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西游记》学术史鸟瞰
我们以小说评点为明清《西游记》学术史的主体，并事实上也将以世本、李评本和《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五个主要评本立纲展开重点评述。但须注意的是，整个明清《西游记》学术史并非这五个评本可以涵盖，它是明清两代《西游记》学术活动的整体性、历史性成果。一方面，除却评本，在明清士人的笔记、史论、诗文等文体中包含着丰富的有关《西游记》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即或是小说评点，在清代新说本以后，尚有刘一明《西游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等三个颇为流行的新版本存在，其中不乏一些独到的看法。又，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下简称《孙目》)记载有《蔡金注西游记》，据李时人著文披露有《西游记记》。从书名中“注”、“记”一类文字来看，两者皆当为评点本无疑，理应有关于《西游记》的若干看法。如据李时人介绍，《西游记记》这部题署由“咸丰七年丁巳重阳后三日庚寅力农人雨香盥沐谨志”、“戊午八年元旦戊寅日曹娥江人任蛟焚香恭赞”、“戊午中秋前三日甲寅学者达斋朱敦毅赘述”、“咸丰岁在丙辰正月初六甲子怀明重订”的手抄本，“似据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有双行夹批，回末批。批评者持三教同源观点，或引《易》或引《大学》、《中庸》。所奇者多采用词曲小令形式，或形容或说理，所用曲牌娆娆令、得胜令、香柳娘、江神子、下山虎、步步娇、二郎神、江儿水、桂枝香等几百余种”[43]。以戏曲形式批评《西游记》堪为别出心裁。而《蔡金注西游记》则或为佚本，《孙目》明注“未见”，故未有人目验，其果为何书，真相如何，学界多有猜测[44]。而且，关于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学界尚不断有新发现，引人注目者如萧相恺于“稗海访书”时发现的《金丹大道》一书。据萧氏介绍，该书为手抄本，藏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凡四卷，分装四册，未题撰者姓名和抄写年代。该书一如其书名所示，以道家金丹理论评论《西游记》。现转述其中有关评语如下:
《西游》一书讲金丹大道，只讲得性命二字。千魔万怪，无非只讲得性命二字。前七篇原有伦次，以后或有伦次，或无伦次，颠来倒去，篇篇若有深义，如造化之雕刻万物，并无重复，归总于一元，参同契氏曰:孔窍其门。子舆氏曰:引而不发。惟善读者能神观默察而有以自得耳之。
篇中师徒心和意合，归正求真，所以修性命也。倘于饥寒，自当固穷，不可妄动，三藏见楼台欲化斋，行者望气色劝勿入，寓有叩侯门而求利达，戒冰山而慎行止之意。[45]
以上所举这些史料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凡研究《西游记》者，特别是撰写学术史者都不可忽视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对世德堂本、李评本和《西游证道书》等五大明清主要评点本展开详论之外，有必要先行对其他明清《西游记》学术资源及成果，进行一次宏观、整体的鸟瞰，作一番简扼、概括的说明。现撷取有关资料汇合成若干论题论述如下，或可为明清《西游记》学术史拾零补遗，以呈全貌。
其一，以《西游记》为神魔小说之滥觞。
明清之际，崇道风盛，对文坛影响甚大。鲁迅在论述神魔小说的历史背景时曾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显其赫，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论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46]明清士人虽无神魔小说之名，但对这一小说潮流也有一定认识。如谢肇淛说:
俗传有《西游记演义》，载玄奘取经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读者皆嗤其俚妄。余谓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伐蚩尤，迷大雾，天命玄女授指南车;禹治水桐柏，遇无支祁，万灵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纣，五岳之神来见，太公命时弼五器，各以其名进之。至于《穆天子传》、《拾遗记》、《梁四公》，又不足论也。《西游记》特其滥觞耳。[47]
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生卒年不详，万历三十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系明代著名文学家、小说批评家、藏书家，学识卓越，著有《五杂俎》、《文海披沙》、《麈馀》等学术名著[48]，对历史、时政、风俗、文艺常有精到见解，论《西游记》尤为一时翘楚。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指出描写神魔之争的内容的作品，“古亦有之”。他列举上古神话，至魏晋志怪小说，梳理了神魔小说的发展线索，认为《西游记》不过是“持其滥觞”，对这一派的继承发展而已。二、其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尽管《西游记》风行朝野，妇孺皆知，然其时士大夫对这一“侈谈鬼怪”的作品尝多非议，“皆嗤其俚妄”。如姑苏笑花主人说“《西游》、《西洋》逞意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49]。戏笔主人称《西游记》“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50]。烟霞外史在鼓噪《韩湘子全传》时说《韩湘子全传》“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51]，竟然是将《西游记》的“谑虐”与《金瓶梅》的“亵淫”等量齐观了。而谢肇淛与这些观点针锋相对，明言“余谓不足嗤也”，以为凡文艺“事太实则近腐”，倾力为《西游记》辩护。在他看来，《西游记》不仅遵循了以往的小说传统，是“持其滥觞耳”;同时，也开创了后世神魔小说的“滥觞”，实在是功不可没。从现在看来，这不失为一种先进的文艺观和小说观。
其二，指出《西游记》“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是一部深刻的寓言书、哲理书。
这一看法实于《西游记》甫就即有，世本陈元之《序》即宣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而在明清两代皆有持续发展。继世本稍后的李评本叶昼评点中说:“《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至盛于斯说得更详细一些:“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非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52]
那么，《西游记》寓寄着何种深意呢?盛于斯虽有所涉及(如“亦皆关合性命真宗”等语)，但所指颇含糊。在明代，还数谢肇淛说得最为明确、透彻: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53]
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收(求)放心说”。所谓“收放心”，来源于孟子修心养性的人格思想，孟子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54]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最重视人格修养的，倡导内修外治，“充实之谓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或谓过于孔子。他认为“学问之道”(学习、学术)的真谛(最终目的)就在于“求放心”，即寻回失落的心灵[55]。谢肇淛把《西游记》与“求放心”的学说联系起来，一方面是顺应了当时的王阳明心学思潮。心学注重内省，强调“心外无物”，“致良知”，“事心上做工夫”，而究其思想的最初源头似在《孟子》，孟子首倡性善说，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后世心学盖从此“四善端”推衍而出。谢肇淛接受心学的影响自然更能直面《孟子》(跳过孔子《论语》)。另一方面，也密切地照应了《西游记》的创作实际，《西游记》思想繁杂，“所指”丰赡，然通过唐僧师徒经过千山万水、千魔百怪的考验最终得道成真，展现其修身养性的心路历程也当是应有之义，并且昭然若揭。所以“求放心”之喻既有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又有作品的内容(情节)支撑，故而绝非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的放矢之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五四时期，胡适、鲁迅力扫旧说，但对此论也持一定的认同态度，如鲁迅明确说:“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关于“求放心”一说，“已足尽之”[56]。直接借此来说明自己对《西游记》的看法。
至清代，对《西游记》寓意的诠释出现了两种流向:一种演化为“证道”、“谈禅”、“劝学”各派学说，且宗教色彩渐浓;一种则相反，而是坚持从艺术批评角度来分析作品的大旨，有的甚至干脆承认《西游记》寓意深邃，未能明示而告阙如，存疑，各种言论纷呈，不一而足。
前者以清代评点家为代表，他们受清代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旨在阐释《西游记》的宗教意蕴。刘一明《西游原旨·序》中几乎把《西游记》视为宗教宝典:“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冯阳贵也为《西游记》“宗教化”推波助澜，他说:“《西游记》开精一心学之宗，阐三教一家之理，渡学者出洪波而登道岸者也。”[57]尤以梁联弟说得最为具体:
《西游》一书，即《阴符》也，即《参同》也;《周易》也，《修真辨难》也。《西游原旨》之书一出，而一书之原还其原，旨归其旨，直使万世之读《西游记》者，亦得旨知其旨，原还其原矣。道人之功，夫岂微哉?一灯照幽宝，百邪自遁藏。从兹以往，人人读《西游》，人人知原旨;人人知原旨，人人得《西游》。迷津一筏，普渡万生，可以作人，可以作佛，可以作仙。道不远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58]
完全是把《西游记》当作了指引修道的明灯，指点迷津的宝筏，一如《阴符经》、《参同契》之类。
后者以晚清小说家为代表，他们反对“宗教手册论”，主张从宗教之外来探寻《西游记》的寓意。不过也是其说纷纭。有的谓之“科学小说”，可资“中国科学不兴之咎”[59];有的谓之“哲理小说”，以悟空跨海学道比拟为“今日出洋求学之效果”，读《西游》可“以精器械，以致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60]。其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有识之士都在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可见这一类看法其实是对现实需要的呼应，也可说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只不过有饥不择食、空疏无实之嫌。从文艺批评而言，则脱离《西游记》的实际，“勉求大当”，与清代评点派相比，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较来看，唯石庵所论颇客观而又引人思索:
余尝尽十日之力，取《西游》过细考求，复取各经上语录与之相证，千方百计，终不若全书画一。谓其皆本于道家，意此书亦不过一小说家言耳。……《西游记》虽不足为道书，然为一种寓言小说，余敢断言。惜时代相去已远，不知其寓意所在，且所寓者或一事，或数事，皆不可知，殊可叹也。[61]
石庵指出，《西游记》是小说家言，“不足为道书”，但他看到了文艺作品形象与思想关系的复杂性，其寓意并非“画一”，“或一事，或数事”，殊无可知;同时，他认为，以往诸家揭示“证道”、“谈禅”、“劝学”，作为对《西游记》寓意的探索，皆是徒劳，因为《西游记》“时代相去已远”，后人“不知其寓意所在”，只好存疑。在石庵那里，《西游记》揭秘复归混沌，遂成不可知的宿命。
其三，高度肯定《西游记》的神幻特征。
这一认识肇始于袁于令为推介《西游记》而作的李评本《西游记题辞》:以“不幻不文”之说概括了“幻”与“真”的辩证关系。后经明清两代小说理论家的相继发挥，遂成《西游记》艺术风格的定评。
首先，我们看到谢肇淛为《西游记》辩护正是从肯定其神幻特征及价值入手。他不仅指出《西游记》“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而且其富有批评意识和理论力度的是:一、以其他步《西游记》后尘而联袂冒出的神魔小说作为印证，说“《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二、将《三国》、《列国志》等讲史类作品作为反衬，径称这些以“信史之补”为自我定位的小说“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耳”。三、以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至，不必问其有无也。”[62]这里不论他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否偏颇，也不论事实与虚构是否应为五五对开，仅就揭示出来的《西游记》神幻特征的价值与意义而言，是深中艺术的肯綮的。即使以现代文艺观念衡量，也不失为高明、精当之论。
我们还应看到一个现象:在晚明之际，论《西游》以谢肇淛为最，或常以谢肇淛代言，但实际上谢氏所论恰恰是对明人认识《西游记》的总结，而并非个人一管之见。即以关于《西游记》的神幻特征而言，明清之际，其共鸣者繁夥。如睡乡居士说:
《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63]
指出《西游记》“怪诞不经”，然而“幻中有真”，其艺术魅力(“传神阿堵”)当在《水浒传》之上。
与之相类的还有张无咎，他说: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云:“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西洋记》如王巷金家神说谎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64]
张无咎(名誉，楚黄即今湖北黄州人，余不详)在这里看到了不同的小说类别(他分为“以真为正”类，以《三国演义》为代表;“以幻为奇”类，以《西游记》为代表;“兼真幻之长”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不同艺术特征，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如以幻真关系为标尺，他认为“以幻为奇”的《西游记》不逮“兼真幻之长”的《水浒传》，也基本合乎逻辑。而指出《西游记》之后《西洋记》、《后西游》、《续西游》一类效颦之作，因“幻而失真”而成为神魔小说中等而下之的“愚者”，则完全正确。
至清代，以“奇”论《西游》成为风尚，从证道书以下，至含晶子《西游记评注》，莫不以“释儒”、“证道”、“谈禅”为思想一翼，以神幻、奇异为艺术一翼。特别是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更是满篇神字、幻字、奇字、妙字，将这一看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至今日，有人习惯于“言必称希腊”，一味地以西方学说与术语来解评《西游记》，将《西游记》的神幻特征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概念等同起来，并以此与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相对立，那是后话。古人自当始料不及，这里“不说也罢”。
【注释】
[1]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南雷文集》卷二。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存目五》以孔孟程朱为儒学正统，列王阳明为杂统，李贽为异统。
[3]也有人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这一问题，文史哲各科都有大量著述。就《西游记》学术史而言，可参看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中“明清小说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一节，花城出版社，1988年。
[4]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5]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6]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7]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金陵社集诸诗人》。
[8]参见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9]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四。
[10]参见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
[11]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1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页。
[13]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第一回夹批。
[14]张阳全《西游原旨跋》。
[15]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说:“据我看来，(《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所说的‘《西游记》……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胡适也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
[16]参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17]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18]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
[19]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20]王门四句教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也是对孟子性善论及求放心说的改造和发挥。
[21]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集序》。
[22]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
[23]对这一编目方式，学界多以为版本现象，对其中的文化哲学意义一直未曾注意。
[24]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6页。
[25]其中最为著名者是第一回叙美猴王寻仙访道至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两本皆有夹批“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云云。
[26]《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
[27]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28]参见李贽《焚书》卷三《赞刘谐》。
[29]李贽《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30]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下同。
[31]李贽早年习儒，中年钦羡黄老之治，晚年落发为僧，故融三教于一身。其有自述曰:“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百年矣。并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见《焚书》卷一《复邓石阳》。
[32]袁于令《西游记题辞》。
[33]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多署汪憺漪，偶作汪澹漪，现为书写方便，本文中一律写作汪澹漪。
[34]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一回回评。
[35]唯李评本托名李贽，系取其名盛而自重，一如容与堂本《水浒传》“托名温陵之名以行”(钱希言《戏瑕·赝籍》)。
[3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0页。
[37]关于这个问题，尚可参阅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之“小说批评为何以评点为主体样式”一节，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
[38]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9]据陈大康考证:“这一事实是由庸愚子和修髯子两人证实的。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论及这部小说时，还只是说‘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显然是直到弘治七年时尚无刊本出现。到了二十八年后，修髯子在嘉靖元年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则言:‘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售诸梓，公之四方可乎?’这证实了至今犹存的嘉靖元年版《三国演义》确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刊本，也是目前所知道的明清通俗小说的第一个刊本。”见《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40]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第171页。
[41]李评本未注明刊刻时间，学界所论跨度较大，这里姑且采苏兴的考证定为泰昌、天启、崇祯间，下文有详细论述。
[4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360页。
[43]参见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又，《西游记记》后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出版。
[44]据吴圣昔考证:该本出于好事者耳食之言。经查清刘一明《西游原旨序》，盖序中于批评《西游证道书》后曾有如下一语:“其后蔡金之辈亦遵其说而附会解注之。”于是或疑其为清代之《西游记》佚本者。后有论者提出:“蔡金之辈”的“蔡、金”当为二人，所谓“蔡金注《西游记》”，就是指清代蔡元放“重订”之《西游证道书》。因该书扉页、目录页和正文首页上，多次题有“蔡元放或蔡宙憨(即蔡元放)重订”和“圣叹外书”字样，“圣叹”即金圣叹，蔡氏借金圣叹之名而自重，故有此误。这就是“蔡金注《西游记》”的由来和真相。参见吴圣昔《蔡金注〈西游记〉究为何书》，《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西游证道书〉杂考两题》。又见《〈西游记〉佚本知多少》，《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2期。
[45]转引自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1页。
[4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47]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七。
[48]谢肇淛，其生平《明史》有传，尤以曹学佺所撰《明通奉大夫广西左方伯武林谢公墓志铭》和徐所撰《中奉大夫广西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所记最详。
[49]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50]戏笔主人《忠烈全传序》。
[51]烟霞外史《韩湘子全传叙》。
[52]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
[53]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54]《孟子·告子上》。
[55]相对于“求放心”之喻，孟子还有一个更为具体、形象的比喻:“忧指忘心者诫。”《孟子·告子上》:“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者，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其大旨也在修心。
[5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57]冯阳贵《〈西游原旨〉跋》。
[58]梁联第《栖云山悟元道人西游原旨叙》。
[59]侠人《小说丛话》，转引于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77页。
[60]阿阁老人《说小说》，转引于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278页。
[61]石庵《忏室随笔》，转引于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279页。
[62]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63]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
[64]张无咎《平妖传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