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确定性意义、非确定性 意义及其关系

对文学作品文本确定意义与非确定意义产生之源的上述分析，使我们意识到文本意义产生的更深层结构，即它不过是文本语言形式所规定、暗示的意义与对此暗示有影响的创作意图与受此暗示所启迪的读者感受或少或多或离或合的复杂的精神交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具稳定性和启示性的是文本的语言规则所规定、暗示的意义群，特别是其中的基始意义。最具外突力和非稳定性的是读者受阅读经验与目的性导向而生发的想象图景与意味。在这两者之间，语言的含浑性、多义性为外突力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正因如此，正是因为语言的含浑性与多义性（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共同的东西，如语义共鸣、人类情感、本质的共性等等）在文本的确定意义与非确定意义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与通路，从而使我们对其关系的探讨成为可能。

首先需说明，文本所言的确定性，并非指文本的意义只有一种解释，而是指其具有逻辑关系的多种意义，这多种意义可以分别在逻辑的关系链上确定下来。不确定意义，并非指文本意义任人割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指一部作品存在着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多重意义，这相互矛盾的意义，就每一个而言，都是合乎情理的，有道理的，难以辩解的，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何者是何者非。

也许有人会说，依照你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总是多种的，而不可能是单一的。一般说来，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可能是单一的。这是由于语言表意的含浑性、多义性的特性决定的。譬如比尔兹利在《美学》第25页，举了如下的例子：

一个人说：“我喜欢我的秘书胜过我夫人”（I like my secretary better than my wife），我们会惊奇地扬起眉毛，问他：“你是说你喜欢你的秘书胜过喜欢你的夫人吗？”他回答说：“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比我的夫人更喜欢她。”

事实上比尔兹利尚未把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全说出来，它的第三种含意是：“我喜欢我的秘书（在这次比赛中）胜过我的夫人。”这句话中上述三种意义都存在。这三种意义间没有逻辑联系，所以我们很难理出它们的逻辑顺序来，因此，也就很难说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两个是错误的。尽管他自己对此做了解释，但“我是说我比我的夫人更喜欢她”，已不是他要解释的原先那个句子了（字数与语法结构都已变了，已成为另一新句子）。

由此看来，句子的意思要大于欲表达的意思，就像字词之义大于被使用于某一语境的意义一样。同样篇章的意义也必大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譬如一部《红楼梦》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表现了宝黛的爱情悲剧，有人说是表现了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有人说它表现的是整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也有人说它表现的是整个青年的人生悲剧，还有人认为它表现的不只是青年，而是整个人类的人生悲剧……其意义至今还没说完，也不可能说尽。

但是，有两点是需要强调的。文本意义的多样性有两类性质：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与它们之间无逻辑关系。有逻辑关系，其意义便是同一的。诚如却尔所言：“如果一部作品有几种正确的解释，那它们就必须在逻辑上一致，所以，它们将是对作品局部的解释，或是对作品不同方面的解释。这些各种各样的（正确的）局部解释——因为在逻辑上必须一致——所以就可以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解释。”^[20]却尔极强调局部与整体，其实不一定仅限于此一种关系中。如上举《红楼梦》的五种意义就不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五种意义其逻辑关系是由小到大，由具体到抽象，前一意义依次被包融于后一意义之中。故而可以归结为一个更大的意义：《红楼梦》表现的是整个人类的人生悲剧。

无逻辑关系者如对《金瓶梅》中关于描写男女性行为的文字的评价。有人说是“诲淫导欲”；也有人说是“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意在“止淫”“劝戒”；有人认为无论从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看还是就它选择的表现方式论，都基本背离了艺术乃至生活的真善美，并在有意无意中产生了污染视听、引人堕落的恶劣作用；有人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与《十日谈》中的同类文字一样，显示了人性的觉醒与解放，这在“天理”压倒“人欲”的明代中后期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有人肯定作者通过两性行为的描写，意在达到劝惩的目的，但客观的具体描写与主观的意图并非完全一致，难免宣淫之责；有人认为《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文字大都与深化主题、塑造人物和递进情节相关，写性是为了批奸，写性是为了示丑。……从这种意义上讲，《金瓶梅》描写男女之间性行为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划时代贡献。以上六种评价可归为两种意见：肯定，否定。这两种意见对立、矛盾的关系不具备统一的逻辑性，因而说明文本的意义（接受者理解的意义）不具备确定性。

但是上述两类对立意见在非逻辑关系中又隐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文本非确定性意义中又有其确定性的因素。这种确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金瓶梅》中客观存在着的描写男女做爱的文字。而说它的意义是“宣淫”与说它的意义是“止淫”，都是对做爱文字依照不同逻辑关系的推衍。一个是直线的逻辑关系推衍，由“果”及“因”，由写男女性行为的文字会教人如何淫乱，直接推衍出作者的用意必为宣淫；一个是在作了直线的推衍后又再次做了反向的折线推衍，即“宣淫”的目的是“以淫说法”，使人晓得淫乱过度的悲惨下场以便警醒，其最终的用意是与“宣淫”相反的“止淫”。显然后者所见更深入了一层，深入到了基始意义所引发的再生意义。如是，我们从“宣淫”与“止淫”两者间的非逻辑关系中看到其更深层的逻辑关系，由其表层不确定性的多项意义中看到了其更深一层关系的确定性。

由此看来，任何文学作品文本的意义都是多样的，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解释。但在这多种意义中，各种意义都与基始意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基始意义可以引发出有逻辑关系的意义列，也可以引发出无逻辑关系的相互矛盾的意义群，正因为它们与基始意义的种种联系，使得它们或明或暗或在某一意义层（段）内存在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它们的相互对立与矛盾，又构成非逻辑关系的多元意义。不管哪种意义都是对基始意义的文学性的升华。而这种升华后的文学价值，则是由语言的形式结构决定着的。即文本的逻辑意义与非逻辑意义犹如两根绳子被不同的语言结构形式编织成（不同形态的）相互联络着的意义网络，分析家就是要通过语言及其形式结构将这个意义网络清晰地一一描述出来。卡勒说：我们的解释“不是对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服务于控制作品结构核心的某种意义的解释，而是积极参与、考察文本可能提供的各种含义的一种努力。”^[21]各种含义——只要是为文本的整体语境所允许的——都是我们应努力发掘的对象。但是仅仅发掘出它们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梳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基始意义与衍生意义及其之间的关系予以说明，这必将有助于增进文学作品文本意义阐释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注释】

[1]《结构主义诗学》第248页。转引自〔美〕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2]关于发生复义的原因与类型，可参见英国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复义七型》，伦敦1930年。

[3]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拟古乐府一百八十五首”，明万历刊本影印本。

[4]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复义七型》、《复杂词的结构》以及威廉·K·维姆萨特（Wlliam K Wimsatt）《象征与隐喻》。

[5]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的结构分析》，引自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6]《寻回〈被窃的信〉：作为个人交往活动的阅读》，《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7]《解释的有效性》第8页，转引自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8]〔美〕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9]《文心雕龙·知音》，见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87页。

[10]此段相关内容，见章培恒师《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注释②。

[1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董思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2]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见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页。

[13]袁中道《珂雪斋集·游居柿录》卷之九第七十二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1316页。

[1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评论·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5]廿公《金瓶梅跋》，见《金瓶梅词话》卷首，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0页。

[16]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见《金瓶梅词话》卷首，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9页。

[17]博斯韦尔《约翰逊的生活》，1778年4月9日，第917—918页。

[18]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1日。转引自《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19]见许建平《金学考论》第三章“金瓶梅作者考”，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0]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注③。

[21]卡勒《结构主义诗学》，转引自P·D·却尔《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