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本意义产生之源：复现性意义的语源、衍生意义的语式、经验图式的想象扩张

上述在对语言三重属性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发现，它可以回答文本的意义自何而来的问题。它来自于作品文本（产生复现意义的语源、产生再生意义的语法句式与形式结构）和读者的经验感知。复现性（指称性）语词是文本意义生成之源。一方面，语词自身的复义性与超越性是由其指称的对象延伸出来的。如大家都熟悉的李商隐《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东风无力百花残”七个字的指称义为：风弱花残。再生义——比喻风弱花残的年龄与表达风弱花残的哀伤情绪——无不是从“风弱花残”的指称义生发出来的。另一方面，有的语词本身仅有指称义而无再生义，只有当指称性语词组合成意象（细节）或语境（场景、故事）后，方有再生之义。譬如下面两首诗：

王之涣《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孟浩然《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两首诗，语言简洁，就语词而言，多仅为指称性语词，几无再生意义的词（唯第一首中的“白日”算是例外），然正是这些仅具指称义的词，构成了特有的完美意境（或在辽远弘大的景致中，蕴含着催人向上的人生哲理；或在春眠初醒对小园春色的特殊感受中，表达一种闲适、恬静的心境），千余年来令多少人为之倾倒。换言之，两诗意义的深切与悠远正是在那简洁的指称语词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指称性（复现性）词语是衍生义的载体，是文本意义孳生的沃土。

文本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组成文本的结构形式，即文本的某些意义是语词本身所没有的，通过其不同种类的排列、组合方式而生发出来的。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言：“一个神话的真正组成单位不是分散孤立的关系，而是多组这样的关系，而且只有组成成组的关系，这些关系才能加以应用并结合起来产生某种意义。”^[5]结构形式在两个方面孳生新意义。一方面当构成一组组对应形式时，有新意义逸出。如《金瓶梅》第九回，叙述了两件事：一是陈经济与潘金莲扑蝴蝶调情，此是这位女婿勾引丈母的开始，最终弄一得双，连丫环庞春梅也成了他掌中之物。二是张胜激打蒋竹山，替西门庆出气，作为报答，西门庆为他弄了个守备府亲随的美差，这是张胜在书中第一次露面。乍看起来两件事毫无瓜葛，但联系第九十九回陈经济与庞春梅在守备府偷奸被张胜所杀的情节，方晓得张胜是结果陈经济性命的人。陈经济一与潘金莲调情，张胜便出场，且先到了守备府。乱伦一出现，就暗示后果。作者对乱伦的态度与劝惩的思想正是借这两事对举的结构形式表现的。另一方面，结构整体具有意义趋向力，可为语词的多重意义提供意向指示，使意义分析趋于明朗化。还以那首《天净沙·秋思》为例：“枯藤老树昏鸦”中的“鸦”，其指称义为“乌鸦”，那么这只“乌鸦”与“老树”的位置关系存在着三种可能性的情况：在老树上空盘绕；落在老树枝头；攀立于枝头老巢旁。乌鸦究竟处在什么位置，这对理解全曲意义至为重要。那么选择哪一种位置呢？这需要文本内部的证据。证据有三。一是前一字“昏”，是指“黄昏”（已于上文分析），而鸟雀有黄昏回巢的习性，故应站在树枝上的乌鸦老巢旁。二是由下一句所写想象中的家乡美景而知之。曲中主人公因何目睹“枯藤老树昏鸦”之景象顿生思念家乡之情呢？枯藤老树的物像一般不会令人思念家乡的。黄昏乌鸦回巢，则极易触动人与物的类比和想象：乌鸦黄昏时分尚且晓得飞回巢中，此时此刻，我却有家不能归，孤身无处宿，人何以不如鸟乎？遂有下面“小桥流水人家”的忆想。即引发他思念家乡的是黄昏乌鸦回巢的情景。故知那乌鸦必落在巢穴旁。三是全曲意象组合特点，即全曲每一句话中的最后一个语词都是作者特意点睛之笔。而且这四个语词：“昏鸦”、“人家”、“瘦马”、“天涯”总是两两对举，一虚一实。前一像虚，后一像实。“昏鸦”旁不写巢，以“人家”暗示之；“瘦马”上不写人，以“断肠人”补之。或者说我们从“人家”可以推出黄昏的乌鸦是回到家里的，犹如我们由“断肠人”推断他就是骑在瘦马上的人一样。结构的整体使我们对乌鸦所处的位置做出了唯一的选择。无论意义的逸出还是意义的趋向性，都是超出语言指称义之外的，比指称义丰富得多的文本意义。

文本意义最富于超越性的是读者的感受。之所以最富于超越性，是由于读者阅读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作品所描述事实与所表达情感的一种自我体验、想象与创造的过程。由于这种体验、想象与创造的依据来自于阅读的文本与读者自身两个方面，因此它既和文本规定显示的范围有重合部分，又有越出其范围的可能；既可以发现、填补文本缺失的意义，又可从文本中生发出原本没有的东西。一句话，它的超越性来源于文本之外的读者的个性与经验。诚如诺曼·霍兰德所言：“依我之见，不管阅读什么，不仅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我们要把这种文本之外、文学之外的经验事实与那假设为固定的文本联系起来……接受这些文本之外的因素，并努力理解文本与个人联想之间的结合。”^[6]又由于读者条件的千差万别，从而文本意义在经过读者创造后便愈加丰富多彩。

然而，当我们对读者感受生发的意义细加分析，发现读者感受的意义同样具有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两种因素。确定性源于阅读遵守文本语言规则，并在其规示的范围内运动心思，也即人们常说的读者对文本范式的规范反映。非确定性则是读者将文本与文本之外的东西加以个人联想的结果。赫希为了区分这两者，赋之予相应的概念：“意义”与“意味”。“意义是一个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它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符号顺序中，通过他所使用的符号表达的意思。意味则是指意义与人之间的联系，或一种印象、一种情境，即任何想象中的东西。”^[7]于是，在他那里，读者的接受更多地归于“意味”，而非文本的“意义”。当然，意义与意味在读者的感受中并非截然分开，事实上，这不过是阅读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一般来说，先读而后感，先接受文本信息而后方引发读者的经验图示，激起联想。但我们在分析过程中为叙述条理清楚起见，理应将两者分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果从文本语言形式规则提示的范围内理解，那么这类读者的感受意义与文本的确定意义往往相差无几，而且这种确定性的意义在不同时代的读者理解中会重复地出现，以致形成所谓的“经典意义”。不过，文本的语言形式规则所隐含的意义，既有读者一读即生通感的，也有因生疑而需考释品味一番的。因为本来“语言规则”就是语言的习惯用法以及由这习惯用法所规定的语境及其意义。语言的习惯用法和意义也包括某言语产生时的历史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言，后一点尤需注意。“它要求对某一特定作品的解释应该建立在该作品的题材所涉及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之上。比如一首诗中提到了某个神话，那么，批评家就应该熟悉与这一神话有关的文献资料，熟悉这首诗创作期间流行的有关这个神话的见解（或种种见解），以便正确地解释它。”^[8]譬如《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如果仅以现代语义解：浮云遮日。那么，游子不归来，就只是因为云遮日这一天气现象吗？显然不可能，前后两句之间缺少意义上的沟通与逻辑关系。事实上，“浮云遮白日”有其产生之时的特定意义。李善《文选注》将其明白地揭示了出来：

浮云遮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返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陆贾《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古杨柳行》曰：“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义与此同也。

不了解此句当时的意义，就是不了解那时的语言习惯、规则，也就不可能解出这两句诗的意义来。反过来，了解了那时的语言习惯、规则，也就把握住了这两句诗的基本含义。

然而，相同的语言形式为何会引起读者不同的感受呢？那是因为被读者的个人条件（性情好恶、审美视角、价值判断）所制约的。读者从个人好恶出发，作品的意义便蒙上情绪的色彩。刘勰对此感受颇深：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9]。

刘勰虽然主张批评者应“博观”、“圆该”，对上述“知多偏好”持反对态度。然而，阅读或批评本是一种个性行为，不必强求千篇一律。不过，这“各执一隅”的见解，从不同侧面，发见了文本意义的内涵，使文本丰富的意义在不同作者的想象创造中展示出来。譬如李商隐《无题》中的“相见时难别亦难”，热恋中的男女，以之表达相爱之情固然可；感情真挚的姐妹、兄弟或朋友，以之表达分别时或分别后的思念之情也非不可；若有人从政治角度观之，将之释为以男女之情表达臣子对一时处于困境中的君主的思念之情，也无不可。因为此诗以巧妙的比喻，动人地表达了人类最牵肠挂肚的相思情绪，所以有这种情绪的人，读之自可产生与己相关的共鸣。

读者的评价是文本阐释最具超越性的地方。评价不完全等同于感受，前者属人生体验，后者是价值（包括审美价值）判断。人生体验受人类共同本性（人性）的制约，故而有许多共性与稳定性的东西。价值判断则要个性化不规则化得多，评论的不可把握性多与此特点有关。譬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首句写昭君故乡，“群山万壑”如众星捧月般簇拥而至，写得壮丽雄伟，气势非凡。明人胡震亨《杜诗通》说，那似乎是个“生长英雄”之地。他认为王昭君不是什么英雄，杜甫这样为她壮色，与昭君不符——“未为合作”，显然持否定态度。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则对此句称赞有加：“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章培恒先生认为：“两人对此句的评价虽大相径庭，但都体味到了此句所蕴含的高度崇赞之意。”即他们对这两句诗的感受是相同的，都赞赏不已，然而对昭君的看法和杜甫如此写的评价，却大相径庭了^[10]。又如《金瓶梅》手抄本初露世，当时能得见者多以为是罕世奇书。或云：“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1]或云：“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12]然而谈及对此书社会影响的评价，则毁誉天壤。袁中道不无感叹地说：“《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13]沈德符惧怕刻此书的后果：“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14]写《金瓶梅跋》的廿公却说：“然曲尽人间丑态……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也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15]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也持此观点：“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16]

价值判断一般说来可以是善与恶、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相对立的两极及其两极的中合，似乎并不复杂。然而读者的价值判断取决于读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与评价视角的差异性，因而就一部作品而言仍然是多样、复杂的，仍然有在很大程度上发自文本又超越文本之外的读者个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