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四库全书总目》对 小说文献学的影响

小说文献学的真正成熟是小说受到普遍重视之后，虽然说早在明代中叶后，小说便开始受到文人的青睐，但毕竟还不甚普遍，明中叶后的大多数文人依然将诗词文等雅文学置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之上。而将小说置于诗文之上则是在西学大量进入中国大陆之后的20世纪。就文献学而言，无疑是受了中国史学影响的，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文人文献意识的影响尤甚。《四库全书总目》已成为从事古代学术研究的向导，是研究某一领域弄清研究对象，弄清今存书目及每本书的主旨大意所必读之书。譬如研究明代文学，就需要查寻《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人的文集及其每本文集的提要，并以此为指引，再对文集作精细的研读。正因如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方式便成为文人们认可而乐见的方式，成为刻印在文人心里的一种文献学的模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意识与模式如何，对于文人文献学影响怎样？让我们先以《汉武故事》为例，略加分析，以见其一斑。

《汉武故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然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廉，主母青雀，茂陵玉椀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考《隋志》载此书二卷，诸家著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云云。两本今皆未见，此本为明吴馆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寥寥七八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以其六朝旧帙，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耳^[26]。

由此例可知《总目》撰写者所关注的侧面及其书写顺序：先考辨作者真伪，继而解题——提要、品评书的内容，再者略考本事，随之辨明版本流变，最后指出此书存在之价值。这五个方面成为进入20世纪后小说文献研究者关注的五种方法。20世纪初的黄人，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意识运用于小说目录学的研究之中。他在开小说目录学之先河的《小说小话》中曾言：“中国历史小说，种类甚夥，几与《四库》乙部相颉颃。”^[27]且往往不仅在每书目下，缀有解题和提要，如《东周列国志》条，黄人解题云：“亦见惨淡经营之功，惟《左》、《国》、《史记》之叙事绝妙千古，妄为变换铺张，不免点金成铁。”而且，辨明版本之差异及其流变，如《鼎盛万年青》条：“此书有真赝二本。真本与《南巡纪事》相出入，沿有稗乘价值。今坊间所发行者，盖赝者也。”1925年，郑振铎则将“提要”的名字用之于小说目录学研究之中，在《时事新报》副刊《鉴赏周刊》（第2—18期）发表《中国小说提要》，明言“中国小说向来没有人加以系统的整理”，故而“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先下手做一种‘提要’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补《四库全书总目》通俗小说之缺。马隅卿（马廉）和孙楷第两位先生负责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小说部分工作，在1929年度《第一次报告书》中提出，要搞一部中国小说的《四库全书总目》。其思路是：须设立“近代语文库书目提要小说之部”。要求“就所知见之‘小说’”，编成“书目提要”，“详载版本，略考时代，审其内容，评其价值”^[28]。1930年的《第二次报告书》讲得更明白：“本年度已共搜集宋元以来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计及千种（现代新著译之作品不在内），略依《四库简明目录》，兼采各大藏书家目录之体例，编成此书。”1931年的《第三次报告书》，告之副产品——《近代小说书目提要》已于“上年度成稿”。而其直接成果，就是后来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在补《四库全书总目》中通俗小说之缺的思想指导下的产品，其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之痕迹甚明。当然，孙先生的这本书，除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外，也接受了他亲眼目睹的当时其他著作体例的影响。如王国维先生《曲录》附注“轶闻掌故”、朱竹垞《经义考》、谢蕴山《小学考》注存佚、附题记等，显示出这本书所特有的文献体例与治文献学之思路（更注重版本面目与源流）。然而受《四库全书总目》体例的影响痕迹依然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此后的小说书目类的著作，也大多留下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刻下的痕迹。

【注释】

[1]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见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2]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南开学报》1996年第2期。

[3]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主要叙述史家视野下的小说概念和著述，认为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然而，他并未阐述自己的小说概念。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

[5]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6]《清代文集目录跋》，《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页。

[7]《清代文集目录序》，《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4页。

[8]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首《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五〇、小说家类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82页。

[10]孙楷第先生认为：鲁迅小说分类中的“神魔”即宋人说话中的“灵怪”；“人情”、“狭邪”即“烟粉”；“侠义”小说即“公案”小说。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

[11]见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

[12]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43页。

[13]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其原文为：“宋代建本大部分字体多似柳体，如余仁仲刻本《礼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刘元起刻本《汉书》等；有的似宋徽宗瘦金体，如南宋初叶建阳坊刻本《周易注》、《晋书》，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等。间或也有褚遂良体，如黄三八郞刻本《钜宋广韵》。‘汤注陶诗’本则是欧阳询体。其总的特点是结构方正，笔画严谨，锋稜峻峭，瘦劲有力。杨万里有诗赞建本《东坡集》云：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秋雁点秋云。”

[14]同上书，第207页。

[15]同上书，第438页。

[16]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7]同上书，中引《续东华录》：“彼时外省版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的记载。

[18]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

[19]同上书，第208页。

[20]同上书，第438页。

[21]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24]参见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50—256页，笔者在参照时略作提炼。

[25]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

[27]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1—357页。

[28]参见胡从经先生《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