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评本与《西游记》评点的成熟
明代《西游记》刊本从世本到它的两个翻刻本《新镌全像西游记传》(杨闽斋本，一作《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和《唐三藏西游记》(唐僧本)，从时间上至少有十年以上的跨度[24]。或删削，或修补，在版本线索上有所演进;但作为小说评点，其发展却基本停滞。打破这一停滞局面，使《西游记》评点批评有所突进、并渐趋成熟的是出现于晚明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
李评本也曾遭长期湮没，在国内久已不传，唯海外有多种藏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均有藏，且以残本居多。至20世纪30年代，国人只有孙楷第、王古鲁、傅惜华三人有缘寓目[25]，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介绍过它的基本面貌，但所记极为简略。8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披露我国已发现两部李评本全帙(局部有残缺)，系解放后由政府出资从民间采购而得，现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26]，河南省辖的中州书画社捷足先登，随即参校两书出版了影印本，并依原书尺寸，分两函十六册线装问世，人们始见其庐山真面目。目前介绍李评本概况的文字较多，尤以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一文所记最为详实，现将有关资料摘录如下: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不分卷，一百回。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图百叶，凡二百幅。图中署有四位刻工姓名，第三回“卓然”，第七回“君裕刘刻”，第七十一回“汤维新摹”，第八十二、八十五回“刘升伯刻”，第一百回“旌德郭卓然刻”。
卷首有署名“幔亭过客”的《题辞》，末有墨章二:“白宾”、“字令昭”。……《题辞》后有“凡例”五条，曰“批著眼处，批猴处，批趣处，总批处，碎批处。”正文有眉批、夹批及总评，字数最多的是回末总评。[27]
不过，据笔者目验所知，李评本中的批语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作眉批，而中州书画社影印本则为夹批，其文字内容大致相同，唯总数(条数和字数)略有差异。又，中州书画社影印本其实并无五条《凡例》，与李时人及《孙目》所记殊异。究其缘故，两者所据底本实非同一次刻版。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其时李评本在坊间颇为流行，曾经不断翻刻;而眉批与夹批的差异也体现出小说评点形式要素上的日益丰富。
作为小说评本，辨正李评本的评点者和刊刻时间极有必要。
关于评点者，李评本标明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但已有多项资料显示其实系有人借托李贽之名。明人钱希言《戏瑕·赝籍》:“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并出叶手，何关于李。”又，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也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名，更是可笑。若卓老止于如此，亦不成其为卓吾也。又若《四书眼》、《四书评》，批点《西游记》、《水浒》等书，皆称李卓吾，其实乃叶文通笔也。”叶昼(字阳开，又字文通，江苏无锡人，生卒年不详，天启年间在世)之所以托名李贽自重，皆源于李贽在晚明思想界及文坛的巨大影响。陈继儒曾指出当时李卓吾文章及李评文献盛行的情况:“坊间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选集之名，下至传奇小说，无不称为卓吾批阅也。”[28]联系李贽推重小说的立场，以及其亲批《水浒传》的实际[29]，虽然李评本并非出于李贽之手，但其思想与之有密切关系，当为必然。
关于李评本的刊刻时间。孙楷第据《五行山下定心猿》一图中岩石上细字“刘君裕刻”(实为“君裕刘刻”，按王古鲁说)，推定为“昌启时刻书也”。刘君裕是昌启时的有名刻工，已有旁证。查历史年表，明光宗泰昌(1620)仅一年，熹宗天启(1621—1627)历七年，两朝合计凡八年。故有学者认为据此认定李评本刊刻于昌启年间“或可商榷”，其时间跨度未免过窄，如苏兴、李时人等指出:刘君裕既在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为姑苏龚绍(少)山梓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镌刻过插图(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又在崇祯间为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镌刻插图(见傅惜华《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五四五图及书眉的说明)和崇祯五年镌尚友堂刊本《二刻拍案惊奇》的图(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及王古鲁关于二刻的说明)，从事绘刻时间较长[30]。其时孙楷第尚未发现李评本还有另一名刻工郭卓然，据日本长泽规矩也考证:曾由郭卓然任刻工的叶敬池本《醒世恒言》的刊刻年代不会早于天启七年(1627)，其镌刻小说插图必然延至崇祯初年。综合以上材料，苏兴认为李评本刻书时间可“不妨前后稍稍拉长一点，定为万历末到崇祯的明末为宜”。现在学术界多认同苏兴所论:李评本的刊刻时间上限为明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下限为崇祯年间(1628—1644)，且以崇祯年间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将李评本纳入整个《西游记》的演化过程，并向上下两方面辐射考察，那么其小说评点批评和文本发展的双重价值便会凸现出来。一方面，《西游记》评点由李评本趋向成熟，并开启清代评点批评的繁盛;另一方面，由于李评本的评点采取逐回逐字“地毯式”搜寻的方式，发现了诸多早期刊本(主要是世本)的错讹衍漏，并进行了合理的订正和修补，从而成为继世本以来又一个《西游记》善本，故而在整个四百年《西游记》演化史和学术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先说小说评点史上的价值。
过去多有人将李评本视为“最早的《西游记》批评本”[31]，这是不确切的。我在前文中已论及，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金陵世德堂本不仅是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刊本，同时也是最早的《西游记》评本。如果说，作为文本或有更早的旧本(或谓“前世本”)存在，那么作为评本，世本卷首《刊西游记序》显系专门为本次校刻而作，其中的夹批则由唐光禄(世德堂主)“益俾好事者”华阳洞天主人在订校(即“秩其卷目梓之”)的过程中随意写上的，故而无疑为《西游记》评点的发轫之笔。不过在我看来，李评本或许不是最早的《西游记》评本，却实际上开启了系统、全面评点《西游记》的先河，它是第一个趋向于成熟、完备的《西游记》评本。
从小说评点的形式特征上看，李评本已初备了成熟的形态。世本仅序跋、夹批两种形式要素(类型)，李评本没有像杨闽斋本、唐僧本那样全文移录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而是以幔亭过客(袁于令)《西游记题辞》取而代之，同时又置有《凡例》[32]，提挈评点的基本原则和美学意向——这使它独立于世本(或所谓“华阳洞天主人校”本)系统，而在明刻中自成一体。李评本全部照录了世本的夹批，但又新添了大量批语，并以眉批和夹批两种形式行世，极大地丰富了评点的形式和内容。而最富开创性的是它的回末总批，光字数即达近万言，所论或揭橥哲理大旨，或总结写作技巧，其文风或严峻沉郁，或幽默诙谐，体现了李评本独特的批评风格和极高的理论水准。总之，李评本的形式要素有序跋、有凡例(可相当于读法)、有眉批或夹批、有回末总批——只全书总评一项尚告阙如，在批评形态上已渐趋成熟了。
如上文曾论及，将李评本刊刻时间的下限定为崇祯间的明末，联系其时的小说评点，那么这一成熟形态的显现绝非偶然。我们知道，明清小说评点肇始于嘉靖元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至晚明昌启、崇祯年间，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和成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出现了《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杭州容与堂刊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出现了《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至崇祯十四年(1641)则有小说评点巨著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横空出世，步其后尘联翩而至者则有另两部评点杰作——“李笠翁先生著”《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毛宗岗批评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小说评点已成蔚观。一般认为，上述李批容本《水浒传》、杨批《隋唐志传》在李评本之前，金批《水浒》和李批《金瓶梅》、毛批《三国演义》在李评本之后[33];处在这些优秀评点本之间的李评本水涨船高，达到相应的成熟高度是顺理成章的。
李评本的成熟形态直接开启了清代《西游记》评点的繁盛局面。一般而言，以《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为代表的《西游记》评点远不及金批《水浒》、毛批《三国》、张批《金瓶》以及脂批《石头记》(《红楼梦》)那样的思想艺术水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此也要作具体的分析:(1)这些清本批评者的批评意识发生了严重的误差，他们“以《易》、以《大学》、以仙道来解释《西游记》”，实在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难免要“在大白天说梦话”[34]。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艺术经验的总结和艺术规律的揭示，其中不乏关于文艺创作的大量真知灼见。(2)我们对清代评本的认识也远非足够得深入，全面否定也未免偏颇草率。事实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特有的文学精神“后世莫能继焉者也”[35]，有清一代，《西游记》评本蜂起，作为文化和文学(创作和批评)现象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积淀，从中烙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人们(清人)对《西游记》的特殊认识，理应得到学术史的关注和重视。现单就小说评点的形态而言，《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都十分完备，比之金批、毛批、张(竹坡)批等并不逊色。如以新说本为例，其评点由序跋、总批、总评、目录赋、夹批、回前批、回后批组成，各类评点要素一应俱全。其他一些清评本也大致仿佛。可见，李评本承上启下，在发展世本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清代评本，起着纽带的作用。这些清本都不讳言受李评本的影响和对李评本的承接。证道书本就常常提及李评本。如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回前总批云:“此作者一片苦心，千古未经拈出[36]。若非半非居士与余两人(指黄周星与汪澹漪)今日冷眼觑破，岂不被李卓吾、叶仲子辈瞒杀乎?”——这是对李评本的揶揄批评。又如第九十五回“假合形骸擒玉兔”回前总批曰:“玉兔抛球，欲招唐僧为偶，采元阳以成太乙上仙。然按空玄子云，天下之兔皆牝，惟月中兔为牡，故凡兔望月而孕。所以悟真诗云:‘坎配蟾宫却是男’。以月中兔属阳也。若然，则招偶采阳何为邪?尝见叶仲子之评此回曰:‘想是南风大作耳。’又曰:‘玉兔可谓弄童之雅号。’”——这是对李评本的认同和赞赏。
再说李评本在《西游记》文本演化中的地位。
由于世本是最早的《西游记》刊本，同为明刊本的李评本以它为底本翻刻，这是必然的[37]。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显例是:李评本一如世本以及杨闽斋本、唐僧本这三个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没有唐僧出世故事，即八十一难的前四难，相对于后世通行本(清本)，属于同一个明刻百回本系统[38]。但在这一明刻百回本系统中，李评本又大异于世本等三个“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展现出独特的文本面貌，因而在《西游记》文本演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众所周知，世本是最接近吴承恩原著的本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曾指出它的种种善本“好处”:其一，世本百回本系全本，不仅情节完整，而且保存了大量“极具风趣的骈辞韵语”;其二，世本保存了丰富的方言，具有较高的语言价值。……但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一大弊端，即现存世本有少数回目严重残缺。50年代人文本以此世本为底本，并参校六种清代通行本(主要是《新说西游记》)对残缺处予以补足。殊不知，李评本一经重新发现，竟是完帙，且没有此等缺失。这就意味着:书业公记本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等清代笺评本极有可能得于李评本，或者至少是与李评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世德堂本，且存世版本较多。这样，李评本便自然成了校勘世本的一大参照本，80年代人文本再版时即宣告:“明崇祯年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是接近世德堂本的较早刊本，初版(1955年)整理时未能见到。这次我们用此本作了校核，订正了一些文字。”[39]
又，世本草创初就，故多漫漶错讹。由于李评本系全面评点，阅读细致，所以能够发现其中的诸多错失并予以改正，而在这些修改中也能见出评改者独具匠心的批评意识和艺术创造。因此李评本比诸世本文字上更趋合理、洗练，结构和情节上更显完整、合理。试以两例来说明李评本的善本价值。
其一，世本正文缺失第十八回回目，由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罴怪”直跳至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查世本总目，第十八回为“观音院唐僧脱险，高老庄大圣降魔”，但正文中回目脱落，致使第十七、十八两回夹缠不分。杨闽斋本、唐僧本照原样翻刻[40]。李评本首先发现这一近乎荒唐的错误，并予以分割。其分割处在菩萨收服熊罴怪后的“有诗为证”，诗后即以“行者辞了菩萨，按落云头”一句开头转入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失袈裟故事。至《新说西游记》，又在该诗末句加上一句结语:“毕竟不知向后事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使文章结构更显合理。今人文本完全吸收了这一修改。
其二，《西游记》的情节主体是唐僧历难，世本唐僧出世故事阙如，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前四难只在唐僧出场诗“灵通本讳号金蝉”(七古)中予以简扼的交代，以后各难则逐一描述详尽。篇末由观音菩萨收验难簿，逐一细看，以印证唐僧一行功果。然而这份难簿与正文所叙次序不合，前后颠倒，紊杂不堪，有的历难故事在难簿中概括不准，眉目不清。对于这样的严重错失，杨闽斋本和唐僧本依然照单全收，一律沿袭。而李评本则予以了全部订正，或调整历难次序，或重划难数[41]、另立难名，使簿子上八十一难与正文中历难本事前后一致，难名与历难故事两相吻合。清代的六种笺评本《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西游正旨》和《西游记评注》，无论繁简，全部遵循李评本改正。对于八十一难故事的定型，不能不说，这是李评本的重大贡献。
另外，徐朔方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点校本所作《前言》中还指出了不少李评本对世本的勘误。著名的如:第十一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列举唐王驾下文武诸臣，既有徐茂公，又有李世勣，明显系一人妄分两人，李评本删去李世勣，改为张公谨。查阅李评本，此类无关宏旨的屑小改动当不在少数。不过，无论其对《西游记》文本作用的大小，李评本的善本价值都可见一斑，同时也处处张扬着它作为小说评点的批评意义和理论水准。
关于李评本对《西游记》的基本认识，还有评点者(叶昼)对作品思想、艺术的具体评析，可从其序文与各类批语两方面展开。
李评本卷首有署名“幔亭过客”的《西游记题辞》，末有墨章二:“白宾”，“字令昭”。孙楷第考证:“幔亭”、“令昭”、“白宾”皆袁于令字，故推定“则序作者乃于令也”[42]。袁于令(1592—1674)初名晋，字韫玉，又字令昭、白宾，号凫公，又号箨庵，别署幔亭仙史、幔亭歌者、幔亭过客、吉衣道人、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等。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明末贡生，入清后出仕官至湖北荆州知府。明清之际著名戏曲家、小说家，以传奇《西楼记》、小说《隋史遗文》影响较大[43]。其小说理论方面的见解主要集中于这篇《题辞》及《隋史遗文序》。
序文写得十分精简，抄录于下: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
这篇序文的理论价值有两点最可注意。
其一，竭力推介《西游记》。世本陈元之《序》也推崇《西游记》，但只站在为其辩护的立场上，认为“道在屎溺”，小说家言也有微言大义，在《西游记》“谬悠荒唐、无端涯涘”的文字中也隐寓着“作者之心傲世之意”，故“不可没也”。袁《序》则更进一步，由辩护而转为正面弘扬，指出《西游记》“文章之妙”，囊括三教，可“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读之有如经传，“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以至于“何境不通?何道不洽”，最后竟为之高声呼吁:“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袁于令把《西游记》的地位推向极至，有力地推动了《西游记》文本的传布，并为清初李渔将其列入明四大奇书奠定了基础。这一看法与其自身的小说观念有关，也是其时文学思潮使然，是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叶昼等人竭力提倡小说的反映，体现出明清之际小说观念嬗变演进的轨迹。袁《序》与世本陈《序》向被并视为《西游记》学术史上两篇最早的原始文献，然仅就对小说本质的认识，我以为唯袁《序》尤过之。
其二，深入揭示《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审美特征。《西游记》是明代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甫经问世，毁誉参半。在袁于令前后多有非议:或说“《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44];或称“《西游》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45];也有人直斥《西游记》“逞意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46]。对于这些“虚妄谑虐”的“失真之病”，袁于令不以为然。早在《隋史遗文序》中他就提出“正史传信，小说贵幻”的观点;结合《西游记》描写鬼神的内容特点，他认为“幻”不是“失真之病”，而能“驾虚游刃”而“不离本宗”，它是小说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并从中概括为“极幻极真”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从而正确地描写了幻与真、真与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比较《西游记题辞》与《隋史遗文序》，袁于令对《西游记》一类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逐步深化，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明清时代我国小说美学的深入。
至于叶昼的评点，所及芜陈，各色观点散见于全书，对其各类批语进行综合抽绎、爬罗清理，其中含有批评意义和学术价值者，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心学阐发《西游记》的大旨。将一部《西游记》的宗旨归结为一个“心”字，滥觞于世本和谢肇淛。世本陈元之《序》(实为陈《序》引《旧叙》):“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又第一回中夹批:“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一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谢肇淛《五杂俎》中也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且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旨“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叶昼承袭这一观点，并结合具体评点，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述、引申。他在第一回开宗明义，于全书引首诗最后两句“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处首度落笔，即加注旁批:“‘释厄’二字着眼，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何为“释厄”?其回末总批有注释:“‘释厄传’，见此书，读之可释厄也。若读了《西游》，厄仍不能释，却不辜负了《西游记》么?何以言释厄?只是能解脱便是。又曰:‘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盖猴言心之动也，石言心之刚也。”可见所谓“释厄”即指追求心灵“解脱”，由“心之动”而进入“心之刚”的境界。又在此回“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一语后照录世本评语，并再加旁批曰:“一部《西游记》，此是宗旨。”诚如他所言，至此已将《西游记》大旨“一一拈出，庶几不埋没了作者之意”。释厄，即是修心养性之道，不作此解便是“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戏论”[47]。
这一心学思想由第一回“拈出”，在后文多有印证，并逐步强化。如第十三回唐僧出长安时与诸僧赠言惜别:“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叶昼再次加夹批曰:“宗旨”，并于回后总批中断言:“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可谓一言以蔽之。又如第十四回叙孙悟空出五行山保唐僧取经，打死六贼试棒，李评本总批曰:“请问今世人还是打死六贼的，还是六贼打死的?”[48]意犹未尽之际又连续批曰:“‘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八个字已分别说出。”“着眼，着眼，方不枉读了《西游记》。”“人当着眼，不然何异痴人说梦。”李评本以心论《西游》可谓一以贯之，不遗余力。
其二，《西游记》是超现实的神魔小说，然叶昼认为“游戏之中，暗传密谛”[49]，常常借题发挥，着眼于现实，并以尖锐的文辞揭示出作品的揶揄刺世的寓意。
《西游记》中有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其中南赡部洲多影射中华现实(东土大唐)。第二回叙孙悟空了道后回花果山，向众猴讲述求道至南赡部洲的经历:“经至南赡部洲，学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摆摆摇摇，云游了八九年余，更不曾有道。”叶昼即在此批曰:“原来南赡部洲无道。”又在此回总批中借题发挥:“篇中讽刺南赡部洲人极毒”，“南赡部洲人只会着衣穿履，摇摆而已，并未尝有一个为道者也”。更有甚者，作品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叙如来造经，要拯救苦难和愚昧的人类，曾历数人世“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之种种罪恶，对此叶昼甚有感触，在总批中写道:“南赡部洲，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逼真佛语也。然此犹从未取经之前言也。今大藏真经俨然在也，何反从凶场中多起干戈，恶海内猛翻波浪耶?真可为之痛哭流涕者矣。”小说评点极具评者的主观情感倾向和批判意识，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李评本中，这一类愤世嫉俗、直刺时弊的评论所在多有，充分表现出“以痛哭流涕之心，为嘻笑怒骂之语”、“以谑语而为正言”的批评精神[50]。
其三，对《西游记》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经验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和总结。在人物性格方面，叶昼极有心得，他在《凡例》中特置“批猴处”、“批趣处”。“批猴处”着意于行者的“顽皮”性格，“批趣处”则重点在揭示八戒之“呆状可笑”和沙僧的“冷语可味”。特别是对孙悟空的言语行状，李评常以“猴”一字中的，入木三分，叶昼认为悟空之妙，全在猴相猴性，“出人意料”，如果“别寻一字以模拟之，终不若本色猴字为妙”[51]。在故事情节方面，叶昼强调合理性和新颖性。对于精彩合理的情节安排和艺术描绘，李评常以“好照应”、“好点缀”、“妙不可言”之类称道之。如对于第十一回所叙相良、刘全故事，叶昼大加称赞说:“此回最为奇幻，刘全李翠莲，相公相婆，俱从笔端幻出，殊为骇异，而贯串傅弈、萧瑀事尤为妙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六回孙悟空与二郎神相斗变化时他以夹批“匪夷所思”予以盛誉，但在第六十一回再叙悟空与牛魔王斗法，叶昼则以夹批提出了批评:“此等处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只管如此，便可厌矣。”对于相同的变化斗法描写，叶昼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其标准就是强调情节的新颖性。后来，金圣叹反其意而用之，以为“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52]。如果金圣叹的观点可称之为“特犯法”(正犯)，那么，叶昼的观点则可称为“避犯法”。由“避犯”到“特犯”(特犯而不犯)既表示出对情节处理的不同原则，同时也可显出对情节本质认识的进步。
对于《西游记》的神幻特征，叶昼的看法与袁于令《题辞》完全一致，在评语中表现出全面肯定和由衷心仪的态度，赞美之辞俯拾即是。举其要旨者:“趣甚，妙甚!何物文人，思笔变幻乃尔!”(第七回夹批)“此等想头，奇甚”、“种种想头，出人意表，大作手也。”(第十一回夹批)“唐僧化虎，白马变龙，都是文心极美极妙，文笔极奇幻处。”(第三十回总批)“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大抵文人之笔，无所不至，然到装天葫芦亦观止矣。”(第三十三回总批)“以幻为真，奇绝，奇绝!”(第七十一回夹批)“天下文章，幻至此极矣。”(第七十五回夹批)“真是活佛出世，方能说此妙语。”(第九十三回总批)……李评本的这些赞辞较诸以往任何评论，更清晰地揭示出《西游记》的艺术审美特征，更深入到《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本质。它的意义不仅仅在对《西游记》一书进行珍赏鉴析，而且以其批评实践和理论积淀有力地推动了后世神魔小说的发展。
综上所述，李评本作为《西游记》文本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具有无可替代的善本价值;正是它的重新发现，弥补了由早期刊本(世本)到清代通行本缺失的一环，成为与世本互勘的重要古本。作为小说评点本，它标志着《西游记》评点趋向成熟，从此开启了对《西游记》的全面、系统的评点;其自觉的批评意识、宏富的理论内容，对《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真知灼见，确立了它在整个《西游记》学术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特殊地位。黄霖等新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称其为“明人研究《西游记》的最佳总结”[53]，堪为确当之论。该书对李评本的理论价值论述较详，可供参考。
【注释】
[1]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卷首。
[2]对人文本的评价，近年间也出现了不同的批评意见，可参见〔日〕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中华书局，2002年。
[3]参见《新批本〈西游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4]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5]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6]目前学术界对华阳洞天主人果为何人有不同推测，推测对象有李春芳、陈元之、吴承恩等人。
[7]分别见柳存仁《〈西游记〉的明刊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香港《新亚学报》1964年第6卷第2期;陈新《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8]参见方胜《〈西游记〉陈序错讹源于杨闽斋本》，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2辑，1988年。
[9]参见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载《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辑，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又见《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10]实际当增二字，据孙楷第指出:在“几乎遗《西游》”后，当重“西游”两字。
[11]参见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89年。
[12]引自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7页。
[13]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
[14]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15]参见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16]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安交大学报》1997年第2期。
[17]作者按:人文本评注者已注意到世本漏注的情况，正确地将该条注前移至第七回相关文下。
[18]参见张义壮《吴承恩巧用〈圣教序〉》，连云港市社科联编《西游记文化》2003年第4期。
[19]参见《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194页注释。
[20]陈士斌《西游真诠》第一回悟一子回后评。
[21]《国语》卷十《晋语四》。
[2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页。
[23]这类情况在古典小说整理中常有，如为大家熟知的《红楼梦》第一回即有多条批语被移入正文。
[24]唐僧本未署刊刻时间，杨闽斋本则改世本陈元之《序》所题“壬辰夏端四日”为“癸卯夏”，《孙目》推定壬辰为万历二十年(1592)，癸卯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
[25]据苏兴《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载《文献》1986年第1期。
[26]参见蓼南《国内发现明刊〈李卓吾评西游记〉》，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邓平、式宁《失而复得倍觉亲——〈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27]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28]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李贽》。
[29]关于李贽批《水浒》，可参见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记万历壬辰(1592)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李贽自己也在《童心说》、《与焦弱侯》等文中谈及批点《水浒传》事。
[30]参见苏兴《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文献》1986年第1期;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西游记考论》，第163页。
[31]参见蔡铁鹰、王国书《〈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简说》，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1辑，1986年。黄霖等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也持这种看法。
[32]这里据孙楷第所见日本内阁文库和宫内省图书寮藏本。
[33]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之《小说评点编年叙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3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6]指五圣成真为大团圆，此回为小团圆，“此四众之来，或前或后，初若无意凑合，而其中实有铁板次序，井然不容紊乱”。
[37]也有学者认为李评本或源于比世本更早的旧本或古本，这里姑且不论。
[38]并非所有明刻本均无唐僧出世故事，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明刻简本朱鼎臣编《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就收有这个故事。
[3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卷首。
[40]这种情况在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中较为常见，如《红楼梦》第十七回、第十八回无论是回目，还是正文都混为一体。人文本《红楼梦》至今未分开。
[41]据郑振铎统计:《西游记》八十一难，历难故事四十一则，故每则故事所含若干难数并不整齐划一。
[42]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7页。
[43]袁于令生平可参阅王永健《袁于令传》，载《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44]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
[45]戏笔主人《忠烈全传序》。
[46]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47]对于释厄两字，人文本有注:“释指唐僧，厄即灾难，即如本书所载唐僧于取经途中所遭遇的厄难。”当为一解，然不及李评贴近文义。
[48]六贼为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泛指人的各种欲望。
[49]李评本第十九回总批。
[50]《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1]《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2]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53]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