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校勘学、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

校勘学、版本学都是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都是对两种以上文本的差异性、原生状态加以校对比勘。所不同的是，校勘学侧重于文本的文字内容之差异，即以文字、句式为观察的主要视角。其基本方法是对两种以上本子的文字逐字逐句校雠、比勘，从而发现其差异处及其差异产生的原因。而版本学，则侧重于对刊刻成书的过程的考察，诸如是手抄墨本还是雕刻本；墨本的字体、字形、墨色、纸张。雕刻本的雕版材质、刻工、刀笔、字体、字形，印刷墨色、插图、版式、纸张、牌记等，意在寻求雕版、印刷的时代、地点、优劣等，甄别它们的真伪、全缺，确定善本，寻其本来面貌。文字是两种视角与方法必用的。校勘学是版本学的基础，版本学离不开校勘学的方法，它包容校勘学，又不限于校勘学一种方法。故而本节主要探讨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

我国版本学的开创者，要算汉代的刘向。他校书之习惯是为“校雠正一书”而“博求诸书”，寻找它们间的差异：“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史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书，用得校雠正一书，则因得广储以待质也。”^[11]不过其最初目的是校书，而非考定版本，然版本学也悄然而生了。应该说，汉代经学所以分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其间之争，实则源于校雠的方法，源于版本之不同，特别是所用文字与抄写字体的差异。此后历代学问之争，也往往与校雠、版本相关。

版本学研究的目的是鉴定版本、确定善本，其视角与方法主要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版本鉴定的视角与方法一般说来有如下数端：

1．根据字体，鉴定刻版的时间或地点。刻工采用何种字体，虽情况较为复杂，但也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有某种规律可依循。“古籍字体，不管是抄本还是刻本，多为楷书。宋本字体亦多用楷体：就时间而言，北宋早期多欧体字，后期多颜体字，南宋多柳体字。就地区而言，汴梁本、浙本多欧体；蜀本多颜体；建本多柳体。”^[12]再查建阳刻本，“宋代建本大部分字体多似柳体……有的似宋徽宗瘦金体……间或也有褚遂良体……‘汤注陶诗’本则是欧阳询体。其总的特点是结构方正，笔画严谨，锋稜峻峭，瘦劲有力”^[13]。到了元代，全国字体多仿赵孟体，而建阳元初仍多“以颜、柳为主”，元中期后，“才开始大量使用赵孟体”^[14]。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则“由赵体一变而为仿宋体，字体平直方正”^[15]。尽管有些差异和变化，但普遍性和共同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字体的鉴定方法是先归纳，后演绎。归纳是基础，演绎便于归纳后的应用。运用字体鉴别雕版的时代与产生地，是版本学中一种常见的方法。

2．依据所用纸张鉴定版本。由于纸张的制造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中国造纸史可为参照，有的造纸原料就地取材，显示出地域性，如建阳多竹，而多用竹纸。建阳盛产毛竹，“而众多的以刻书为业的书坊，家有藏版，随时可以印制，其所用纸张，为图方便，以及从价格比较低廉等方面考虑，都在当地购买，故地道的建阳书坊刻本，应都是竹纸。”^[16]虽然也出现过用永丰绵纸、顺昌黄麻纸等印刷，但那多为应印书主人的要求，才从外地购进的^[17]。

3．依据雕版所刻版式，确定刻板的时代与地域。一般说来，木刻板的版式不仅具有时代性，也具有稳定性，一旦某坊确定某种版式，很少变化。再者，不同地方的刻书，往往也有自己的特色，这为依据版式来确定版本刻印的时代或地域提供了可能。宋代建阳版本在版式上，特色很鲜明。最突出者就是较早采用图文各半，上半叶为图，下半叶为文，以图辅文。版式中的字体多是半叶十行。官府因资金雄厚，所刻之书多是字大行疏，有半叶6行、7行、9行不等。私宅、书坊所刻之书，则因资金不足，而往往是密行细字，多为半叶10行、11行、12行、13行。再者是左右双边，细黑口，且在边线外左上角刻有“耳子”，“耳子”内刻篇名或小题^[18]。到元代中期，版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行格趋密，出现四周双边，版心从宋代的细黑口发展为大黑口”^[19]。而到了明代中后期，“书口由大黑口变为白口”^[20]。对于历代图书版式的了解，便可以此为据，大致推定某书刊刻的时间、地域。

4．根据牌记文字，确定雕刻者、时间、地点等原本情况。牌记是出版商为了强调刻书者对该书拥有的版权，或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路等目的而刻于书前或书后的文字，颇似今天图书中的版权页。这为考查书的出版者、时间提供了参照，成为弄清版本原貌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牌记出现的时间较晚，可能是宋代。“宋代的建阳刻本大部分都有刻书牌记。牌记又称书牌、刊记等。有长条状的，可称为条记；长方形状的，称为木记，但通常多以牌记统称之。牌记多在序文、目录之后或卷末，内容主要记录刻书的时间、地点和书坊主人的姓名、堂号等。”如余四十三郎宅刻本《初学记》，序后有牌记四行：

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

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雕开

并无讹谬收书　贤士幸详

鉴焉绍兴丁卯季冬日谨题

简单者也可标明何人刊刻于何地。如蔡琪一经堂《汉书集注》刻本的牌记：“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21]。这是确定版本原貌的好方法，也是鉴定仿本、伪书的方法之一（详见后）。

5．根据书中避讳之字，确定年代。古人写书注意避讳（皇帝名讳、王爷名讳、父讳等），而所避之名讳，有的可以确定大体年代，故成为确定著作时间的一种有效方法。譬如《韩集举正》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本纸墨精好，内‘桓’字缺笔，避钦宗讳，‘敦’字全书，不避光宗讳，盖即淳熙旧刻，越五百载而幸存者。”^[22]《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高常侍集》的提要说：“此本从宋本影抄，内‘廓’字阙笔，避宁宗嫌名，当为庆元以后之本。”^[23]根据所避之讳，寻找刻书者或刊刻朝代是版本学常用的方法。

6．依据书中序跋所署人名或时间，确定此书的版本刊刻时间。有的书，特别是小说戏曲等通俗作品，作者通常不署姓名，而序跋中或谈及作者姓名，或序跋就是作者所写，如是可借用序跋中文字确定该书付梓时间。如《金瓶梅词话》前有东吴弄珠客所写一篇《金瓶梅序》，序文篇末落款：“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由此可知，这个词话本《金瓶梅》刊刻时间为万历丁巳（四十五）年。

至于善本的确定，首先须搞清善本的概念。关于何为善本的问题，经历了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宋代论定善本的标准大致有三：一是完整而无缺的足本。这种观念始自北宋末南宋初。宋末陈振孙认定：原来本子完整当最佳，即使是经校订或补缺而最终使得篇目、卷帙完整无缺的刻本、墨本都是善本。二是刊刻较早的原本、旧本。这里有两个含意：一是版本最早、或较早，而非离初刻时间太长的；二是未经人随意删改，保存着原本面貌的。苏轼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和者众，遂使古书日讹舛，深可忿疾……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三是既保存原貌，又经精心校雠，使得文字内容无误的本子。欧阳修论及善本曾说：“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善本观，就形式、内容合而论之约有八项：纸色墨香神明焕发；行款字画一仍其旧；字画端劲清楷；刀法椠锲精工；编排精密；引据典核，足资考证；去取精审，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不妄改旧文；精校精注，绝无穿凿附会之失^[24]。每一种书，在鱼目混杂的诸种书中，能甄别出善本，是校勘学、版本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