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50—70年代末，社会学研究模式 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畸形期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唯一指导思想。从前苏联移植来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历史批评相融合，成为当时小说戏曲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五四时期曾引入的其他西方理论学派，诸如叔本华的意志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等，在经受前苏联移植来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检验中，都被一一过滤、排斥掉了。考据的方法虽仍被人们经常使用，但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作为唯一的从旧时过来的幸存者，总免不了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再也不能与评论派平起平坐了。特别是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加讨伐之后，考证方法也成了“笔伐”的对象，虽在曹雪芹生卒年、《水浒传》的作者、关汉卿生平等问题的研究中曾热过一阵，但不久又被压下去了。尽管这种方法没有消失，数量已大大减少，或化入评论文章之中了。实际上考据学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历史学的方法，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包容在社会学的范畴中的，它常常为社会学批评提供历史的实证。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小说、戏曲批评模式是一种容纳考据派批评的重视作品政治思想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模式，这是唯一的一种研究模式。

这种模式突出体现为学术论文和著作的撰写结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作品主题思想、艺术成就等四段式。前两段内容是考证方法的用武之地，或者说考证的成果被运用到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的撰述中，最终又被纳入从社会到作家、从作家到作品，由外及内、由大到小的社会批评模式里。而这种批评的意旨所向，不过是作品的社会政治思想价值而已，艺术美学分析既浮浅又死板。这种模式对社会时代与作品政治思想价值分析所占比重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体现在文学史的撰写中，从50年代再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到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再到70年代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南开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演变轨迹。50年代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关汉卿论文集》、《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中的评论文章几乎是清一色的四段式结构，不论多么著名的专家包括郑振铎在内都没能摆脱这一“八股”式。

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中，社会学批评模式走过了一个由生成到僵化的历程。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之前，无论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评点式的批评模式；无论是诗话、曲话、序跋类的传统方法，还是引用某一理论套解文本的理论评论方法，都不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说理透辟、因果明晰、理论条贯严密。而正是这种条贯严密的思维和将作品置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大思维视野中加以总体把握的方法，与中华民族在构建天人合一文化结构中形成的整体思维模式达成了一种默契，使原来直感式、想象式的天人合一思维趋于理论化。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通过了解掌握这一研究方法，进而打开认知俄国文化和西方古典哲学的大门，思想领域和学术的视域被大大地拓展开来了。因此，应该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成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方法，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进步性的。

也正是因为上述的进步性，使得小说戏曲研究在建国最初十年呈现出勃勃生机。其基本特点是出现了名著研究热、专题研究热。这既是上一时期研究路向的拓宽，同时也奠定了以后研究的范围、格局和基调。而这种研究呈现出几个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特点。一是宏观性与整体性。即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过程连同作品本身思想艺术的宏观透视和整体把握，结束了零打碎敲、顾此失彼的丛杂琐碎的考述时代。二是理论性的加强。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分析方法被普遍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使得文学研究更具有了理论的说服力。三是有组织的集体讨论的研究方式。如关于《琵琶记》评价的讨论、关汉卿及其剧作的讨论、《长生殿》主题的讨论、《水浒》论争、《儒林外史》讨论、曹雪芹生卒年的讨论等等。这诸多的学术讨论无疑大大推进了小说戏曲研究的深入。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色彩，对外来文化向来有着极大的融蚀力、重铸力，从而使得阐释中的马克思主义日趋中国化、实用化。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对学术控制力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地位抬高而日渐强硬，又由于社会学理论本身偏重于政治思想价值的评判，一旦学术研究只是成为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的时候，这种批评方法便会偏离学术本身的轨道而降为社会政治和时代流行意识的违心图解，不但流于简单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其生命力枯竭僵死的命运也在所难逃。尽管在五六十年代还不时地有人发出防止文学研究中的庸俗化倾向的呐喊，以求引起世人的警觉，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这样的学术悲剧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6年至1976年为小说戏曲研究的停滞、畸形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化、庸俗化不仅葬送了研究方法本身，也葬送了学术研究。建国初小说戏曲研究的对象范围呈横向展开之势，到这个时期，为迎合政治斗争需要而呈向内急剧收缩之态势。前6年，研究古代文化的机构瘫痪，大批报刊停办，大陆杂志由1965年的790种骤减至20种（包括政治杂志在内）。古代戏曲被视为宣扬牛鬼蛇神、帝王将相的封建主义垃圾，随同“四旧”一起被扫掉了。舞台上“样板戏”一花独放，所谓戏曲研究不过是为之抬轿子吹号子而已。小说研究方面，全国（除港台地区外）无一部研究古代小说的专著出版，无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学术的脉搏停止了跳动，广阔的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变成了无人敢涉足的莽莽荒野。后4年，戏曲研究未见有什么新起色。至于小说研究大多不过是适应“评红”、“评《水浒》”的政治运动而制作的运动文章。理论方法为清一色的“阶级斗争论”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主观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乾嘉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赋予资产阶级的性质横扫掉了，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具体表现为：或者是远离文学主体，不对文章做艺术、美学分析，只从现实的政治实用出发，应需立论，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方法；或者是采用从材料中寻找“微言大义”比附影射现实的新“索隐”“影射”法；或者是从作品中找实例，附和印证现成结论的对号入座的比附填充法；或者是依据现成的理论设计题目、罗列实例、注释理论的“书不破注，著不破疏”的理论注释法；或者是习惯于用今人的价值观念苛求或美化古人的反历史主义方法，以及只重政治思想评判而忽略艺术美学分析的研究倾向。这种主观化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是文革前此种模式的恶性发展，它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给“文革”后的小说戏曲研究以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