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游证道书》: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主潮
《西游证道书》是清代第一部《西游记》评点本。相对于世本、李评本等明代全本，《西游证道书》是一部节本，但正是这一文本形式上的变化使它成为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和评点批评中的标志性成果[1]，并事实上由此代替全本而成为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的主潮。因为《证道书》以后，清代曾相继梓刻过五种《西游记》，即《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它们与《西游证道书》一样，不但都是笺评本，而且除《新说西游记》外，其他四种笺评本的白文也都是节本，而且很明显，它们都与《证道书》本有着血源关系。孙楷第针对清代各本流行之证道说及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断言它们“盖皆从此本出”[2]，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胪列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次序，以《西游证道书》为清代各本母体，各通行本皆由其衍生而来[3]。其实，明代的百回本中，除世本、李评本以外，还有两种节本，即杨闽斋本和《唐僧西游记》;但是，这两种明代节本都不流行，与《证道书》本和清代其他节本也无渊源。相比之下，两种明节本刊行后为时不久便被湮没，唯《西游证道书》及其翻刻本《西游真诠》一枝独秀。究其原因，虽然同为节本，明节本主要从牟利着眼，只是简单地删节字数，压缩篇幅[4];《西游证道书》则注重对原本《西游记》进行思想发掘和艺术修补，进行了一系列符合艺术规律的创造性删改，存其精华，去其枝蔓，因而引起后刻者的青睐，乐意以此作为底本来进行翻刻。这更加确定了《西游证道书》在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中的主流地位。
另，《西游记》论坛一般将通行本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儿复仇报本”即被称为“唐僧出世”故事者视为清代文本的重要标志，而这无疑又以《西游证道书》肇其始。众所周知，凡明本《西游记》(百回本)包括以“唐僧西游记”命名的唐僧本皆不载唐僧出世故事，《西游证道书》则宣称: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出于一部叫大略堂《西游记》或《释厄传》的古本，并以不载这一故事的明刊《西游记》为“俗本”。这一举动，在清代《西游记》论坛反响强烈;人们不但信以为真，而且诧为异事，以致此后各种《西游记》版本竟纷纷加以沿袭，成为清代《西游记》与明本不同的一大特征。最为令人惊异的是，清代唯一的一部全本即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的白文，在以明代全本作为底本翻刻时，却又别出心裁地采用这则唐僧出世故事，插入孙悟空大闹三界之后，作为第九回，而将全本中原来的第九回及其后的第十至第十二回等四回文字，重新调整分割成第十至第十二回三回，结果便成为清代《西游记》版本中少见的异版，扑朔迷离，使后代的《西游记》研究者对其真面目至今疑团犹存。受其影响，如建国后人文本系按明本校刻，本无唐僧出世故事，但20世纪50年代初版时竟将其收了进去，并排入正文，作为第九回，而将原第九回作为第十回往后调整;而在80年代重校时，则又把这则故事拉出正文之外，排在第八回后作为“附录”，并恢复了明本原貌。至于其他各种当代出版的《西游记》，或入正文，或作附录，五花八门，各行其道。不解其故者简直茫无头绪，而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受《西游证道书》的影响。其实，《证道书》本这个唐僧出世故事，并非从古本移植，而是据明代的简本朱鼎臣编《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5](朱本)卷四改编而成。号称出自大略堂古本，不过是借古以自重。但是，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唐僧出世故事，据目前版本资料，实在以《证道书》本为始作俑者，不管贬之或褒之，信其真或疑其伪，《西游记》版本史上的这一现象，始终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总是事实;而后世印行《西游记》，对此总不愿割舍，也足见其弥足珍贵，影响至远至大，这也无疑总是事实。
以上所述，总体上勾勒出《西游证道书》的基本格局和特异面貌，介绍了它对后代《西游记》版本刊刻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作为清代第一个《西游记》评本，《西游证道书》基本上确定了后世《西游记》文本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如果没有《西游证道书》，不但清代《西游记》的版本演变史会完全改观，甚至还将影响现代《西游记》的面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证道书》流行约三十年以后，由于它的翻刻本《西游真诠》的崛起，其原本随之失去流传的优势，直至最终湮没不传[6]。20世纪30年代初，孙楷第扬帆东渡赴日本访书，在内阁文库发现《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部，“颇可惊叹”，并随即在1932年出版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予以详细记录。据《孙目》介绍，《西游证道书》的基本面貌如下:
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一百回(内阁文库)
清初原刊本。目录题“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正文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板匡高营造尺六寸四分，阔三寸二分。前附“仙诗绣像”共十七幅。右图左诗，刻绘均极工细。第一幅“悟彻菩提真妙理”图，左下方有小字曰“念翼”。按“念翼”当即胡念翊，乃有名绘手，笠翁“无声戏”原本图，即其所绘。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六字。板心上顶格题“证道书”，中题“古本西游第几回”，下题“蜩寄”。明本《西游》，皆不言撰人，如陈元之《序》，且以为不知何人所作。自汪象旭此书，始以为丘长春作，“证道”之说亦自此书倡之。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长春真君传》(原注出《广列仙传》及《道书全集》)。次《伭(玄)奘取经事迹》(原注出《独异志》，《唐新语》出《谭宾录》及《两京记》。)第九回载陈光蕊事，目为“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今通行本即沿用之。其第十、第十一二回目，亦皆与今本同。后来评注本，如陈士斌《真诠》，张书绅《新说》，刘一明《原旨》，无不有第九回之陈光蕊事，盖皆从此本出，而增刻劣本之载虞集序者，胪列评人，而评语至简略，实亦是本耳。
考这一“记录”，复参验原本(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版本事实，它揭示出一系列有关该本的学术命题，有的属于带有确定性的版本现象，有的则涉及评点批评的深层次学理问题，为我们评价它的评点价值提供了必要和合理的线索。究其要者有:一、关于《西游证道书》的评注者;二、关于虞集《序》(实为《西游记原序》);三、关于邱作说和证道说;四、关于第九回唐僧出世故事。
其中一、二两条属于刊本的基本要素，可先行简略说明于下;而三、四两条则涉及小说评点和《西游记》研究的学术问题，容在后面作充分展开。
关于《西游证道书》评注者，原刊本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或谓“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或谓“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或谓“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证”，然大抵不出汪澹漪、黄周星两人。那么评注者果为何人?过去一般以为是汪澹漪，近来黄永年提出当为黄周星:“这个《西游证道书》里的评点、包括每回开头用‘澹猗子曰’名义的评语，实际上都出于黄周星之手而不是汪象旭(即汪澹漪)之所能写得出。”[7]其所据有两:一、《西游证道书》一百回尾有小注:“笑苍子与澹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阏维夏，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属其评正。”二、黄太鸿(即黄周星)，生平甚详，其知名度大于汪澹漪，并多有其涉足小说创作、评点的记载。如吕晚村《寄黄九烟》诗:“闻道新修谐俗书，文章买卖价何如?”且有自注:“时在杭，为坊人著稗官书。”黄永年断定:“这谐俗的稗官书明明就是《西游证道书》。”
笔者认为:黄永年提供的材料值得注意，但结论并不充分，汪澹漪对《西游证道书》的著作权尚不能被剥夺。因为该本几处重要的位置都明确标有汪氏姓名，如书名题“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正文中又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板心中题有“蜩寄”两字，据《济阴纲目》汪氏诠释本《序》及《尺牍新语广编·凡例》，知“蜩寄”系汪澹漪书室名。又，在全书夹批中，曾多次提及所谓大略堂古本，与黄永年所举“(黄周星)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侔合。就此问题，谭帆《小说评点编年叙录》“《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条说:“此书评点一般归于汪澹漪名下，但从所列《跋》文，则又似出自笑苍子(黄周星)手笔，实际应是两人合作完成的。”[8]王裕明则于最近著文披露了一些新材料，进一步论述《西游证道书》评注者当为黄周星[9]，皆可资参考。
关于虞集《西游记原序》。
由《西游证道书》披露的虞《序》，是值得后人诧异的。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临川崇仁(今属江西)人，系南宋抗金名相虞允文后人，列元代中前期诗文“四大家”之首。这篇《西游记原序》，尾署“天历己巳”即元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比世本陈元之《序》(1592)早二百六十余年，距《证道书》刊刻的康熙初期[10]，则间隔三百三十余年，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据我所知，最早指认其为后人伪托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西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11]，并为海内外《西游记》论坛普遍认同。考这篇序文，总括学者们的意见，“伪托”虞集的破绽颇为明显。
其一，该《序》不见于《道园集》(即虞集《道园学古录》)。鲁迅当时已怀疑该序非为《西游记》小说而作，谓“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12]。但正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教授指出，鲁迅只看到它所序的是另一部同名的《西游记》，而并没有意识到“这篇序文本身就是赝品”[13]。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不仅《道园集》没有这篇《序》，而且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没有这篇《序》，因此结论只能是由后人伪托。或为《西游证道书》笺评人汪澹漪(包括黄周星)辈伪作也未可知。
其二，虞《序》尾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不符虞集身份，显系作伪者百密一疏，于无意中露出的破绽。
查虞集生平，《元史》本传记载他于泰定(1324—1327)初“拜翰林直学士”，文宗(1328—1331)朝“除奎章阁侍书学士”，而未任翰林学士。据《元史·百官志》可知，翰林直学士为从三品，翰林院侍书学士为从二品，而翰林学士为正二品。虞集才识卓越，但由于他的“南人”身份，未能进入朝廷高官阶秩，与当时元廷在政治上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实行所谓“四等人制”(即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等级)的现状相符。“天历己巳”虞集尚任京官，任翰林直学士奉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兼国子祭酒，与“翰林学士”尚差几个等级[14]，是断不会将自己的官阶品秩搞错的。何况虞集在朝备受蒙古官员的倾轧，忍气吞声，也断不敢自高身份，虚报官位、品秩，因为这对从政者特别是身为末等“南人”的虞集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事实上，在虞集诗文中多署“直学士”，“侍书学士”、“侍讲学士”，以及“太史”、“史臣”、“博士”等官职，而从未署过所谓的“翰林学士”。
又，据《元史》虞集本传记载:“(虞集)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故虞集诗文中多署“邵庵”，但自出仕之后，特别是任职京官之后就不宜再署了，像《西游记原序》中一方面署有“翰林学士”的官名，一方面又署有表达早年高洁之志的“邵庵”，实在是不伦不类，令人不可思议。
《西游证道书》作为清代第一部《西游记》评点本，其价值和影响(正面和负面)都是巨大的。在思想倾向上，它首倡邱作说和证道说，是清代盛行之“谈禅”、“证道”一类观点的滥觞;在艺术上，它注重于对作品进行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修补，尤其是“自谓得古本，增撰第九回陈光蕊事，自此遂为《西游记》定本”[15]。
关于邱作说和证道说。
《西游记》自明中叶问世以来，作者佚名，明刊世本陈元之《序》谓“不知其何人所为。”至《西游证道书》约百年之后，汪澹漪首次明确将其归入邱处机名下，他在伪托的元虞集《西游记原序》中说: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夫取经不始于唐也，自汉迄梁咸有之，而唐之玄奘为尤著。其所为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无竢后人赘陈。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
关于邱处机作《西游记》一说，鲁迅曾分析说:“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拨也。”[16]现在细究虞《序》，看来问题并非这样简单:汪澹漪力倡邱作说，并非误将《西游记》(无名氏小说)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为一书”，因为其序文中明说“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对于唐玄奘取经途中“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皇帝御制《圣教序》表彰圣功的事迹了然于胸，同时还提出了关于《西游记》“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的看法，凡此种种都说明他力倡邱作说是有意为之。
邱处机(1148—1227)，原作丘处机，讳孔子改。金元间道士，字通密，号长春子。道教全真教七真之一，龙门派祖师。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召见于雪山，赐号神仙，爵“太宗师”，总领天下道教。成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道教人物。死后遗骨葬于北京白云观。
从《西游证道书》的编排看，汪澹漪力倡邱作说可谓煞费苦心、殚精竭虑。他先在卷首虞《序》中点出邱作说的主旨，后接《长春真君传》，宣扬其赴雪山觐见元太祖“一言止杀”的仁德功绩，又接《玄奘取经事迹》，介绍唐僧取经伟业。三者连环互证，给读者的感觉是无可置疑。果然，从此以后，人皆谓邱处机作《西游》，《西游真诠》以下各本皆题“丘长春真君作”。甚至于连力倡儒学、攘斥佛道的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也竟说什么“忆邱长春，亦一时之大儒贤者，乃不过托足于方外”，其儒者宅心仁厚，“念人心之不古，身处方外，不能有补，故借此传奇，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17]云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影响之大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力倡邱处机作《西游记》的目的是为了鼓吹证道说。如《西游证道书》虽然主张“仙佛同源”，但其主要倾向还集中在证道。虞《序》因借于元人口吻，不外“仙佛同源”及“收放心”之类老调，证道意味不浓，但在其他评点文字中则是竭尽全力，不厌其烦了。本书《仙诗绣像》第一幅“悟彻菩提真妙理”诗云:“学仙须是学天仙，唯存金丹最的端。”第十六幅“功成行满见真如”诗云:“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在第一回回评中说得很明白:“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在第二回回评中，汪澹漪明确把《西游记》视为道经，“即以当《道藏》全书亦可”。针对“或问”:为何老君八卦炉制服不了孙猴，如来却能定猿?汪澹漪以五行金丹学说解释:心猿属火，八卦炉锻炼是“以火济火，二火互煽，弥见其燥酷决裂而已，又安望其定乎”?而如来以五指化为五行山，“五行俱全”，心猿“则不期定而定”。所以他认为“一部《西游》，无处不暗合五行，金丹大旨”。他不仅把传授孙悟空长生之法的须菩提祖师(历史上为释迦牟尼大弟子)认定为道仙，为了宣扬证道说，甚至连佛祖如来也穿上了道袍，改造成为法力高于太上老君的道祖了。
汪澹漪之力倡证道说，虽有诸多原因，但其自身的崇道立场是决定因素。据其所著《吕祖全传》叶生《序》:“澹漪子为谁，予友汪淇右子也，号澹漪，其受教善师之门，道名象旭云。”又该书前自题:“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书于蜩寄。”可知他是道门中人，且崇道心甚，对自吕祖至邱祖历代道家祖师崇敬备至，著《吕祖全传》，笺释黄老著作《济阴纲目》，以及将《西游记》笺评为《西游证道书》都是其崇仙倡道的结果。
在众多清代《西游记》评本中，对于作品艺术方面的整理、修补，《西游证道书》是最为突出的。理应予以充分的总结。
其一，作为节本压缩篇幅的基本手段，它大刀阔斧地删削掉全本中绝大部分的诗词偈语和几近全部的复述性文字，以使作品叙事过程干脆利落，情节发展流畅明快。
《西游记》全本中的诗词偈语多达七百余篇，每篇少则四句八行，多则数十上百句。文字总数十分庞大。韵散夹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共同特征，但《西游记》偈语诗词之多远超过《三国》、《水浒》等其他作品，则与其浓郁的宗教性内容有关。实际上，从艺术的自身与发展来看，这也是民间说话艺术的残留，更可视为作为散文体叙事性艺术样式的小说在发展初创时期与诗词辞赋等韵文体样式混夹不清现象的残留，本不符合小说艺术的规律。所以，《西游证道书》短跋中竟责之曰:“有意续凫就鹤，半用俚词填凑。”鉴于这样的艺术认识，《证道书》本大加删节，只保留了二百余首，竟删去七成之多。而且保留的诗词中也是多半由长诗改为短章，或只保留了两句一对。如第四回猴王初上天庭，至南天门时入里观看，明本用463字的长诗来描写其神秘恢弘的气象，《证道书》本只采用其中四句改成一绝。如第十七回行者来到黑风山，明本用了84字一篇韵语来描写其险峻奇峭，《证道书》本只采用前后四句:“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鸣人不见，花落树犹香。”又如第六十回唐僧师徒到金光寺，明本一篇韵语共85字描写其颓败萧瑟景象，《证道书》本却只以一对来作概括性形容:“遍地落花无客过，一庭啼鸟少僧来”，而且唯前句来自原诗，后句则是对“讲座幽然僧不见，禅堂静矣鸟常逢”的改写。当然，经过删节后保留的诗篇并非一定都是佳作，但其去芜存菁、精益求精的艺术准则是显而易见的。如上述“万壑争流，千崖竞秀”一对为顾恺之游会稽名胜后所作佳句，历来脍炙人口，移植过来描绘山势尤见神韵;形容金光寺的一对虽系自创，但也是俪对工整，意境鲜明，算得上是“绝妙好辞”。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概与证道观颇有关联者多有照录，而只作情节因素重复出现的则遽加削删。这与其“证道”意识相关，我们今日自不必苛求。总之，在《西游证道书》，韵散夹杂的现象大大减少，文字顿显简略紧凑。据初步计算，全书完全没有诗词的有二十二回，只有一篇诗词的有二十七回;而在其他各回收录的也多是短章，长篇辞赋可谓绝无仅有。当然，像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其实为谈禅)和第九十八回“功成行满见真如”那种特定情景中，诗词穿插较多，篇幅较长，也不足为奇。关于《证道书》本大加删节诗篇的情况，也有学者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诗词颇为“风趣”，一旦删去，“最可慨惜”，并对汪澹漪“乱加斫除”的“硬心肠”深表诧异[18]。“慨惜”或许会有，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则享受到简洁明快的惬意。事实上，这么多的诗词辞赋夹杂其中，淡化了作品的矛盾冲突和情节进展，有些纯粹是游离于情节之外，形容风花雪月的套话，实在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阻隔和累赘。它们的大量产生，源于说书艺人或为吸引观众，或为卖弄学问的噱头，现在转化为以阅读为主的小说形式，自然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证道书》本予以果断削删，实际上是《西游记》越来越脱离民间文学的不自觉性，最终成为独立自觉文人的创作的表现，功大于过，理应肯定。
另外，经过细致校订，基本上纠正了全本中的诸多错失和缺陷，有效地提高了《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明本《西游记》中的错误和缺陷是不少的。这也可以理解，《西游记》是在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无数无名艺人的反复修改，加上结构宏大，长达六十余万言，因此，存在大量接榫不当，缺少呼应以及缺漏衍乙之类的错误。世本刊刻在先，此类错误更多一些，李评本据世本翻刻，改正了一些差错，也沿袭了一些差错，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差错。《证道书》据李评本翻刻，并参考了世本，改正了许多差错。不妨说，除个别深层次的情节错误未能纠正，照样沿袭外，其他的均已改正。显著的如第一百回唐僧取经回长安，向唐王递交通关牒文，牒文上有用印国名单，包括世本在内的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所校的明本有误。即狮驼国、凤仙郡、金平府未曾用印，且凤仙郡、金平府未必能称国，牒文却“榜上有名”，天竺国用过印牒文上却没名。对此，李评本有所发现，有所改正，即删掉了狮驼国，其他未改。《证道书》本则全部改正，与正文所述取经过程完全相符。改得最完善和绵密的当推第七十四回关于小钻风的差错。狮驼山巡山小妖一班四十人，都称小钻风。孙行者探山遇一个小钻风，自变小钻风，让此小钻风带至他那一班人处，提出几个问题让小妖回答。在明本中，回答问题的只笼统称小钻风，已经搞不清是指路遇小妖，还是他那些同伙中人;是一个小钻风回答，还是同班中的几个小妖回答;最后孙行者一棒将小钻风打死，显然是仅指先前遇见的小妖，则似乎对其他三十九名小妖撇而不顾;接着又自变小钻风去探狮驼洞，失误甚多。《证道书》本则改为让几个小钻风来分别回答问题，最后删节了一些文字后，增加了如下一句:“你们说的果然不差”，“你原着先来的这个跟我见大王回话去”，将先见的小妖与其同伙分开，然后在半路上打死，自变小钻风去探妖窟。妥帖恰当，毫无舛错。又如明本有不少衍文:第七十五回孙行者被装入阴阳瓶中:“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间，捻着避火诀，坐在中间，全然不惧”;第二回猴王道:“我当年别汝等，随波逐流，飘过东洋大海，到西牛贺洲地界，径至南瞻部洲……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至西牛贺洲地界，访问多时，幸遇一老祖。”两例中，前例衍“坐在中间”，后例衍“西牛贺州地界”，《证道书》尽皆删却。有时候，仅仅是一字之改，或使作品确切无讹，或者境界全出。如第六十六回，弥勒佛祖降临，“一朵彩云坠地，满山头大雨缤纷”;第六十五回，“二十八宿惊张，五百揭谛发竖”。《证道书》本将前者改为“满山头花雨缤纷”，将后者改成“五方揭谛发竖”，将前后互读对照，高下立判。明本中的有些文字，简直颠倒错乱，不知所云，如第九十三回:“这时，寺中若大听说到了取经僧人，东土大唐，说话寺中若小……一一都来参见”;《证道书》本改为“话说这时，寺中听说到了东土大唐取经僧人……”。诸如此类，可见《证道书》本的删定者是何等的认真仔细，精雕细琢。这是其对原本文字的全面修订，使得《西游记》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二，《证道书》本《西游记》的最大贡献无疑当推增补唐僧出世故事，有效地加强了孙悟空大闹三界与唐僧西天取经“两截子”的衔接，增加了全书情节的完整性和结构的严密性，有使作品成为完璧之功。
《西游记》在情节和结构上的缺陷一直被后世诟病。对此汪澹漪在《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中说:“童时见俗本删此回，杳不知唐僧家世履历，浑疑与花果山顶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读者茫然不解其故。殊恨作者之疏谬。”应该说，汪澹漪所论当为事实。在明本中，从孙悟空大闹三界到西天取经的过渡很不自然，特别是关于唐僧出世故事阙如。查阅原本，只是在第十一回选举高僧做水陆大会选中唐僧时，用“灵通本讳号金蝉”等24句一首诗话来交代出身事，其诗曰: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摩，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红(错字，今人文改作江——引者注)星，顺水随波逐浪泱。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灵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作陈玄奘。
显然，由于过于简约凝练，读者决无法明了有关唐僧出世的具体情况:如仅据诗中“未出之前临恶党”，怎能悟出是指他父母上任途中为舟子所害?“出身命犯落江星”，又怎知是其母为保其性命，断趾血书，木板抛江?很显然，正因为缺乏对唐僧身世的具体描写，致使作品后文许多地方失却呼应，衔接突兀不准。如既然“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官宦子弟的陈玄奘为何要自幼植锡为僧?在第九十三回写到大天竺国“高结彩楼，抛打绣球”，为公主招驸马时，唐僧禁不住感慨:“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为公主招驸马时，遇婚姻结了夫妻”，似乎突然跳出。至于如来难簿所载九九八十一难，其余各难都有情节印证，独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阙如，令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不能不说是作品的一大“疏谬”。
《证道书》本《西游记》增补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其目的即是弥补这一“疏谬”。或有人认为唐僧是《西游记》中的次要人物，有一首诗来介绍身世足矣，何必再用基本上属于“人话”的故事来为这个基本上属于“神话”的《西游记》画蛇添足。对此，我不敢苟同。我曾作《崇高:论唐僧的精神》[19]一文，认为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的统帅，是绝对不能或缺的真正主角，对作品具有至关重要的本体意义。退而言之，即使作为次要人物，也与猪八戒、沙和尚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孙行者作为主角，有整整七回大书，叙其大闹三界，且作为序曲，置于全书之首，十分醒目。猪八戒、沙和尚包括白龙马，都是次要人物，在第八回中都有具体的叙述来说明其来历。除此之外，全书还经常用长诗韵文反复描绘各人的身世经历以及长相、武功、兵器等，如明本第十七回，描写孙行者的诗有64句，第十九回介绍猪八戒的诗也有64句，第二十二回则竟用两首诗来叙述沙和尚:一首52句，一首24句，合计76句(在《证道书》本中，上述四首诗分别删节成6句、42句、36句、16句)。相比之下，唯独对唐僧这个取经队伍中的核心，或曰次要人物中的主要者，却只用24句一首诗来介绍其曲折的人生和复杂丰富的性格。对此，惜墨如金是说不通的，唯一的解释是作品比例失当，顾此失彼，出现了“疏漏”。
《西游证道书》删去了介绍唐僧的那首24句之诗，而增补了整整一回文字来代替，或者说将一首小诗铺排为“唐僧出世”整整一大回文字。平心而论，这样的“补缺”工作是非常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它适应了《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的整体性需要，通过详尽地叙述交代唐僧的身世来历，使作品在情节的内容上有所呼应，在人物关系配置上更趋允当妥帖，“两截子”的毛病虽然不能说完全改正，但明显减弱趋缓，作品的结构更严密，故事更完整，弥补了吴承恩明本《西游记》一个显而易见的大疏漏。后来张书绅完全赞同这一“修补”，在《新说西游记》中也补刻了此回。他说:“刊本《西游记》，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始终，正是《西游记》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遇偶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照应。”[20]可见，“唐僧出世”故事的插入，事关作品的整体和谐和取经的宏旨，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有利于刻画唐僧的形象。我曾指出，唐僧虽然外表懦弱、贪生怕死，但其意志刚强，作为得道高僧具有坚韧毅力，聪慧而内秀:他为求取真经，教化东土人民，遭九九八十一难而不改初衷，义无反顾，苦度十四寒暑，历尽艰辛，显示出一种虽九死而不悔、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而这一则唐僧出世故事似乎使我们感受到这种崇高精神的必然性:早在躁动的母腹中，他就接受了生死磨难的洗礼;甫出娘胎，唐僧即已九死一生。这就实际上铸就了唐僧坚毅刚强的深层次性格特征，也为其日后取经途中遭受九九八十一难，饱经生死考验的命运奠定了一个逻辑上的起点。所以我们才得以明白，为什么如来的难簿上将这遭贬、出胎、抛江、报冤作为前四难，大凡圣人必欲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尤其应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唐僧之崇高精神根本就是与生俱来的[21]。
再者，从读者接受《西游记》的艺术效果上看，唐僧出世遭难的故事无疑是《西游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之一。《陈光蕊江流和尚》一类传统戏剧中关于唐僧出世的剧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后人增插的成分，它并非出于吴承恩之手，但一点也不逊色于吴承恩的文字，反而使吴承恩《西游记》大为生色。所以它不同于一些小说作品中的续书续作，狗尾续貂、续凫就鹤，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功的艺术修补，而且已经和谐无隙地融会到《西游记》完美的艺术整体中去。
当然，《西游证道书》的删节改造也存在某些不足。如早有评论者指出:全本第四十四回猪八戒将三清像置入粪池，第三十一回天师责怪孙行者不谢天恩，玉帝无奈说“只待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第三十五回孙行者骂观音“该他一世无夫”等等，原本可以表达出对宗教、天庭的权威的蔑视，从而显示出作品异常复杂的思想意蕴，惜乎被《证道书》本悉数删去。又如第七回，孙悟空对玉帝高呼:“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证道书》本竟改为:“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在表现人物性格及语言神韵方面明显不及原本。但是，这些不足或失误，与它对原本《西游记》的艺术修补之功相比，实在是次要的方面，而其成就是主流。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西游证道书》虽然是一部问世较晚的节本，但其对原本《西游记》所作的修补之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准，不但在明清时代所有节本中可谓上乘之作，而且比之全本，也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色，甚至不妨说，在某些方面的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全本，是《西游记》漫长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只是以往对《证道书》本《西游记》重视不足，研究更少，加上版本难见，以致人们对其不甚了解。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