周作人、俞平伯、郑振铎、闻一多、徐志摩、陈寅恪、董作宾、顾颉刚、郭绍虞、冒广生、徐嘉瑞、赵景深、汪原放、胡怀琛、陈子展、谢无量、孙楷第，其间还不乏名震学界的经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余嘉锡、刘师培……^[4]小说研究群英荟萃，阵容壮观，在其时学界诸多研究门类中首屈一指。

其二，这一阵小说研究的浩大浪潮直接掀开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众所周知，在五四前夕的世纪之交，由于进化论等西方新学的流入和影响，新史学萌生而出: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成为20世纪“史学革命”的宣言。胡适、王国维、罗振玉、李济、夏曾佑、顾颉刚、陈寅恪、唐长孺、孟森、傅斯年、陈垣等纷起响应，一举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几乎是与此同时，“新红学”(这里所指为与传统的清代评点派红学相对应的现代《红楼梦》研究)爆发。王国维于1904年作《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及方法，揭示出关于“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哲学意蕴，“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的悲剧精神^[5]。这是红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系统性、学理性的现代性研究论文，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文论的全新的现代性学术品质——学术思想、学术规范和学术形态。以蔡元培为主要代表的索隐派，其结论或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或为“抒国变沧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闻夕死可矣之悲”，“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或为顺治皇帝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王梦阮《红楼梦索隐》)^[6]，虽然不免牵强穿凿，但它采用了历史研究注重分析和阐释的方法，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事实上也取得了不少被后人认可的成绩^[7]。及至胡适、俞平伯及周汝昌的“新红学”(专指与“旧红学”相对应的红学流派)，卓然成为一门独立、成熟的现代学科。

应予指出的是，新史学与新红学(作为现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正是各自所具备的现代性学术品质成为两大领域融合的基础。王国维在红学研究中吸纳西方哲学，在历史研究中则跳出旧套，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二重证据法”。胡适借鉴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界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但支撑其理论主张的实绩却来自《〈红楼梦〉考证》。顾颉刚一方面为“新红学”命名^[8]，一方面创立“古史辨”学派，他主张“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历史观，其主要依据来源于对千古流传之孟姜女传说(小说)的考察^[9]。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的急先锋，他一方面采用西方新学作为张扬新思想新道德的锐器，另一方面也竟以《聊斋》故事来戳穿旧思想的鬼把戏，成为他“惑经”、“叛经”的依据^[10]。其余如陈寅恪、余嘉锡、冯友兰、董作宾、王重民、孟森、吴宓、汤用彤、汪辟疆等学者皆不薄稗官野言，兼治史学与红学(或者如《水浒》、《西游》等其他小说分支科目)，且两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新红学与新史学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现代小说学研究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也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并为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推波助澜。

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下发轫的。究其演进的历程，与新红学并行不悖，其取得的成绩——一个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也与新红学相媲美，共同成为五四新文化、新学术的光辉结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