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0世纪最后二十余年，由收缩 到开放、由一元到多元的 学术转型期

空前浩劫的结束，使中国的决策者面临着如何摆脱过去重新选择中国人未来命运的严肃历史课题。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给疲惫不堪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的经济、文化呈现为突飞猛进的态势。历史要求学术研究跟上这个伟大的转变，小说戏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学术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研究是继明末清初、“五四”时期两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而且思维方式的变革、研究方法的更新、理论的世界性、多样性、丰富性等都超越了前两个高峰期，显示出了浓厚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纵向看，这个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为拨乱反正期。在这6年里，学术研究在理论观念、思维方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完成了由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个旧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尚未隐退，新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刚刚萌生的新旧交替时期，而习惯的思维定式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在弃旧求新的心理导向和新文化传入的双向作用下，逐渐削弱减势。具体说小说戏曲研究呈现以下四种态势：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批评虽日渐消退，但余力尚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文艺观成为小说戏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理论；乾嘉考据学派适应着学术界厌虚务实的普遍心理趋向而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在一定范围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相结合，构成了这个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的主潮；美学热、价值讨论热和比较文学的引入，给小说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高质量的尤少，却标志着小说戏曲研究的新趋向。研究的理论、方法规定着学术研究的面貌，这是被20世纪以来的小说戏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当人们对此有清醒而深切体认后，便会对新理论、新方法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1984年全国兴起的方法讨论热潮便是人们方法论意识自觉的表现。开放的国策使新方法的传入成为可能，于是美学、比较文学、心理学、原型批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模糊数学、阐释学、传播学、人类学等西方进步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欢迎，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默默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然而，崇尚实效的中国人懂得，只有国学根基深厚又善于吸收世界进步文化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新学术流派。中国的小说尤其是戏曲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小说戏曲研究也须建立具有世界进步文化理论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文化研究——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成流变史、成分构成、民族特性以及对小说戏曲文化的具体渗透——无疑是深层的、高品位的文化研究和学术建构，这种艰深的探索直到现在仍继续向广度、深度进行着。

从横向看，研究领域呈扇形展开，日趋活跃。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最为显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七大小说名著，《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五大名剧，元杂剧、关汉卿杂剧、明清传奇等几个学术热点的研究仍是小说戏曲研究的重镇。戏曲与小说不同，除文学剧本的研究外，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曲谱、地方戏等向来就是戏曲研究家们关注的重点，全国研究小说戏曲的大家、精华、新秀都集中在这几个重镇上，门派种类众多，百家竞胜，空前热闹，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下千篇，出版的学术专著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其他小说戏曲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领域不断地拓展、深化着。探讨小说戏曲生成、嬗变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宏观研究是这个时期仅次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又一重要文化景观。就方法而论也有着突出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利用叙事学的理论或叙事学与文化学、叙事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梳理小说戏曲的观念史、叙事方法的演变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徐岱的《小说叙事学》、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杨义的《中国小说史论》、赵毅恒的《苦恼的叙事者》、宁宗一等编著的《中国小说学通论》、谭帆、陆炜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余秋雨的《中国戏曲文化史述》、周宁的《比较戏剧学：中国戏剧话语模式研究》等著作显示出这个时期上述研究的新成果。特点之二，普遍自然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寻找中国戏曲在叙事抒情、表演形式上与西方话剧的差异，力求准确地辨析捕捉民族戏曲的根本内质。刘厚生《关于东方戏剧的几点认识》、马也《中国传统戏曲结构三题》、苏国荣《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悲剧观》、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等便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初步尝试。特点之三，形成了断代史、体裁史、题材史专题研究热。小说史研究的成就尤为显著，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徐君慧《中国小说史》、杨子坚《新编中国小说史》、刘上升《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等小说通史是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反思、补充乃至创新。体裁、题材史的大量涌现是小说史研究不断深化、成熟的表现，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齐裕焜、刘荫柏、王海林等人的三部《中国武侠小说史》以及林辰《神怪小说史话》等“小说史话”系列。断代小说史的研究出版与上述小说史几乎是同步的，主要著作有：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萧湘恺《宋元小说简史》、孙一珍《明清小说简史》、张俊等《清代小说简史》、欧阳健《晚清小说简史》。上述著作的问世表明小说史研究已进入全面展开、集中攻坚、成批收获阶段。戏曲史研究虽然没有小说那么热闹，但也呈现出日渐上攻趋势。已有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张庚等的《中国戏曲通史》、李庆番的《中国戏曲文学史》、许金榜的《中国戏曲文学史》、刘荫柏的《元代杂剧史》、李春祥的《元杂剧史稿》等多部戏曲史著作问世。特点之四，对小说戏曲的理论研究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古代小说批评研究在史料整理、理论探讨、批评史的梳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片断支语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一粟的《红楼梦卷》、马蹄疾的《水浒资料汇编》、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为一个时期资料整理之先导。朱一玄近二十年来整理出版的几大小说名著“研究资料汇编”系列，不但内容翔实，篇幅较大，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著体例，显示出独特的资料学思想。黄霖、韩同文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是小说理论资料整理颇受欢迎的书。十来部小说名著的专门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整理的小说资料汇编，形成了小说研究资料整理的多样与繁荣。戏曲研究资料整理的成就似不如建国前后，没有见到像《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那样大部头的有价值的史料整理著作，不过庄一佛编著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王国维、吴梅、郑振铎等人的《戏曲研究论文集》之类的成果整理，隗芾等的《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以及关汉卿等剧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也有填补资料空白的价值。同时，对王骥德、叶昼、李贽、金圣叹、李渔、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戏曲批评家的深入研究为小说、戏曲批评史的著述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一批小说批评理论史著作相继问世，如黄霖的《古小说论概观》、《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陆炜《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周宁《比较戏曲学》以及祝肇年的《古典戏曲编剧六论》等。这个时期，在对中国传统悲剧观、喜剧观、戏剧演出理论、表演理论、表演结构以及戏剧音乐理论方面的考察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突破。

新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基础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的两大困惑。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研究小说作者的家世、生平、年代、版本、人物原型等仍是新时期小说研究使用的基本、主要的方法。然而，史物史料是考据的生命，而史料、史物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人意所能强求。于是，考证者常面临“无米之炊”的困惑，并由此而生发出考证急躁症：伪材料或真伪不明的史料被考证者视为至宝；或仅据孤证、内证便草率定论；或仅据传闻便捕风捉影；或材料不够假想来凑，如《红楼梦》研究中关于曹雪芹画像、书籍、佚诗等的“发现”，结果考证文章满天飞，但真能解决问题的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凤毛麟角。斗争论和社会学批评在解决文学自身的深层问题上显得单调、浮浅、逗游其外而不入其内。西方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客观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些理论直接地拿来是不够的，往往会文不符题或削足适履，需要在借鉴、改造、吸收的基础上，重新创造适合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理论体系。新时期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界正在向此迈进，但距目标尚且遥远，于是便表现出了初期的种种弊端：对新理论的食而不化，或用新概念术语在研究对象身上贴标签，或用某种小说现象简单而随意地比附理论，或打理论革新之旗而做就事论事之实。这种求新不求深、务虚不求实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理论的转化与重建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新时期以来采用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典小说的文章、著作并不多，而经得起时间推敲的更少得可怜。因此，扎实地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创造是当前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需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