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30—40年代，由多元趋于一元的学术定型期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的加剧，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趋向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需求，日渐容纳消蚀了其他哲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霸主。鲁迅、茅盾等人是这一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小说戏曲的学术代表。马克思主义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理论、方法的结构组合发生了新的变异。一方面，容纳乾嘉传统的进化论研究模式借助进化论的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接轨，开始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具有求实精神的新的批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高深、精严，不下一番工夫便难以掌握，这使得前一阶段的部分研究者出现落伍、掉队现象，他们继续使用着习惯了的考据方法。于是，学术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考据派（如胡适、余嘉锡、吴梅、孙楷第、冯沅君、严敦易、周汝昌等）、评论派（如陈独秀、齐如山、鲁迅、茅盾等），再加上上面所指出的融考据于评论之中的亦考亦论、论中有考的考据评论派（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朱东润等）三种批评模式。三种研究方法同存共容，既是前一阶段热潮猛浪过后的余波荡漾，又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的大体走势是在上一阶段开辟的领域内继续开掘拓展、补充丰富。研究者虽没有前一阶段那种大破大立的气魄，但对问题的探讨更趋精细，出现了诸如印度文化与中国小说戏曲，论行院、影戏、魁儡、南曲以及《水浒》、《三国》、《西游》的故事演变，曹雪芹家世、唐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等一个个学术专题系列，学者们在这些领域的辟荒耕耘，奠定了和平环境下学术发展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一个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的主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