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

史书文本所记的都是邦国大事、帝王将相的业绩，那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写在书上的历史。比此更丰富、更鲜活的却是写在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历史是死的，小说是活的。而比小说更鲜活、更丰富的则是小说文本产生之背后的秘密，诸如作家的故事、小说故事的源渊、历代评价、版本源流等等。这些比小说本身更丰富的活历史、活小说，是进行小说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而这些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并不像小说那样成为一种完整的文本，而是散见于个人文集、笔记等各种著作之中。需将它辑录出来、收集起来，编辑成书。而这项工作是小说研究中历史材料的补充，故而称其为史料，对史料研究的学问，称之为史料学。

由是说来，史料学的视角在历史之外，在小说文本之外，即比小说文本的视域更大，它所看到的是小说文本因何而生的更大而深层的领域。故而其最大的特点是阅读的范围比史书、小说要广泛得多；最大的难点在于非广涉猎、博阅览不能成其事。与阅读范围广泛相联系，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更宽广的学科知识结构：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美学等。所以，史料学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广视域、多变换的动态视角，其研究的方法也同样是以史学的方法为主（即能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能辨伪、能确定时间、能辨明新旧等）兼及内容的提要、文学批评、图画审美等方法。故而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具有灵活性与综合性。

较早系统地从事这类工作的要算南宋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计氏编撰此书的目的，主要为保存唐代诗歌文献，力求无失漏。据他自序所言：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云云。其内容略约有四：一是凡唐代的诗人、诗歌，有名必录，以纪诗为主，记人为次。二是考证作者。凡其人可考者，便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三是记述每一首诗的本事源流。四是记录他人品评的文字。此后的《宋诗纪事》、《明诗纪事》也多受他的影响。

就小说史料的搜集而言，20世纪较早者为蒋瑞藻。早在1911年3月，他就在《东方杂志》上刊发《小说考证》一文，并在其卷首“引言”中说：

顾（小说）作者往往以游戏出之，著书之由，不以告人，甚则并姓名而隐之。读者亦徒赏其文章之工妙，事迹之离奇，书之义例若何？原委若何？不过问焉。善读小说者，当不如是。今取各家著述之言小说者，略次其时代之先后，类为一编，条分缕析，本末井然。熟乎此者，其读各小说也，如土委地矣，度亦大雅君子所不弃乎？作《小说考证》。

蒋氏写此《小说考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明了小说作者的姓氏、著书之由、原委如何、义例若何。于是凡谈到小说的文字，他都搜集起来，分其时代先后、别其类式，叙其本末。《金瓶梅》条，作者所引材料，多论作者兼及内容。所引材料先后次序如下：《寒花盦随笔》、《阙名笔记》、《秋水轩笔记》、《顾曲杂言》、《茶香室丛钞》，最后有蒋瑞藻《按语》：

瑞藻按：《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时代不远，当知其详。乃以名士二字了之，岂以其诲淫故，为贤者讳與？实则《金瓶梅》乃惩淫之书，淫者见之谓之淫耳。金沙滩上马郎妇，岂见金夫不有躬者哉？又案：《玉娇李》书，仆外舅何乃普先生家有之。曲园谓世不复有，殊非。然仆亦尝披览一过，用意用笔，都不甚佳。事实亦与沈氏所纪不类。岂好事者伪撰，袭其名以行耶？

足见蒋氏的著述虽重搜集，然并非述而不著者；不单单是搜集叙述，述之外也偶有自著。怪不得鲁迅曾说：“取以检寻，颇获裨助。”

蒋瑞藻之后的另一位从事这项工作的是钱静方先生。他于1913年4月，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丛考》，从其序言中可知，他与蒋瑞藻相比，不在搜集本身，更侧重于比勘：

钩玄撮要，刮垢磨光，剖析毫厘，甄别原委，如阅吕览无一字可增减，读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盖网罗百余种之奇书，乃始能成此数万言之钜制，虽功止于述，而实较诂经注诗为难，洵古训之所式，多识之所资也。凡文学家历史家以及弹词演剧者流，欲得考镜而助谈资者，知必有取于是矣。

事实上，“剖析毫厘，甄别原委”正是此书在方法上与蒋氏《小说考证》的一大不同点。正如胡从经先生所言：“此书则对每一著作都拿来和正史、野史、私家笔记相比勘，为考证它的来源是否有据，而这些稍嫌芜杂的考证对于研究小说史者，当不无参考价值。”^[25]

稍后，颠公所辑《小说丛谭》、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两书，就视角与方法而言则长于历史眼光，善于补前人小说史料之缺，书中所录不少是蒋、钱或鲁迅书中所未见。如《小说丛谭》关于《蟫史》、《儒林外史》、《品花宝鉴》、《西游补》、《野叟曝言》、《海上花列传》等的史料，特别是还发掘了一些险被沉埋的小说故事，如写董其昌父子鱼肉乡里引起民愤的小说《黑白传》的情节，便因此书而得传。《中国小说史料》关于《红楼梦》、“两拍”、《水浒后传》、《西游补》等所补充的材料，为此前所未见，并且还增补了诸如《彭公案》、《九尾龟》、《希夷传》、《海上繁华梦》等有关的考证资料。

鲁迅的《小说旧闻钞》则就研究视角而言，扩大了一个视域——禁黜小说。而列“源流”、“评刻”、“禁黜”、“杂说”四类，后面附有“引用书目”，以见其“锐意穷搜”之广。就方法而言，此书更重评辨，而时见灼识。譬如，指出有关罗贯中因作《水浒传》，而致三代子孙皆哑的传说，实初倡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指出俞樾《春在堂随笔》误将《西游补》作者董说为董斯张之子（斯张子），说成了董说的号为“斯张子”等等。

赵景深《小说丛考》，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视角更宽，补鲁迅《小说旧闻钞》之所未录的一些小说史料，如《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前汉书平话续集》等。二是更注重史的方法，追源溯流。

20世纪中期以后，史料学的发展走向可概括为视角、方法日益专，视域日益广，体制越精而日趋完整体系化。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出现了以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资料，如《三国演义研究资料》、《水浒传研究资料》、《西游记研究资料》、《金瓶梅研究资料》、《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红楼梦研究资料》、《聊斋志异研究资料》、《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歧路灯研究资料》、《三言两拍研究资料》等，而且还出现了个人的研究资料，如《吴趼人研究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等，甚至出现了某部小说某方面的专门研究史料，如《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1972年版）、《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更引人注意的是，还出现了对于小说焚毁历史史料、序跋史料、版本史料、以及对于小说版画史料等整理、研究的专书。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古本小说版画图录》（线装书局1996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版面集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古本红楼梦插图绘画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微缩中心2001年版）等。不仅显示出小说史料学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学者们的青睐，也说明了小说史料学的研究方法日益专一而精微，并开始建构自身的体系。20世纪上半个世纪，小说史料著作的体例一般以小说书名立目，每一书名下，则以作者、版本、本事、评议分段撰写。而后半个世纪，由于大多史料著作以一部小说为考察对象，故而形成一种较普遍的以作者时代、版本、故事源流、评论为主体的编写体例。譬如《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的体例次序为：

卷一是关于曹雪芹和高鹗的材料……

卷二包括《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序跋、续书、戏曲和仿作的序跋……

卷三为专著，即专门评论或考据《红楼梦》的作品……

卷四勉强可说是杂记。计有笔记题识、诗注曲话、日记尺牍、公文善书等等……

卷五为诗词……

卷六为文论。

这六项就体例上说分别为：作者、序跋及版本、评论、杂记、诗词、文论。黄霖先生的《金瓶梅研究资料》仅以卷一、卷二的方式排目，而实际内容则为序跋、评点（张竹坡）、杂记、影响、文龙回评。即评点占据了明显的篇幅。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分为：作者生平、版本和序跋评点、创作素材、评论等四部分。栾星的《歧路灯研究资料》则分为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看来，小说史料编辑的体例并无定制，一般说来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呈现其差异性的。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南开大学的朱一玄先生是位竭毕生精力专治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专家。他所选编的七大小说名著的研究资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说史料体系。就体例而言，往往分为六编：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评论编、注释编、影响编。但偶尔也稍有变动，如《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则将影响编汇入评论编，去掉了注释编，变为四编：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影响编。由于这种分法，囊括了小说史料的几个主要方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故而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