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审视

“经世致用”是古人治经学、史学的原则和宗旨，意在强调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治国。“经世”，意为治理国家，使天下之事如织布先经后纬一般有序。《说文解字》：“经，织从（纵）丝也。”段玉裁注：“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论》：“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一文中说：“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这里“治国”与“经世”并举，足见“经世”即“治国”。“致用”一词，意为尽其所用。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将“经世”与“致用”两词合在一起，其意为：尽其所学用于治理天下。“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基本原则，早已有之。先秦诸子学说就是应需而生，因用而存的。儒学本身就是治世之学，从个人“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兴盛于汉代的今文经学用意在经世致用，借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汉代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寻找理论根据。南宋时期，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胡安国以及陈亮、叶适等尤重视事功与致用。胡安国之子胡宏说：“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1]明末清初，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提倡，“经世致用”成为一种社会学术思潮。黄宗羲主张：“受业者必先空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2]顾炎武进一步提出“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治学宗旨，强调：“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3]雍、乾、嘉三朝，生活在封建专制刀光血影里的文人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从积极用世转而避世于古书堆中，经世致用之学遂演变为“一心只为稻粱谋”的考据学。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统治危机已经显露，为了克服危机，寻找出路，人们比较多地注意了经世致用之学”^[4]。进入20世纪以来，救亡图强的呼声和努力几乎没有停止过，启蒙改良运动，革命热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接连不断，从19、20世纪之交，到80年代末，“经世致用”思潮呈日趋汹涌猛烈的态势。把经学、史学与“经世”治国拧在一起，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一来，因为经学、史学、子学本身就是关于如何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学问，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经世治国正是它们的目的与价值所在。如果研究经史子学丢掉了直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治的起码宗旨，就易流于空疏，成为无用的迂腐之学；当“经世致用”之学作为这两大弊端的对立面提出来时，其拨乱反正，促进学术建设之意义已超越了治学本身。二来，“经世致用”思潮往往是当国家、朝政处于危难之时文人们的救世呼声，是时代精神、自强精神、爱国热情在中国学术领域的高扬。因此在政治学科和其他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中，“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和治学精神理所当然地应长久坚持下去、发扬开来。然而经学、史学不是文学，经史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前者以儒家经典、史书为研究对象，后者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前者研究的目的在于直接为政治提供历史借鉴或理论指导，而后者则是通过影响人的文化精神世界而作用于社会的。它意在复现一个美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天地，使读者在那里找到自己所期望的或未充分感知的生活，因此“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不适用于文学研究是显而易见的。若以此指导文学研究，就必然导致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导致扭曲学术，削弱学术，乃至取消学术的独立性，使文学研究沦为迎合政治斗争需要的“载道”工具。20世纪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历史已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