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文献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意义

为什么要搞小说经济文献？那是因为文学特别是小说与经济生活的天然联系。

经济与文学的关系颇为广泛而密切，经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就更是触目可见、伸手可触的。道理很简单，一方面文学是要表达人的情感的，而情感又来自于人对自身需要的追求，来自于这种追求在现实世界的实现程度，而人自身的需求几乎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生活相关。譬如读书人要追求功名富贵，而功名虽说属于政治范畴，但做官就要有俸禄，就要有不同等级的待遇，所以政治范畴始终与经济范畴分掰不开；农民要种田，种田为求收获，本身就是经济生活；工人要做工，首先要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商人经商的直接目的是为赚钱；参军是为打仗，而打仗并非不计待遇，而是很想获得更好待遇。所以人的情感就是获得愿望满足的心理状态。说得明白些，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更多是通过经济生活、通过人的心理需求和愿望而得以体现的。而文人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于是生活与功名富贵便成为与文学关系更直接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学创作需要有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来自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不必考虑生存、温饱问题，即需要一定的创作条件。而创作需要纸、笔、墨、砚，需要吃住等物质经济条件。至于说到文学的传播，没有钱，谁为你出资买纸，谁为你雕版、印刷、装帧成书，谁为你发行，谁为你出售……出版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行为、经济行为。

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生活相关，而间接的经济因素则是文学生活生成的更深层结构。文体的生成都与富贵相关，就中国文学史的现象而言，某一文学形式所以兴所以衰，一方面是文学自身的原因，一方面又与文人的兴趣相关。而文人的兴趣，说到底总不离“功名富贵”四字。能获得功名富贵往往是文人的兴奋点所在。文人对富贵钱财的向往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的生成、更迭与繁荣。春秋战国，有志才士为了取得富贵，悬梁苦读，著书立说，纷纷游说诸侯君主，促成了诸子散文的百家争鸣和艺术成熟；汉武帝喜赋，能者擢官，文人趋之若鹜。“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1]，汉赋因之而大兴；汉末建安之时，“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才士因之而贵，“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2]，文人云集响应，五言盛极一时；到了南朝的梁代，皇帝萧氏父子酷爱美诗，能诗者成为做官的捷径，于是诗人聚集于皇权周围，宫体诗大兴。唐代则将写诗纳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制度形式确定写诗成为获得功名的必备条件，这无疑成为唐诗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明清时代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文章定式，举子们逞才于八股，促成八股文创作的高峰时代。而宋词的兴盛是词在城市歌楼酒榭的消费中找到了广阔市场，从而也打开了文人消闲遣情的大门。元代杂剧热闹于大都市，明清小说在发达的商业都市泛滥，又是文学借助于市场财力而逐渐商业化的产物。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物质中内含的精神集中表现为经济伦理（财色伦理）。而经济伦理（财色伦理）的有意表述直接规定着小说的叙事结构类型，在艺术上表现为经济修辞、财色修辞。譬如《金瓶梅》的叙事结构，就是酒色财气，叙述酒色财气给人带来的是是非非，导致一个破落户最终落了个悲惨下场；《儒林外史》的功名富贵成为一篇大文之骨；《红楼梦》不过讲“功名”、“金银”、“娇妻”、“儿孙”财色人情的“好便是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因财而慕色，因财而失情的财情结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以十五贯钱之得失作为主线，组织情爱故事的变幻结构。这种以财色结构故事情节的小说在明清时代占很大比例。

无论是商人小说、爱情小说，还是写政治战争的小说，无不涉及伦理问题，即其情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称之为伦理情感。再向前推演，人格与伦理往往与利益、钱财、富贵相关联。即伦理情感修辞，事实上往往是利益伦理情感修辞。以刘姥姥进荣国府为例，打秋风的经济目的，直接构成了她取媚于贾母、顺从于王熙凤和鸳鸯的捉弄的利益情感；西门庆把韩爱姐嫁给翟谦的事，之所以做得那样排场大方，是因为要表现出他有恩必报和以后有求于翟谦的利益情感与利益伦理。

就拿唐代话本的兴起来说，唐话本起源于说经，说经有僧讲有俗讲。而俗讲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宣传佛教的教义，二是为了布施。随着俗讲的市俗化，布施的成分愈来愈重。《大正藏》卷五十六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卷上云：“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续高僧传》卷四十的《释宝岩传》，具体描述了唐初长安法海寺释宝岩讲经布施的情形，他在僧讲和俗讲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公认为“说法师”。宝岩讲经，多引《杂藏》、《百譬》、《经律异相》等书所载故事，并时常采撷世俗词章。为了集资兴建塔寺，他曾在京邑开讲，登座之后，尚未开口，善男信女即抛掷财物如云，瞬间堆没讲座。塔寺之兴建，全由宝岩之功劳。北宋僧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下三“释导俗篇”，记此前开化俗众的讲经十法，认为“今时讲导宜依此式”，其仪式第九“下座礼辞”引《僧传》云，周僧妙每讲下座，必合掌忏悔云：“佛意难知，岂凡夫所测？今所说者，传受先师，未敢专辄，乞大众于斯法义，若是若非，布施欢喜。”讲唱完毕，索要布施，其宗旨昭然若揭。《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唐敬宗至寺院听俗讲事，胡三省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3]一句话俗讲的兴起，以布道为名，以招揽听众布施钱财为实，是经济利益促进了俗讲的兴起，也促成了唐话本的盛行。如果说以上文字是外证材料，让我们再看一下文本自身的内部证据。《敦煌变文集》所出佛教类的“缘起”、“因缘”、“押座文”、“讲经文”、“变文”、“变”等多是俗讲讲经文^[4]，这些文本为俗讲的功利性提供了直接的内部证据。在有关“目连救母”故事的讲经文中，S．2614原标题为《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在其他写本中，与之内容词句和结构完全相同的多达9卷^[5]。众所周知，目连救母的转机是布施，他听从释迦牟尼劝告而向僧人们大放布施之后，其母终得解脱。这些讲经文多是先说目连母亲青提夫人富而悭吝，不肯布施，结果堕入阿鼻地狱，受尽苦难煎熬，目连如何千方百计助母出苦厄而未果，后得世尊指点，布施三宝，终于救母出地狱。P．2193题为《目连缘起》，末尾唱道：“奉劝闻经诸听众，大须布施莫因循。”^[6]这在唐话本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