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也说“真理与方法”
“真理与方法”，这是现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哲学巨著的书名，该书的中心论题是“理解如何可能?”也即哲学如何完成对真理的解释[33]。我借用这一术语，当然无意于康德式的哲学思辨内涵，而是指向其标识的方法论意义:方法如何保障“真理”(学术目标)的实现。
对于撰写《西游记》学术史，由于至今未有该类著作问世，事实上很难推断什么方法最为合适，任何方法都只具有潜在的探索性、尝试性意义。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从整体上毕竟从属于学术史范畴，是其中的一枝一脉，因而一切学术史著作包括美学史、哲学史、史学史以及红学史著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将是宝贵的借鉴。比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是两条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一切学术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哲学方法论原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从宏观、整体上把握《西游记》学术史的基本哲学方法论原则。这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结合《西游记》学术史的具体实际，为了达到自己的理论预设，应对、解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在操作层面上还必须确立几条我们所依循和遵奉的原则，并成为贯穿到撰写学术史各个环节的主要方法。
其一，关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是完整的集合体，必然是一个宏观论题，其生发的内在动因(《西游记》本体及时代背景)、运动(发展)机制以及规律、成果积淀(学术体系)都是重大的宏观命题。但宏观命题离不开历史细节和具体材料的支撑，正是它们构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成为一切宏观命题的因子，宏观体系的基础。比如《西游记》的本事(叙事本体)是西天取经，这是一个带有本体论意义的宏观命题，然而取经人“苦历千山，远经万水”，行程十万八千里，这每一山如何攀越每一水如何渡过，其间的曲折艰辛，都无疑是微观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取经目的地灵山究在何处，取回的真经果为何物，这些问题或者在《西游记》演化过程中分歧较大，或者在后来理解偏殊，众说纷纭，更值得作微观、精审的考辨。后一问题，已有曹炳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作了具体、详细的考证，唐僧取回的三十五部经目以及《西游记》文中提及的十八种经目(剔除两者重叠的数目)合计四十四种，可分为与佛教经目全同者、与佛教经目基本相同者、无此佛教经目然与佛教有一定关系者、查无所据者四类，各目出典皆有着落[34]。而关于前一问题，笔者也十分愿意在后文作一粗略的考论，以为一管之见。可见，宏观论题中包孕着微观成分，微观材料中也透露出宏观信息。撰写学术史，必须胸有成竹，关注宏观命题，但仅从概念出发，或停留在模糊的鸟瞰式描述是显然不行的。当然，反而言之，过多地停留在细节，胶执于一隅，缺失宏观、整体性审视，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瞎子摸象，舍本求末，也必然会流于零碎丛脞和肤浅谫陋。王国维说，学问之道，贵乎“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35]，精辟地揭示出两者相互补充、有机融合的关系。
这就有必要引入中观的概念，它处在宏观、微观的过渡阶段，承上启下，既为宏观命题提供基础，也为微观研究输入提升层次的动力。在它的纽带(或曰中介)维系下，一部流动的学术史才串缀成为整体。也即是说，正是中观在理论上具有最丰富的包孕性，在这一点上，上可溯源，下可探流，沟通终始，观照整体，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逻辑链条上，一切都将豁然开朗:哪些是《西游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哪些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些重要的观点、流派、论争，以及理论阵地都会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可以使我们胸有全局，正本清源，提纲挈领，避免摸索和重复劳动，从而从根本上保障理论预设的实现，以及学术史达到应有的水准。
其二，关于纵与横、点与面的结合。学术史首先是纵向历时性的，表现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长度)的动态发展过程，所以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梳理历史线索，清点发展脉络，所谓“斩葛藤而清眉目”。就《西游记》学术史而论，根据其内在逻辑，四百年的历史长河可以划分为明清时期、现代、当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根据其发展实际细分为若干环节:如明清《西游记》评点中，明代世本与李评本，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较大，清代则流行道家评本，弥漫着浓郁的道教气，两者呈现着不同的学术风貌[36]。同样，现代《西游记》研究大致可以“五四”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创立期，后期则有更大的深化与完善，学科形态逐渐明显。当代则可分解为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由于社会现实的特殊变迁，其间的学术差异性都比较大。而且，这些阶段又可在各自范围内作具体展开，构成更为细小的发展节点。也即是说，整个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程正是由众多细微阶段(纵向单元)累积组合而成。但从另一方面，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的纵向演变，都将表现为共时性因素的整体，有关《西游记》诸如成书、版本、作者，以及思想与艺术等多重领域的研究将在相对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从而构建起一个统一的《西游记》学术平台。如果将纵向线索与横向条块作有机整合，特别是将明清、现代、当代各个阶段与成书、版本、作者以及思想、艺术等各块领域熔铸为一体，那么，《西游记》学术史必然是一个纵横交织、多层复合，而且不断向时、空两维开放的立体网络结构，一个充满丰厚历史蕴藉和现代意义的学术史体系。所以，撰写《西游记》学术史，既要注重纵向历时性展示，也需作横向共时性展开。纵向线索揭示不清，就会缺失历史感和史学品位;而横向透视狭隘逼仄，学术史必然会缺乏血肉，丧失理论的生气。
与之相适应的是点与面的关系。“面”是作为整体而言的，“点”则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性问题。一部学术史从纵向可视为整体性的“面”，每一个单位时段则构成不同规模的“点”。在历史的每一点上发生的《西游记》学术活动并不对等，因为历史注定在某一阶段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某一阶段处于低潮或是“真空”状态，任何一个“点”在整体的“面”中地位并不相等。在横向上如将整个《西游记》研究作为“面”，那么它涵盖着作者论、版本论、源流论(成书论)、思想与艺术论等无数个“点”，这些局部性研究也永远不可能绝对地“平衡”。所以，“文革”时期的《西游记》研究，在上远不及五四时期，在下则难比新时期，撰写学术史首先应该尊重这一局部(“点”)原有的事实，当然也可以通过主体性开发，对点面关系作出合理的修复。又如新时期以来，《西游记》文化研究持续走热，作为局部性的“点”强烈地影响、冲击着整体的《西游记》研究，不过，只要它未能超越《西游记》母体所承载的范围，我们完全应当承认其合理性和积极性。当然，抽象、片面、脱离《西游记》文本实际的倾向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总之，撰写《西游记》学术史应该点面结合，从点切入，以点带面，通过具体细节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揭示整体性、宏观性发展轨迹。
其三，关于中西古今方法的理解及采用。当今中国学术正处于空前繁荣、发达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即是中西古今各种治学方法的相互并存，相互渗透，各类学科形态缤纷多姿。由于“五四”之际，由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西游记》为代表)率先突发质变，实现了传统(古典)向现代学科形态的转型，并直接开启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突变众所周知是由西方新学及其科学方法的引入为契机的。随着学术成果的不断堆积，这些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也得到强化，最终逐渐取代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成为主流，并一度成为崇拜的对象，出现“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局面。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无大的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只要西方的某一种流派、某一种方法一旦“侵入”，中国学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总会表现出非凡的热情，闻风而动，纷纷予以迎合和认同。从“老三论”、“新三论”一直到如今风行学界的后殖民主义和布迪厄、哈贝马斯，莫不如此。这固然是一种宝贵的现代性世界意识和开放意识的体现，但也从某种意义上暴露出传统学术的危机，并且业已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损害。如余英时就尖锐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则越来越疏远，因为古典训练在这一百年中是一个不断堕退的过程。到了今天，很少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思想、历史了;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西方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37]
对此，有必要作重新审视和反思。方法，本是人类认识客观对象的工具，学术活动赖以进行的依据和手段，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主体对对象的肯定方式”(马克思语)，所以只有具体类别的不同，而没有价值高下之分。在当代《西游记》研究中，徐朔方、章培恒、郭豫适、黄永年等前辈学者都谈到过方法问题，并向世人展现了各自取得的实绩。陈大康最近发表了《论〈西游记〉的两次争辩》一文，就《西游记》研究方法提出了带有一定指导性的意见:“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都是人类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途径探索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认识的结晶，它们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借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38]一方面肯定了各种方法相互借鉴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客观存在的关于方法论认识上的偏颇。由此可知，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在《西游记》学术史上，中西古今各种方法都大有用武之地，比如“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新文化大师较多地吸纳、采用西方新学及其方法，孙楷第、刘修业、赵景深等学者则更多地承袭、采用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但“家家门里透长安”，他们的《西游记》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将各种方法人为地对立起来，厚此薄彼、归于一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西方现代方法理应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应在新的时代精神烛照下获得蓬勃生机。“学无新旧，术无中西”[39]。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不同文化及方法的融合，必将成为推进学术深入的利器，不断发掘《西游记》研究领域的新天地，并藉此开辟《西游记》学术史上的新阶段。
当我们对撰写《西游记》学术史的方法论作以上理解之后，还应补充说明:不可否认，任何方法只能着重于一个相对中心的地方，也因而意味着特定的遗漏，也即任何方法都在体现其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也不乏学术个体自身理解的偏见。还是用伽达默尔的话来结束这一段文字吧:“所有理解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种偏见，这种看法给了解释学问以真正推动。”[40]
【注释】
[1]清初刊行的汪澹漪笺评本《西游证道书》前有一篇《西游记原序》，尾署“天历己巳(1329年)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这篇虞《序》仅从题署时间上看远早于陈《序》，然学界公认为后人伪托。
[2]这种情况在明清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研究中带有普遍性。如据《石头记》第一回脂评:“壬午(1762年)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知脂批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同步。又如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附有弘治甲寅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文，嘉靖壬午年(1522)修髯子(张尚德)所作引文，作为批评的发生，亦与文本问世接近。
[3]李评本《题辞》就倡导:“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君。”
[4]“四大奇书”之名最早见于清李渔《古本三国志序》:“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
[5]如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指出汪澹漪、陈士斌“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此类批评“则有负此书也多矣”。又刘一明《西游原旨序》批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澹漪道人汪象旭，未达此义，妄议私猜，仅取一叶半简，以心猿意马，毕其全旨，且注脚每多戏谑之语，狂妄之词。”又，刘廷玑《在园杂志》云《西游证道书》“其批注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
[6]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红楼梦》研究学术史，出版于1980年。二十年来，又有韩进廉《红学史稿》等若干部《红楼梦》或古典文学学术史著作问世。
[7]为了行文简略，本论文中出现的当代学者，一律直以姓名指称，非不敬也。
[8]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宋谋玚《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等文章。
[9]〔日〕伊藤虎丸《学术史的时代》，《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10]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见诸报刊的《西游记》论文仅四篇，另三篇为台静农《关于〈西游记〉江流本事》(《文史杂志》1947年1卷6期)，袁圣时《〈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第3卷1、2期，1948年1、2月)，冯汉镛《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来源》(《东南日报》1948年4月21日)。
[11]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
[12]冯天瑜等编《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借用马克思的术语。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形式。”
[14]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15]见靳今《吴承恩曾当过河阴知县——河南荥阳县发现吴承恩撰写的碑文》、欧阳健《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分别载《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
[16]参见王守泉《〈西游原旨〉成书年代及版本源流考》，《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韦航《〈原旨〉并非新发现》，《书林》1986年第3期。
[17]清初康熙年间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原序》显系伪作，但其中表达了对《西游记》的诸多看法，只是托名作伪，故不在此列。
[18]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对“学”与“术”作过解释:“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然而并未形成对“学术”的规范化界定。又，其时严复、傅斯年等人也有类似的解释。
[19]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页。
[20]转引自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4页。
[21]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一。
[22]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3]我以为学术史与研究史、批评史一类概念大抵近似，它们都以理性思维和科学活动为特征，使用哪一个概念实际上无关理论的宏旨。考虑到所谓“学术史时代”的宏观背景，以及自身爱好，这里采用“学术史”这一概念。
[24]参阅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97页。
[25]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可知其正面主张“以火济水”。
[26]参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92页。
[27]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28]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页。
[29]吴承恩《禹鼎志序》，《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30]参见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1]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33]参见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65页。
[34]参见曹炳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5]转引于梁启超《国学论丛》之“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言。
[36]这只是就其学术主潮而言，明清两代《西游记》学术史事实上各有流裔和其他特征。
[37]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38]陈大康《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2004年2月29日。
[3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
[4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于朱立元主编《西方现代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