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前后，文化革新与学科创建期

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一方面国外强大的文化势力借用政治军事力量不断地冲撞、侵入国门，迫使立志图强的国内有志之士，有意地借鉴西方进步文化，去改革乃至推翻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重建崭新的中华民族文化。于是，西方哲学特别是文艺理论纷纷涌入，彻底改变了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小说视为改良政治和国民精神的最有力的工具，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呐喊。其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建设派，以“人的文学”反对封建的“载道”文学，掀起了文学革新运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独秀的《论戏曲》、郑振铎研究小说戏曲的系列长论、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齐如山的《说戏》等煌煌论著，便是这一阶段小说戏曲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20世纪小说戏曲新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上述奠基性著作所发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使人们深切地感受着，这种影响的力量不单是来自那些著作中的现成结论，而且也是来自导出结论的那些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新的理论方法包含着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考据学派，一种是进化观念。两者是既承继着中国传统的两脉来源又吸纳了国外新理论而加以改造的结果。前一种方法的传统根基是比较重视考据、校勘、辨析、注释的乾嘉朴学。胡适借用美国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对乾嘉朴学的方法加以改造，提倡“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创造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考据的新方法。并将其首次成功地运用于小说的研究之中，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以后又佐以地下考古材料并参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发展成为“三重证据法”）。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虽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有着很大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相通之处。可以这么说，人们在利用中国传统的子继父业、子承父志的传承观念和有首有尾有源有流的自然观从事文学研究时，自觉地同达尔文等人的生物有共同祖先，经过变异、遗传、自然选择最终完成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进化论相结合，用进化论改造传统的历史观，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条理化，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更强的理论色彩，使之成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需求的新历史观和方法论。以上两种方法虽然在形式上有时是分开着的，但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总离不开进化观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辐射。进化论与历史考证的方法在“历史”的共域内统一于进化论，进化论的理论容纳了历史考据学方法。我们只要读一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会对这种容纳有乾嘉传统的进化论学术研究模式有更具体、深切的体认。总之，这是20世纪小说戏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设期、成熟期和辉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