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的小说研究历程

20世纪是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成为文人兴奋点的时代，一个“经世致用”思潮风涌了大半个世纪的时代。纵向观之，这个世纪“经世致用”思潮对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二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阶段；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新时期经济建设阶段。

一、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阶段

20世纪最初二十年，西方文化风刮得很猛，国人接纳西学，意在救国，着眼于维新或革命，倡导“西学为用”。尽管西方的小说观念、理论给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多用于政治，因需而取。小说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视小说为“载道”工具，借小说评论鼓动、宣传改良和革命。二是从政治的立场出发，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为革命目的研究评论小说。小说和小说研究的丰厚文化意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便被引向了政治的主渠道，影响了其全面健康的发展。梁启超是将小说研究导向政治主渠道的率先作俑者。这位20世纪中国第一位“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响响亮亮地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口号。他不同于主张“通经致用”的旧学者，而主张以小说治世，认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5]，并借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大肆宣传，鼓舞并团结了一大批舆论中坚力量，形成了浩大的小说界革命运动，使小说评论刚刚进入20世纪，便呈现出红红火火的态势，大有“小说救国”的气象。梁启超的努力对于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提高小说研究在学术界地位所起的作用，几无有与之比肩者。然而，其弊端也同样突出。言小说之作用，往往偏激、夸大，偏重其外向功能，而忽略其内在本质，梁启超的小说观仍未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思维模式。维新派小说理论家对具体小说的评论也往往局限于“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的政治视域。侠人评《红楼梦》道：“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定一评《水浒传》曰：“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至于“四大谴责小说”，也明显受了梁启超“小说革命”理论的影响，意在揭露丑恶，“一心要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在鼓吹革命时，同样将小说作为“提倡国民之思想，发达人心爱恶功力甚钜”的利器^[6]。尽管革命派运用西方理论探讨小说比维新派在理论上又深入一层（如探讨小说的艺术奥秘，主张小说“务合于社会心理”等），然而在推翻异族统治的问题上，革命派的态度更坚决，更具有革命性，因此他们的小说理论也就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革新政治”、“图存救亡”的政治愿望。他们特别喜爱直接描写反清斗争的历史小说，创作了一批如《狮子吼》、《革命军》之类的革命小说。其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国之志”，以便“将来建立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和的政府……成世界第一的强国”^[7]。这一派小说评点家们，借评点小说极力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王钟麒评《水浒传》：“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8]燕南尚生称《水浒传》为“祖国第一政治小说”；施耐庵则是以“民权之思想”、“尚侠之思想”、“女权之思想”写《水浒》的。他们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有色眼镜观察小说，于是一切小说皆为鼓吹政治的革命小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小说研究，虽有一定成绩（如许念慈的小说理论），但总的说来，他们是为政治而研究小说，为革命而研究小说，同样犯了将文学研究与政治斗争混为一谈的色盲症。

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

三四十年代，“经世致用”思潮对小说研究的影响和渗透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评论小说；二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小说评论的主要思维方式；三是40年代后，小说研究与党的实际政策的结合。三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社会学批评方法也随之确立起来，小说研究更注重从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入手，在一个时代文化大背景下观照一部作品，有效地防止了评论中常犯的随意穿凿毛病，小说研究的科学性也因之增强。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引入小说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境界，一方面也加重了该学科的社会学内容和政治色彩。因为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要弄清一部作品，研究一部小说，首先要打艰苦的“外围”战。“第一我们应当先明白中国的社会，其生产力是怎样，其经济的关系是怎样。次之，在其上所建立的政治道德、法律诸形态是怎样；其上所表现的如哲学、思想、观念等各种意识形态又是怎样。倘若这些没有明白认识，那么所谓国故的整理、文艺的研究至多能做到分类排比次序的功夫。”^[9]细细想来，须弄清的这一大堆问题，有多少与小说自身的特点直接相关？而不同的被研究对象一旦处于同一个时代，那些要弄清的社会背景大同小异，于是背景的研究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反倒因占去大量篇幅而相对减弱了对文本自身特别是艺术美学问题的探讨，这种思维结构必然导致重视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忽略作品艺术的倾向。三四十年代是战争的年代，也是阶级斗争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战争中敌我分明，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的对立思维方式，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谋而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学术界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主要方法，成为小说评论和研究的固定模式。“没有斗争就没有戏剧”，“小说也离不开矛盾，离不开斗争”^[10]，于是小说的分析成了阶级分析，情节的展开也不过是一连串矛盾斗争的开端、发展、高潮、结束等。由于阶级概念、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纯属政治学的范畴，将其引入小说研究领域，在小说艺术形象上打上阶级符号，自然会加重学术研究的政治色彩。陈独秀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水浒传》，认为一部《水浒》的意义集中体现在“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诗里。谢无量称《水浒传》一书的价值在于“赞成平民阶级和中等阶级联合起来办革命的事业”^[11]。潘力山批评说：“陈独秀和谢无量想把《水浒》挪来‘社会主义化’、‘平民革命化’”^[12]。潘力山的话并非虚言，谢无量在《明清小说论》一文中，以是否革命为标准，将古代小说分为“硬心肠”、“软心肠”两大类。元亡之后的小说除罗贯中的作品外，都被划到“软心肠”的圈子里而一一加以否定，如《金瓶梅》“煞是卑俗”，《红楼梦》“狐猸气”，《儒林外史》“头巾气”等等。这种将敌我划分方法拿到小说评论中来的做法，实在幼稚得可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导致排斥异己，走向一元化。既然先进政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党制定的政策也就必然指出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历史的规律和时代的本质，所以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要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党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过程中。周扬曾经明确地指出：“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13]于是“人民性”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尺度，凡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都是优秀的作品。显然这种评判不是来自文学性本身，而是迎合了与实际政策结合的政治需要。

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小说研究的政治化虽时有纠正，但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以致闹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空前浩劫。这二十多年的学术政治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社会学批评的“家天下”导致小说评论的政治化。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的地位虽日益提高，但仍是“百花”中的一“花”，还有众星捧着。进入50年代，除了从前苏联传来的文艺理论外，其余的“众星”统统被“罢黜”了。斗争论处于“独尊”地位，阶级斗争成为“纲”。“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于是政治成为“统帅”、“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古代文学研究有了一个统一的方法和标准：“我认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应该如毛主席所说，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必须有阶级观点”，“应该尊重历代人民群众的创作”，否则“就必然会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宣传者。”^[14]于是小说研究的历史同文学史一样成为阶级斗争贯穿的历史。小说名著也成了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说《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倒也罢了，孙猴子也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红楼梦》里的路线斗争竟划到了姊妹之间，父子之间，丫头之间。无往而不阶级斗争，无事而不归于政治。二是政治的强大控御力，使小说评论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化为政治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主体（如50年代的“批胡”、“批俞”运动，文革中的“评《水浒》”、“评红”热等）。小说研究成了迎合政治斗争需要而随意捏弄出来的假古董。今天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明天又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这种政治强暴学术的文化畸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小说评论在实现了“经世致用”的同时，自身的学术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

四、新时期经济建设阶段

十年浩劫实质上是中国机体潜伏着的封建病症的总爆发，它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20世纪最后二十年，小说研究同文学研究一起进入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迎合了中国人摆脱牢笼，获得独立、自由、尊严的解放心态。一切都在回归，向着“五四”精神回归。向着人的本体，人的自我世界回归。学术也从政治的牢笼里逃了出来，寻找自身原有的位置，整个文学研究界，经世致用思潮被迅猛而起的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学术思潮取而代之。于是考证热、美学热、主体热、方法论热、文化热、文献热的学术热浪相继涌起，并在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活而充分的体现。然而，封建的腐朽势力还顽固、普遍地寄存在正在变革着的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在小说研究中，与“经世致用”相关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依旧时常冒出来。如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构想；以经济眼光观察古代小说，从《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古代作品中寻找经济管理事例的做法；以及为了迁就获取经济效益的出版要求而导致小说研究的市场化等等。一句话，小说研究由过去的“政治化”又转向了“经济化”。似乎唯有如此学术研究才有用，否则就是与世隔绝的“孤芳自赏”，就是毫无意义的智力消耗、生命消耗。“经世致用”的阴魂在学术界尚未完全消散，尚未被每一个研究者清扫出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