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学别体——《新说西游记》
清代另一个重要的《西游记》评本是《新说西游记》。
该本为通行本，清代以降，国内外藏本颇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录有晋省书业公记藏板本(北京图书馆“西谛藏书”)、其有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上海味潜斋石印本(王韬序本)三种[46]。其中晋省书业公记本是初刻本，始见于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47]，余皆为翻刻本，翌年(乾隆己巳十四年，1749)有其有堂刊本;后上海味潜斋石印本有光绪十四年(1888)王韬序，系“后来石印本从此出”，影响最大。
《新说西游记》各种刊本内容基本相同，唯笺评人张书绅所撰各类文字位置前后稍有出入。以味潜斋石印本为例，基本面貌如下:
书名题作《新说西游记图像》(白文一般简称为新说本)，题“西河张书绅题”。首张书绅《自序》;次《新说西游记图像序》，序后题“光绪十有四年岁在戊子春王正月下瀚长洲王韬序于沪上淞隐庐”;次《新说西游记总评》，不题撰人，实即乾隆十三年书业公记本署名张书绅所撰的《新说西游记总批》;次“目录”，下接“中节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目录共计二十七篇”、“《新说西游记》全部经书题目录共五十二篇”;次《西游记总论》，后署“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晋西河张书绅题”;次《全部西游记目录赋》，下署“张书绅”;再次为“新说西游记图像”二十幅，第一幅为“如来佛”，末幅为“犼精”，该幅左下题“元和吴友如绘”，有印章为“吴嘉酣印”。又，正文每回尚有题图一幅，每四回为一组，全书凡一百幅。如第一幅为“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图，第一百幅为“径回东土，五圣成真”图。
正文半页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每回有夹批、回前评和回后评。正文有关回目后和回前评之前有所谓“经书题目录”，如第一回:“大学之道”，第二回:“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三回:“克明峻德”。有的一回一目，有的数回一目，凡五十二目。
张书绅批语繁复。计有《自序》百余字，《总评》近万字，《目录注》近二千字，《总论》六百余字，《目录赋》六百余字，回前回后评文字长短不一，合计约二万字，散见于全书的夹批字数难以统计。仅就字数而论，《新说西游记》实为今见全部《西游记》版本中最多者。笺评人张书绅生平不详，据晋省书业公记本《自序》后题及几枚墨章可知其人字道存号南薰，三晋古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据自述，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至闰七月的“长天炎暑，日夜难禁”之际，作为消夏之法而评注了《西游记》。自六月下旬“觅本”，至七月上旬“草稿粗成”，至闰七月二十日“削笔初定”，历时凡二月。在《西游记》评点史上，可谓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最为繁复翔实的评注，说是激情洋溢、一气呵成当为不错，张书绅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也当无可疑。
在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中，新说本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新说西游记》是唯一的一部名副其实的全本。在清代通行本中，《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以及后来的《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和《西游记评注》全部是删节本;而《新说西游记》则将被《证道书》本和《真诠》本删削的内容全部予以恢复[48]。明代的四种百回本，包括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和李评本虽是全本，但皆无唐僧出世故事，如以清代通行本为比照，似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全本。唯《新说西游记》以明刊本为底本，又据《西游真诠》(或说《西游证道书》)补足了这一唐僧故事，即八十一难的前四难，明本和清本两个版本系统在此得到了融合。究其原因，这一方面体现了张书绅的求全倾向，他说:
刊本《西游》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终始”，正是《西游》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偶遇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照应全部的关锁、章法俱无，已不成其为书，又何足以言“奇”也欤![49]
查该回的“经书目录”作“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大学》)，说明他将其作为八十一难的前因后果来予以重视。另一方面，张书绅从小说全书结构着眼，以为这一故事有关“大章法”、“大关锁”，实不可或缺。他又说:
(唐僧)一出娘胎，便遭此大难，前以刘洪之难起，后以寇洪之难终，是一部书的大章法，一生的大结局。尝读唐史，见尉迟恭，身无完肤方才成得个国公;三藏虽未至此，而心力已尽。可见世之欲安然以成正果者，岂非大妄!
果由花结，花以蕊放。未到西天结果，先在东土开花;未见东土开花，先见长安发蕊，此所以为“陈光蕊”也。功业本于四时，文章成于天造，不啻葱岭之河，一泻万里矣。[50]
尉迟恭系唐王朝开国元勋，唐玄奘挚友，后其侄窥基成为玄奘传人[51]，据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五出“诏饯西行”:尉迟恭曾送唐僧至长安城外，唐僧曾为尉迟恭“摩顶受记”。陈光蕊系唐僧之父，淮海一带有关于陈光蕊父子的完整传说[52]。张书绅以尉迟恭来说明唐僧故事的真实性，以陈光蕊(寓“未到西天结果，先在东土开花”)来说明唐僧出世故事的必要性，真可谓煞费苦心。《新说西游记》补足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不仅是它作为清代通行本之必然，同时也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情节最为完整、文字(篇幅)最为庞大的《西游记》全本。
其二，清代《西游记》论坛流行道家评本或以道家为主、兼涉佛家的本子，所谓“谈禅”、“证道”，“文词甚繁”。唯有《新说西游记》系以儒家经典评注《西游记》，评注者张书绅直谓其“名曰《西游》，其实却是‘大学之道’”，又说:“把一部《西游记》，即当作《孟子》读亦可。”可谓在清本系统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王韬味潜斋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称:“今余友味潜主人嗜古好奇，谓必使此书别开生面，花样一新。”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是清末文坛领袖，在政论、新闻、文学诸方面都有极大号召力，1879年曾为政论名篇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名震一时。故味潜斋主人请他作序以自重和射利。唯王韬不稔《西游》，应景勉力而为，于《序》中错误迭出[53]，然指出该本不同于通行之道家评本，“别开生面，花样一新”，当为的评。
作为《西游记》评点本，《新说西游记》在批评形态上可谓集大成之作。序跋、总评(相当于读法)、总论、回前回后评、夹批(又分为行中夹批、行间夹批)一应俱全，各类文字皆统一于“证圣贤儒者之道”的宗旨，且相互联系、印证，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其中《目录注》和《目录赋》是其独创，在小说评点史上绝无仅有，丰富了小说评点的形态要素。就《西游记》评点而论，后来之《西游原旨》、《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一模式。
《新说西游记》的评点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理义的阐发上，以《大学》注《西游》，反过来又把《西游》注成《大学》，成为儒学之异体。这样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哲学与文学)硬性捏合在一起，明显带有机械批评的弊端，与“谈禅”、“证道”属于同一种思维路数，故而在后来多受批评。不过，作为清代一部重要的《西游记》评本，《新说西游记》在评本的思想倾向方面有着充分的特殊性，其出现绝不是偶然、孤立的，而是代表着其时的儒学道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光大儒学的社会使命。我们先来看评点者的动机。虽然张书绅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儒学道统、人格背景皆无从考稽，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以《大学》评注《西游》的动机是相当清晰的。
一是针对当时读者特别是数家批评对作品的误解。张书绅在《自序》中劈首指出:“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虽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又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论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54]如此“将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谭”，实“有负此书也多矣”。在“可叹”之余，张书绅表明自己评点《西游记》的初衷:“予欲以数月之暇，注明指趣，破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
二是对其时儒学道统衰败、空疏清谈而不关事务的学风表达不满。早在明清交替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就尖锐地批评过宋明以来儒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音，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弊端。如顾炎武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今儒学者“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惟精惟一之说”，枵腹空谈，失却世用，不惟误己，甚而误国，“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55]。张书绅继承了这一激进思想，并以此来作为评点《西游记》的主导原则。他说:“《西游》一书，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静无为，必至空门寂灭而后成;即仙之一道虽与不同，然亦不过采炼全真，希图不死。斯二者，皆远避人世，惟知独善一身，以视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关;至于仁义礼智之学、三纲五伦之道，更不相涉。”又说:“仙佛之事，与人也无涉，且幻渺不可知。人事之常，日用之所不可离，虽愚夫愚妇，莫不共知，若必以人事之所不可知者解之，则何如人事之所共易知者解之?与其以世事无益者而强解之，则何如以人生之有益者而顺释之?”在他看来，“谈禅”、“证道”一类学说与人类生计无关，与人生无益，属空疏清谈一流;而大学之道，在新民，在克明峻德，可以经世致用，强国利民。而《西游记》则是“有根有据之学”，只是“将《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以《大学》注《西游》“确然可据”，相对于以往诸家批评则无异于“破其迷罔”，拨其乱而返诸正。
过去一般认为张书绅是以《大学》注《西游》，但事实上张氏并非局限于《大学》，而是涉及众多儒学经典。张书绅博览群经，在评点中不可能将《大学》从儒家经典中完全分割出来。查《目录注》所例“经书题目录”，其52条经书语录分布如下: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克明峻德”;“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知止而后有定”;“《康诰》曰:‘作新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意诚而后心正”;“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知至而后意诚”;“物格而后知至”;“克明德”;“顾天之明命”;“定”;“静”;“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生财有大道”;“卤莽厌烦者，决无有成之理”;“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凡27条。
《论语》:“戒之在色”;“见利思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臣事君以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由大之”;“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凡10条。
《诗经》:“思无邪”。凡1条。
《书经》:“听德惟聪”;“视远惟明”;“弗敬上天，降灾下民”;“饮惟祀德将无醉”。凡4条。
《易经》:“行险以徼幸”。凡1条。
《中庸》:“半途而废”。凡1条。
《孟子》:“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而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凡6条。
以上合计凡50条。又有两条，笔者始终无法查到经籍出处，不知归属[56]。这些语录以《大学》(27条)居多，《论语》(10条)、《孟子》(6条)次之，涉及《礼》、《易》、《诗》、《书》诸经。所以张书绅注《西游》，实是以《大学》为主，辅以他经，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儒学理义系统。
张书绅以《大学》三纲、八目为主线，全面阐述儒家仁学思想和内修外治的人格理想。第一回以“大学之道”开篇，第一百回以“释‘止于至善’”收束全书，中间穿插众多(共50条)大小关目。全书上下独尊儒学，攘斥佛道，且大纲细目，开阖有序，以《大学》(儒学)一以贯之。纵观其所述内容，其提纲挈领，尤可注意者在如下方面。
其一，以《西游记》为“《大学》之道”。
张书绅在《总评》中明确指出:“其名曰《西游》，其实却是‘《大学》之道’。”“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事(《大学》)耳。”并在第一回的评注中具体、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核心观点。
《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叙天地开辟、石猴出世故事，张书绅以为此为全书总纲:“《大学》之道”。“灵根育孕”即是天地开辟，“心性修持”即是人之大道。他在回前总批中指出:
人之道，悉本天之道，所以天之道即人之道也。故开手必从天地写起。是笔笔写天地，正是笔笔写道;笔笔写道，正是笔笔写人。论本清源，此方是真学问，方是大文章。
天地开辟寓寄着“人之道”，见解透彻，但怎样才能合乎“《大学》之道”呢?为此张书绅对本回内容逐一评点，揭橥其中的奥义。如在“水、火、山、石、土，谓之五形”一句下，他批曰:“即仁、义、礼、智、信之道也。下文五行山、水木金火土、青黄赤白黑(凡举五者)无不本此。”在美猴王决定出海寻求长生之术时，张书绅批曰:“转正‘大学’。《大学》之道，原千古不磨，故曰长生。学至长生，其学大矣。非大人不能作此想，非大人不能为此学。”美猴王在求道过程中一路游山过海，张书绅又批曰:“一直西来，穿州过府，登山涉水，极写‘游’字，正是极写‘学’字，此所以为《西游》，此所以为‘《大学》之道’也。”又说:“由东胜写至西牛，方是个《大学》之道，移作别句不得。”作品写到须菩提祖师赐猴王姓孙，谓“正合婴儿之本论”，张书绅随即批道:“婴儿乃如来也，言学以复其本来，即是个大人。”明显系由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来。这样，张书绅终于实现了天地开辟与“《大学》之道”的联系，把《西游记》纳入到《大学》的轨道上来。他在本回回后总评中说:
此书原讲《大学》“明德”之要，开手却写天地之道昏矇，是从反面写。但天地之道由黑暗以至清明，正照人之德亦当如是也。从天地写至人世，由黑暗写至清明，然犹是全部的起讲，总在明与不明上翻，以此落出“道”字、“学”字，方归此回之正传也。
这一转换过程不免牵强附会，其推理缺乏逻辑上的严密链接，在表述上也时过随意。这无疑显现了张批的理论弱点，不过，这不会全然抹杀以《大学》注《西游》的价值，因为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带有先验性的假设，是其全部评点的理论前提，整个张批的内容远比这个“假设”丰富、深入。纵观52条经目(其实即是52个方面)，有许多还是符合或比较符合作品描写的实际的。如以“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批点孙悟空乱蟠桃故事(第五回)，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来批点唐僧出世故事(第九回)，以“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批点泾河老龙犯天条故事(第十回)，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批注唐王游地府故事(第十一回)，以“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批注试禅心故事(第二十三回)等等，从人物性格、情节内容上考察，无不侔合相楔。这些经目皆取诸《大学》，却仿佛为《西游记》而作，这不能不使我们相信两者间确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大学》注《西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以唐僧取经历难(九九八十一难)为达“至善”之途。
《大学》之道(即儒家“三纲”)是“在明明德、在新(一作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倡导之修身养性、垂世立教，始于“明德”(弘扬、彰明人们光明的德性)，终于“至善”(最完善的人生道德境界)，其途径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八目”)，作为修身养性的人生阶梯大致包括“内修”、“外治”两个方面，孟子以“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相概括。张书绅以《大学》注《西游》，以《西游》为《大学》，直接将作品的情节本事，唐僧所历九九八十一难等同于“《大学》之道”，达“至善”之途径。他说:
《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唐僧)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长生”之学，此即“至善”之旨也。
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是正面写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辛，方才到得天西，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而隐喻之。《孟子》一章，是言纲领指趣;《西游》一部，正是细条论目功夫。[57]
由于孟子对“三纲八目”阐释最切，故张书绅以《孟子》类《大学》，直谓“把一部《西游记》，即当作《孟子》读亦可”。又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却写出许多妖怪?盖人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是为不明其德者一翻。于是忠之德不明，则为臣之道有亏;孝之德不明，则子之道有未尽。以至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作出许多的奇形，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样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终不可止，而如来又何以见也。[58]
在他看来，取经道上的各色妖魔皆是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的产物，是人明德、新民、达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魔障，是“新民”即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的对象。
《新说西游记》第九回据《西游真诠》(或说为《西游证道书》)补充的唐僧出世故事中谓唐僧乃西方极乐世界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化身，因犯错遭贬历难，甫经出场亮相，便迭逢“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对此，张书绅最为看重，认为是全书之“大章法”，他在回后总批中说:
三藏却是金蝉化身，不惟埋伏“脱壳”之案，正见妙理无穷也。
凡人生斯世，无非一个金蝉，莫不由凡入圣，以脱其壳，又何独一三藏!此正是作者的正意，蕴蓄之玄关，而世竟目为闲书[59]，则误矣。
此回文字正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前四难，是唐僧历难的开端，也是明明德、新民、达至善之途的开端，其中蕴蓄着作品的“正意”和“玄关”。
作品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刬尽，三三行满道归根”叙观音查看唐僧难簿，发现只八十难，离九九圆满之数尚缺一难，于是便派金刚去途中设难再起波澜。张书绅心灵神会，批曰:“少了一难，即少用一功，如何能造其极(至善)?亦一篑未成之意。”又说:“三三即是九九，八十一难，亦即九九之数。《语》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八十一难，少了一难，即是经炼不全，功夫不到处，如何言得成功?如何言得行满?即如杨雄、蔡邕、李陵，皆因不能死节，少此一难，千古令人叹惜，以议其大节有亏也。”至一百回，功德圆满，唐僧一行成真飞升，张书绅以“释‘止于至善’”为“经书题目录”置于回首，紧接着又批曰:“此回言灵山已到，真经已得，天德克全，人道悉备，已得至善而止矣。于是清者成其为清，和者成其为和，任者成其为任，时者成为其时。明、新各立其极于当时，功业共垂教于后世。此即‘长生’之学，此即‘至善’之旨也。”而在全文多处夹批“释‘止于至善’”、“一部《西游》，于此层层收煞，‘止至善’三字方不落空”云云。
其三，以读《西游》为释厄、劝学之法。基于以上理解，张书绅进一步把《西游记》奉为“圣经”，提出读《西游》即是释厄、劝学的最佳方法，力倡“天下无人不可以为学，无人不可以为善”。他指出:
《西游》又名《释厄传》者，何也?诚见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无益，竭尽心力，虚度浮生;甚至伤风败俗，灭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岂非大厄耶?作者悲悯于此，委曲开明，多方点化，必欲其尽归于正道，不使之复蹈前愆，非释厄而何?
又在作品引首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句后解释说:“《大学》，其传十章，莫非释厄之文。‘厄’即气禀、人欲所以困厄人之身心性命者，‘释’即解释也，故曰《释厄传》。”举世滔滔，非愚即妄，唯读《西游》者可以释厄渡困。
要之，张书绅对《西游记》的“释厄”功能十分心仪，他以为大儒邱处机能作《释厄传》，唐僧一行能释厄成真，天下人(读《西游》者)也无不能达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并引用孔子所云“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喭”之语来印证世人虽禀性不一，但明德劝善之心则同，“惟其无人不可以为学，无人不可以为善”。甚至不无自负地断言:只要《西游》一卷在手，则《五经》不用再传，《四书》亦可不作。唯“长春本天人之学，抱绝世之才”，“寻此(指《西游记》，下同)绝大之题目，构此绝世之奇文”，世人只要“少发其中之蕴蓄”，即可释厄，止于至善，故而“吾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矣”!可谓对其心向往之，叹为观止。
这里，有必要论及张书绅对邱处机的看法。《西游记》作者为邱处机一说，由汪澹漪《西游证道书》肇始，在清代深入人心。但邱处机是元初全真教七真之一，龙门派创始人，他所作的《西游记》怎么会有《大学》之旨呢?这显然是一个先天的矛盾。张书绅的办法是把邱处机进行改造，重新包装成一代大儒、孔孟传人。他说邱虽系羽流中人，但本性思儒:“忆邱长春，亦一时之大儒者，乃不过托足于外耳”，正有如“微子去殷，张良离汉，施耐庵隐于元，贾阆仙隐于僧”，其为势所迫，不得已耳，“味其学问文章，品谊心术，无非经时济世，悉本于圣贤至正之道，并无方外的一点积习，盖即当时之水镜黄石，一隐君子也”。他认为邱处机之所以写作《西游记》，原出于儒者之宅心仁厚，“念人心不古，身处方外，不能有补，故借此传奇，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使学者焕然一新”[60]。他一再强调自己对邱处机以及《西游记》的崇敬之情，说:“长春本天人之学，抱绝世之才，而身落方外，当此明窗净几之下，实无可消遣此岁月，故寻此绝大之题目，构此绝世之奇文。”“吾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矣。”[61]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有当年孔子梦见周公、子贡颂扬孔夫子的架势。
客观地说，张书绅如此把邱处机改造、包装成“一代大儒”的做法，不无滑稽，但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他以儒学注《西游》的主观意图和自觉性，“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也实在是“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不遗余力了。
另外，在艺术创作和鉴赏方面，张书绅也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比如张书绅以“奇”说《西游》，盛赞其“无一不奇”:“观其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业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筋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62]明清两代皆以《西游记》为“奇书”，但张书绅将以“奇”论《西游》推到极至，这对认识《西游记》浪漫主义神幻特征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张书绅揭示出《西游记》“一笔三义”的艺术境界。他说:“《西游》每笔必寓三意:其事，则取经也;其旨，乃《大学》也;其文，又文章也。是以写取经处，先要照定正旨，又要成其文章。手弹丝弦，目送飞鸿。一笔写三义，已难;一笔解三义，更难。”盛赞《西游记》“文境之开山，笔墨之创见”，达到了“以山岳作砚，云霞作笺，长虹为笔，气化为文”的艺术仙境，令人“读之如入四时寒暑之中，俯仰其间，而莫识风云之奥妙也”[63]。
再比如，张书绅指出读《西游》切忌胶柱鼓瑟，而要“通人读书，只往通处解”。针对《西游记》所述各难或有重复的诘难，他指出这正是《西游》妙处:“譬如欲写一猪八戒，先写一黑熊精;欲写一铁扇仙，先写一琵琶洞;欲写一宝象国，先写一试禅心。不惟文章与文章接，书理与书理接，而且题目与题目接，妖怪与妖怪接矣。”他还为此赋予以一个形象、响亮的名字:“隔年下种法”。继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之后，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方法和写作技巧。
针对有人提出疑问:孙行者大闹天宫，普天神将“莫能禁制”，而西天路上区区小妖，反而常不能取胜，“何乃自相矛盾”，张书绅解释了其中的“至理”(原因):“即如闹天宫，原是写小人(即‘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譬如有一小人在此横行，即有许多君子，实在亦无法可制，此其一也。又如火云洞，原是讲借债，未借之先，就是铁罗汉亦不能相强;既借之后，就是李老君亦不能相抗。此原理之不胜，非力之不胜也。”张书绅对孙悟空的评价未必正确，但他指出“此一时彼一时”，不能依死理一概而论，却符合艺术鉴赏的辩证法，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纵观张书绅的评点，虽多有偏谬，但上述一类不乏真见的意见俯拾皆是，所在多有，这里不能尽说。笔者以为，《新说西游记》作为评点本，是明清《西游记》评点的集大成之作，内涵丰富，理论价值亦大，但客观地说，与金批、毛批、张批及后来之脂批相比，似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内容较为零杂散乱，其间谬误较多，故而尤其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总结、鉴别。
【注释】
[1]当然，《西游证道书》的评本价值更主要体现在它的评点内容，对此后文多有详述。
[2]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8页。
[3]孙、郑两人的论断未必尽然，因为清代《西游记》演化甚为复杂，并非完全直接源于《西游证道书》;有的本子如《新说西游记》尚有另外的源头。本文对此暂且不论。
[4]杨闽斋本和唐僧本作为明节本阅读价值不大，但在版本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5]朱鼎臣编辑的《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过去习惯称作《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现据该书封面所题定名。
[6]《西游证道书》原本何时佚去，至今未见有人推究。其间尚有乾隆十五年(1750)“蔡元放重订”之《增评证道奇书》(题“圣叹外书，西陵澹漪子评”)继出。又，《西游真诠》虽参照过明本，但主要据《西游证道书》翻刻，所以这一变化，其实并不影响以上我对《证道书》作为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主潮的判断。
[7]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下同。
[8]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9]王裕明《〈西游证道书〉成书年代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10]关于《西游证道书》的刊刻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般定为康熙朝前期，黄永年推定为康熙三、四年(1664—1665)。
[11]载香港《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文抄》也说“从虞集《道园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
[13]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14]据李时人考证，参见其《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15]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第81页。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7]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18]见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19]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4期。
[20]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九回回评。
[21]参见拙文《崇高:论唐僧的精神》。
[22]黄永年认为《西游证道书》的问世当在康熙三、四年，见其《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23]据该本尤侗《序》尾题“康熙丙子(1696)中秋西堂老人尤侗撰”可推出其与《证道书》相隔约三十年。
[24]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西游记》三大通行本为《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和《西游原旨》。
[25]参见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26]转引自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57页。
[27]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28]据粗略统计，白文约多一万余字，又《西游真诠》回后评多达十五万字，比《西游证道书》批注总字数多出约四万余字。
[29]参见袁世硕《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文史哲》2003年第4期。
[30]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一回回评。
[3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美国学者余国藩《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中国时报》(台北)1973年12月13—14日;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32]参见吴承学《〈西游记〉的三教合一和佛道轩轾》，《西游记研究论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33]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彭海《〈西游记〉中对佛教的批判》(《〈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和张乘健《论〈西游记〉的宗教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等文章。
[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35]胡适也有类似看法。《〈西游记〉考证》:“《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
[36]参见〔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37]袁世硕《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文史哲》2003年第4期。
[38]李氏倡证道说，比诸清代汪澹漪更甚。参见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东方出版中心，1993年。
[39]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交大学报》1997年第2期。
[40]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蔡国梁作《陈士斌对〈西游记〉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批评》(《文献》1985年第1期)和《陈批〈西游记〉零拾》(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两文，从人物特征和情节结构方面来透视陈批的艺术理论，所论颇详。殊不知所据版本却是1922年由上海锦章书局石印的《绘图增像加批西游记》，此本虽标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先生甫诠解”，但其大量的批语(特别是眉批、夹批)来自于《新说西游记》，而非真正的陈批，故而蔡氏所论遂为无的放矢，对其艺术批评的总结也未必准确。
[41]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
[42]《西厢记·酬简》金圣叹批语。
[43]《西游真诠》第六十六回回评。
[44]刘一明《西游原旨序》。
[45]张含章《西游正旨后跋》。
[46]王重民、柳存仁等书目著作尚著录其他刊本多种。
[47]据《新说西游记总论》尾署“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晋西河张书绅题。”
[48]味潜斋本曾将第三十一回、三十二回两回文字刊落也可能因底本原缺，故以《真诠》本补足;而该两回评语亦为悟一子陈士斌回后评。夹批或为味潜斋主人新加，而无张书绅的批语。
[49]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九回回评。
[50]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九回回评。
[51]据(宋)志磐《佛祖统纪》。
[52]参见李时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53]王韬《序》中的主要错误有:一、王韬指出《西游记》作者非邱处机，显系受钱大昕、纪昀等人的影响，但说“《西游记》一书，出悟一子手”更为荒谬;二、王韬文末云“因序《西游记》真诠而为辨之”，却又显系将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与《西游真诠》混为一书。
[54]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55]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卷十八。
[56]这两条内容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同其已知之理而益通之，以求至乎其极。”
[57]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58]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59]“世竟目为闲书”云云，指此节文字曾遭世本刊落。
[60]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61]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一回回评。
[62]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
[63]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