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学术史时代”

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怀有欣喜与持重的复杂情感，缘于现实与历史的多重性、多层面的机遇。

古典说部名著《西游记》于明朝中后期(约16世纪)横空出世，同时也开启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游记》学术史的序幕。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所载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和稍后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所载署名幔亭过客(袁于令)的《西游记题辞》，是两篇最原始的《西游记》研究文献^[1]，除了保留弥足珍贵的史料，其中还直接发表了许多对《西游记》的看法，显现着一个时期(明人)关于作品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成果与水准，不仅开《西游记》评点批评的先河，也理所当然成为学术史的嚆矢。究其时间的上限几乎与小说本身的问世同步。先贤们这种敏感、早慧的批评意识至今令人感佩不已^[2]。受它们的推介之力^[3]，《西游记》不仅传布迅猛，研究也很热烈，且持续发展、延伸。经过长达四百年之层递累积，特别是明清时代评点式批评的兴盛，“五四”以来现代性学术研究的形成，建国以后特别是新时期《西游记》论坛的空前繁荣，其过程是那样曲折逶迤，其内容是那样丰硕富赡，无疑已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并积淀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学术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耸立于中国学术之林。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辉煌璀璨的小说名著中，在古代小说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西游记》的地位并不突出。众所周知，《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明四大奇书^[4]，清季《红楼梦》问世、风行后，又并举为中国五大古典名著，然就研究和学术品位而言，《西游记》一开始便呈现了相对后进的态势:自明万历二十年世本问世，特别是清季以降约三百年间，朝野震动，妇孺皆知，评论蜂起，版本繁夥，各派评点不一而足，但始终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一直没有出现像金圣叹批《水浒》、毛宗岗批《三国》、张竹坡批《金瓶梅》和脂砚斋批《石头记》(《红楼梦》)这样成熟、优质的文本批评，从而来推动《西游记》文本的健康发展。小说评点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样式，其特点是重阐释、重解读、重感悟，具有极强的批评主体意识和读者介入趋向;另一方面，它的主观随意性和读者介入趋向又极易使批评脱离文本实际，它“紧贴”于文本的特点，则易将一己之私见强加于作品之上，如果这种“一己之见”一旦过于膨胀，批评者陷于“走火入魔”的痴狂状态，其批评不免会谬以千里，流于虚妄。由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笼罩着一层炫目迷心的外衣，其间儒释道三教合一，神仙妖魔鬼魅九流驳杂，思想极为深奥玄妙，向有“天书”之誉，故而为评点者提供了随心所欲的余地，加之批评者热情过分高涨，其释儒证道谈禅不幸正同此类。各派评点儒说道说，你说我说，谬误渐多，其时就引起相互讦击^[5]。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新文学大师筚路蓝缕，奋力开拓，一举突破这些评本机械评点的藩篱，实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新时期以来，借中华民族复兴盛世之雄风，《西游记》研究水涨船高，破浪前进，呈现出纵深、多元和强势发展的态势——可以说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后进局面。

但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是，《西游记》学术史著作长期阙如，从学术史视角来研究《西游记》的论文也不多见。这种学术史和学术史意识的阙如不仅在学科形态上使其尚处在稚嫩状态，无法与《红楼梦》研究比肩，相对于同类学科也有所逊色^[6]，而且还造成了争取自身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障碍。即从目前《西游记》研究现状而言，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存在问题亦多。其主要特征为:一、论题广泛、众多却显分散、无序:苏兴、刘怀玉^[7]的吴承恩研究，陈新、吴圣昔的版本研究，张锦池、李时人的源流(成书)研究，蔡铁鹰的人物原型研究，萧兵、杨义的神话和人类学研究，李安纲的宗教文化研究，以及徐朔方、黄永年的文本校勘，朱一玄、刘荫柏的文献研究都比较突出，影响亦大，但之间缺少系统整体联系，只在各自的狭隘层面上孤立展开，宏观、形而上的学科品性尚不够明显，有的甚或存在较多的错失。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小说研究分支学科，研究对象尚不平衡，主题、人物、版本、作者的研究持续走热，出版了大量论著、论文，论争此起彼伏，但对五四时期，尤其是较为远久的明清之际的《西游记》研究缺乏完整、准确的认识，历史感的缺失、学术线索的模糊直接导致某些片面、抽象发展和低层次高密度重复的现象。三、某些浮躁、儇薄学风的侵蚀，使得有些学者热衷于作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或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摸索皮毛，或主观臆断、游说无根，或务反旧说、故作新论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存在着割断历史、脱离文本实际的倾向，并业已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8]。这使我们在欣喜之余，不得不又以持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历史与现状。而学术史研究注重综合性、宏观性，追求历史感和逻辑性，尤长于史料的累积和事实的确证，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史学品位可以为《西游记》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学术背景。有些问题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有定论，究其原因，除了学术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即在于缺少一个历史的尺度，没有建立一个理论的共同逻辑支点，过多地依赖于主观臆断和演绎:历史的逻辑顺序模糊不清，实证链条的薄弱、缺失，理论思维便难以畅通，学术水平也难以攀升，学科形态的构筑更是空谈。显而易见，撰写《西游记》学术史已是刻不容缓。

正是这两方面的理解，并且不断交融互动，冲突演进，使我逐渐凝结起一种强烈的感性冲动和理论追求，鼓起勇气，不揣浅陋，撰写一部涵括横跨四百年历程的《西游记》学术史。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这绝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选择，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契机。个体的感性冲动和理论追求固然对自身的学术意向起决定作用，但相对于整个《西游记》研究只是次要的因素。近年来，由于学术背景和大势走向的特点，学术史研究如火如荼，进入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史时代”^[9]。它直接催发、导致《西游记》研究学术史意识的苏醒，并向深层次学术理性的方向回归。这无疑才是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根本动因。

回眸历史蕴藉，审察现实的动向，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出现过两次学术史高潮。第一次在“五四”之际以及稍后的30年代，由梁启超抱“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之宗旨，连续著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轫，王国维、章太炎、罗振玉、胡适、钱穆、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学术大师蜂起响应，学术史著作一时纷呈，遂成蔚观。受时代学风影响，《西游记》研究在40年代也曾出现过带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有汪浚者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949年8月)发表长文《吴承恩与〈西游记〉》，其内容不仅涉及作者、成书、版本等学科基础层面的基本问题，而且对鲁迅、胡适、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的《西游记》研究作了初步评价，并以此为中心向前辐射，对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但是，由于紧接着的社会变动，《西游记》研究的热度渐次回落，终于几近荒凉^[10]，因而这一工作没有得到有效的持续，同时也因为汪著本身的谫陋粗略，它在后世的影响也很有限，至今已成鸿爪之影。

第二次“学术史时代”的到来在间隔半个世纪之后的90年代。从1991年《学人》杂志创刊号开启学术史讨论，到90年代后期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撰有长篇《总序》)，其间还有《读书》等多家著名刊物鼎力支持，纷纷参与，学术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继80年代“文化寻根”之后又一个核心问题，许多学人的共同兴趣，迅速在文史哲各领域全面展开，并逐渐成为各级学科的共同参照和全新的视角，一时间学术史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学界的一大景观。《学人》主编、讨论发起者之一的陈平原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作出如下概括:“通过‘分源别流’(即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者注)，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11]冯天瑜等人编纂《中国学术流变》也倡导学术史研究，开篇即以题记的形式标出:“对学术史的把握，往往是通过对历代学术经典的重读得以实现的。”^[12]至刘梦溪，认识又有进一步深化，他在《〈红楼梦〉与中国百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12月号)、《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学人》第10辑)、《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系列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揭示出学术史研究“反思固有学术，寻求现代新解”，再造中国现代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推进精神文明的宏大意义。《西游记》论坛对这一至今方兴未艾的学术流向也有必然的反应，渐次发表了一些以学术史视角切入论题的文章，从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下庸俗社会学研究倾向的反思，到对鲁迅、胡适等现代《西游记》研究先驱者的重新评价，学术史意识开始凸现出来，对明清时期小说评点的“元批评”研究也开展起来，世本、李评本以及《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各家评本先后得到重视。近年来，《西游记》学术史研究已有了向宏观性整体性学科形态的平台挺进的趋向，构建一部《西游记》学术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和呼声。据笔者所知，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正在关注并着手撰写《西游记》学术史。笔者以此为课题，不过是适应了这一学术趋势，有感于《西游记》研究的现实发展，试图对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进行全面审视和通盘考察，特别是将明清时期、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三大主要的发展阶段纵向贯通，将作者论、成书(源流)论、版本论、思想与艺术论等相对独立的研究条块作横向融合，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中总结治学经验、把握演进脉络、揭示学术史的发展轨迹，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一方面可以串联起四百年学术史的发展线索，将丰富浩瀚的《西游记》研究成果蒐汇、熔铸于一体，另一方面也能改变《西游记》研究中某些领域片面发展、某些领域滞后或缺失的不平衡局面，从而向科学的学科形态回归，获得全新的突破和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惠赐，也是历史的要求，对于一个身逢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者，无非视其为学术使命，努力抓住其契机，顺应学界潮流，尽一份绵力而已。

在这样的“学术史时代”，一部完整的《西游记》学术史理应水到渠成，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