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
小说目录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从古书中整理出一个小说目录，以便确定小说研究的对象和这个对象的范围，给从事小说研究的人指出所应读之书。说得简明点，就是以书的目录形式确定小说研究的对象。由此可知，这一视角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包括：小说观念的确定；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的搜集；小说类型的划分；小说产生时间的界定及历史排序。
一、小说观念的确定
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中的小说观念，从总体上说落后于小说的创作，由此造成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分离的现象十分明显且很严重。就小说创作而言，至少到了六朝时，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小说，如《穆天子传》和《搜神记》中的志怪小说、《世说新语》中的志人小说。唐代出现的“传奇”，在“有意为小说”的意识方面较之六朝更自觉。唐、宋两代的话本，明、清的长篇、短篇、中篇小说数量惊人。然而，自六朝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史家或四库馆臣们的小说观念一方面依然沿袭着《汉书·艺文志》中的观点，将小说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另一方面，承接史家之观点，或将小说与杂史、杂传类并列（如《旧唐书·经籍志》），或将其剔出史传（如《新唐书·艺文志》），从而使得小说的概念更庞大而杂乱。直至《四库全书总目》仍是如此，仍将小说从史传中剔出，而列入杂史、杂传和杂说的小说家之中。《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序》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富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整个思路不出孔子“虽小道，也有可观，致远恐泥”的框架。所不同者，小说的观念更庞杂，除“琐语”外，又加入了原隶属于史书的“杂事”、“异闻”两类，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尚有较大距离。所以小说文献的研究方法，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确定小说之概念。
确定小说概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以西方小说概念为准，还是依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为据？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是杂乱的，需细加甄别和改造。西方小说概念是先进的，但并不一定与中国古代小说全吻合。况且，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既不能脱离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目录学于一旁而不用，故不得不在方法上要注意两个立足点与两个结合。两个立足点即：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实际，立足于中国目录学特别是小说目录演变的历史实际。两个结合即：将西方的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相结合，寻找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特性的小说观念；将西方的小说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相结合，对传统目录学著作所载小说进行甄别，去非纳是，重新建立符合小说文体的小说目录学体系。后一点好办，不少目录学著作就这样做了。如朱一玄、宁稼雨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明确表示：“在充分尊重与继承古代小说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依照今人对小说概念的理解，确定古代小说的范围，是我们在编纂本书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其解决的方法也很明确：“我们对历代书目中著录的小说家作品，予以认真甄别，选取其中大致属于小说的作品，剔除那些完全没有小说因素的文言笔记。而对于历代书目并不著录于小说家之列或未予著录，但明显属于小说的作品，亦尽量予以收录。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与基本事实，对于一些含有小说因素，并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一些笔记和诗话等，亦酌情采录。”[2]关于前者，即将西方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创作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则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有明显的变异性，唐前“残丛小语”类小说与西方小说观念相距较远（与传统小说观念较近），唐及其以后小说，特别是白话通俗小说则与西方小说概念基本相合，故以中国通俗小说为契合点，沟通西方小说概念，确定中国小说的概念，便成为一条可行之路径。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今略举几例：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此书将戏曲也列入小说之列，可知作者的小说观念尚不十分明确。但他已认识到，现代小说与古小说概念的差异，其卷一云：
今之小说，非古之小说也。今之小说，其殆出于宋天圣、嘉祐间乎？传言仁宗御宇，国家闲暇，朝臣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平话日出，海宇风靡。
说明蒋瑞藻已看到通俗小说即现代小说。不仅如此，他还将小说分为“小说”与“平话”两类。“小说所以敷衍正史，而平话又以敷衍小说，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平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然其中亦有标异出奇，豁人心目者。”由此可知，他所说的“小说”多指文言小说，而所谓“平话”，则指通俗小说。然进一步追问：小说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却未予以说明。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无专论小说概念的文字[3]，然在历史的梳理与陈述中，表达出小说的本质在于虚构、叙事、文采。并以此为标准，论述唐代传奇与此前小说本质的差异，认定唐传奇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4]。
在这段评述文字中，谈及“文辞华艳”、“施之藻绘”、“究在文采”；“叙述宛转”、“记叙委曲”；“幻设为文”、“意想”、“扩其波澜”；“篇幅曼长”；“有意为小说”。可知鲁迅是将虚构、叙事、文采、篇幅长短和有意为小说五项内容，作为评定是否为小说的标准的。他虽并未专写小说概念的文字，但在他的评述文字中已流露出他的小说观念。
郑振铎在谈及短篇小说时，也有类似的议论，且讲得更明白：
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才开始发展，才有具有很美丽的故事和很完善的结构的作品流传下来。在这个文学艺术的伟大时代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还可能已有了完美的短篇小说，但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就保存到今天的唐代以前的故事和传说看来，他们一部分是和古代的寓言分不开的，那就是引用了故事和传说，来说明某些哲学家的论据的；其他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乃是宗教徒们……用来宣扬宗教的信仰的。……还有的一部分，乃是记录人世间的嘉言善行或漂亮的言语，可笑的举动的。……但都是相当地简短、质直的记载，只是瘦骨嶙峋的故事和传说，还不能够构成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短篇小说。到了唐代方才产生了描写婉曲、想像丰富、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真实的短篇小说。
这里，郑振铎先生比鲁迅先生上述小说观，又多出了两项内容：人物性格、结构的完整。再往后一段时间，郑振铎先生还将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加以比较，提出了中国小说的五大特质：根据口头传说写下来的；第二人称的叙述，中间夹杂议论；说唱相间、诗与文相杂；招揽观众的说唱结构；善设关子，制造惊险，逗引观众兴趣[5]。
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发现，20世纪对于小说观念的探讨，有三个共同点：其一，西方小说观念对于研究者的影响是根本的，故而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小说观为标尺来评述中国古代小说；其二，研究者们的立足点始终是中国古代小说，虽对传统目录学多有不满，但也能将其不断改造成现代小说的目录著作；其三，小说观念的阐述以西方小说理论（研究者当时的小说理论）为参照，以古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为研究对象，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体现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中西结合的思维模式。而不仅中国小说观念、小说理论是利用这种模式和方法建立起来的，小说学乃至文学研究也是用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
二、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的搜集
收集流散于各地的书，编录其名目，是一项很艰辛的学术工作。行家都知道，凡在目录学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该学科、某领域能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大家。换言之，非学有所长的学者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
从使用者角度而言，不仅要求查找书籍方便，更要求目录一类的书可靠、可信。使用者的这种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尽量做到全而无遗漏；二是一书多目，同而有别，繁而有序；三是每书来自何处，到何地可查阅，使本本有着落。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精神就是让人觉得你的书目信得过，靠得住，可用，方便。
若要做到全面而无遗漏，自然须有此兴趣、有志在必得的志向，有不怕花时间、气力、财力的勇气，有不怕动腿跑路、动手誊写的勤劳，更须是以寻书为业、以寻书为乐、以寻见书为喜，“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失之，则每形之梦寐”[6]的寻书家、藏书家。至于寻觅书的范围、途径，也当是愈广方愈全，愈全方愈好。大陆内外，国家内外；国外大图书馆、国家藏书之馆、私家藏书之室；大书场、小书摊，长耙广耧。中国古代小说，地位本来低微，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小道”，受士人鄙视，加之卷帙愈到后来愈大，刊刻费用高，故罕见乐于出厚资收藏者，再加上国内烽烟战乱不断、历朝帝王禁毁，故而能存下来者，九牛一毛。而西方国家一向重视、喜欢小说，日本也历来喜爱中国文化，明治维新后又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再加上天皇之制，国内较少战争，故而在国外，特别是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数量，特别是通俗小说的数量，比中国本土丰富得多，于是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前往访书，或借工作之便进入国外图书馆寻宝。上一世纪不少人倾心于此，搜集的范围相当广泛，力求做到全而无漏。以大家熟悉的几本小说目录书为例，孙楷第先生为撰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集一人数十年之力，不仅长时间蹲北平图书馆，访查北平公、私藏书；还跑书摊，希冀意外发现；又东渡日本，细阅内阁文库等多家图书馆；回国途中，入大连再查满铁图书馆内藏书；后来，仍担心日久有遗漏，病中又请学生张荣起先生搜寻补入。虽然他的目光重点在大陆和日本，但也收录了西方图书馆的小说目录，如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刘龙田刊本《三国志传》、余氏双峰堂刊本《三国志传》、笈邮斋刊本《三国志传》等。而柳存仁先生的兴趣则在英国伦敦博物院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所藏中国小说，经系统查阅，编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的查阅整理工作，则由崔溶澈与朴在渊完成，他们查阅了韩国国会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史编纂委员会、汉城市立图书馆以及一些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编写了《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国小说绘模本》附录，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3）。而新加坡所藏中国古代小说，则有赖于辜美高、李金生先生的查阅整理，著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此外，傅芸子的《东京观书记》（1938）、王古鲁的《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1943）、刘修业的《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1940）、戴望舒的《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也体现了对国外小说文献的高度热情。但有一种现象，也不必讳言，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批学者，不少是藏书家（如郑振铎、马廉、王国维、胡适、阿英、赵景深等），他们很注重收集私人藏书和民间藏书，郑振铎先生曾言：“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7]因为中国书籍藏于民间和个人手里的数量不亚于国家藏书馆，大型的书籍的整理编纂（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收集）足以说明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民间和私家藏书焚毁、遗失严重，后来的学者在这方面下工夫且做出成绩来的便愈来愈少了。
书目的整理要做到“一书多目，同而有别，繁而有序”，更需要学识，需要态度认真、工作精细。而工作精细，表现于同中见异，故而，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不同书的差异的甄别方法、品藻源流的方法，便显得尤为重要。若只是将同一书、不同版本排放在一起，往往造成使用者心中不明。孙楷第先生的学生张荣起先生费了很大气力帮老师整理的书目，孙先生在最后整理中，竟不得不删去“大约三分之一”，甚至不得不自己重新搞一遍。原因就在于张先生在将新目录内容插进原书时，没有做认真比较区分。孙楷第先生在介绍自己的方法时，讲出了其中的原委：
因为我的书目，原有的版本注，并不是遇本即书，把所见本子毫无分别的放在一块，而是阅书时，曾经把诸本大致比较过，略知其异同得失。编目时按次第甲乙写的。所以我的注目，自有条理。张先生所添诸本，既为我所未见，在我的版本注中，颇觉难以位置。而且，我的解题是与所注诸本相应的。张先生所注诸本，我既不详其序跋，现在引用，亦恐与我的解题不相应。所以，我反复考虑，结果是不敢多用。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8]。
“但求无过”，正是治目录学者的严肃态度与求实精神的体现，而“把诸本大致比较过，略知其异同得失”，正是其眼光、识力、学力之处。著《古小说简目》的程毅中也说：“有的书有多种版本，需要切实比较才能弄清它的源流和优劣。”这一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做得较好，从该书卷四《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中的《金瓶梅》一书的目录，可见一斑。孙楷第先生列入《书目》中的《金瓶梅》有13种，他经比较勘对，将这13种《金瓶梅》首次以词话本（包括四种本子）、说散本（包括四种本子）、张竹坡本（包括五种本子）三类将其差异性分开，每类中各个本子间的差异，每个本子的特点都写得详尽而明白。而且三类版本之后，每一类都有孙先生的按语。按语中的述评文字，或追源叙流，或提纲挈要，或测述作者，每中肯綮。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就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意义在于对各部书皆能比较甄别，品藻源流、择其精要，见其异同得失。
目录书需要交代每本书源于何处，见于何馆，本本有着落，本本可查寻。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但每本书述其版本文字，注明存或佚，存于某人或某馆，而且还专门附有“附记”一篇，总体说明全书目录所载书的主要存藏之处：
我这部书所录小说，以旧孔德中学图书馆、旧大连图书馆、已故马隅卿先生、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书为主。其他中外图书馆或私人所藏，本书著录者，多或数种，少只一种。虽有精品，总不如此数处所藏之富。旧孔德中学所藏书，闻解放后大部分归北京市图书馆。一小部分归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今改称首都图书馆）。小说具在，并未散佚。旧大连图书馆，今改为旅大市图书馆。近阅旅大市图书馆参考研究部1957年7月所编善本书目，小说唯《隋史佚闻》已失，余大致完整。马隅卿先生所藏小说，抗战前全部归北京大学。我最近看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马氏书卡片，亦算完整。日本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书，闻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俱保存如故。所以本书所注藏书之地，其重要者大致尚可据。唯私人藏书，则二十余年间必有变化，无从调查耳。
著录实实在在，存藏交代得明明白白；而这并非所有从事小说目录研究的人都能做得令人放心的。
三、小说类型的划分
查明了某类书的书名、数量、范围、出处，接下来需要做的事就是将这些书分门别类，使每书各有所归属，而后分类编排起来，方成目录。分门别类的工作，犹似盖房画图纸，分出厅、室、台、道，厅有几厅，室列几方一样，它是目录书的纲要和结构。纲定目成，目成书录。每一类型下一般可再分小类。类型的划分往往标示对于小说研究的成熟度与深度。对于小说目录来说，要确定小说的类型，至少须具备五个条件：其一，肚中有千百部小说，且对于小说和小说发展的历史十分了解的学者。其二，找到划分小说所依据的明确标准，且这一标准始终如一。其三，小说类型要在同一逻辑层次，不可交盖重叠过多。其四，每一类型，必须有大量的小说，尤其必须有其中公认的代表性作品。其五，类型的划分在纵向上要显示出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且不可过于细碎。
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有若干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永乐大典》，以书名的字韵分类。此种分法的长处是便于查找，只要知道书名就可以按书名的字韵找到该书，同时反过来也便于查找某韵字下的所有书名。短处是类的意识被遮掩于韵部之中而不那么明显。二是《四库全书》，将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此种分类的长处是类少而便于记忆。短处是类过大，下面的小类不免过细而难以把握，经类与史类还好些，集类与子类便过于碎细。这些大型典籍的分类，都为小说目录分类提供了标本。
小说分类就传统目录学的分类而言，由于小说观念的不确定性和庞杂，导致了分类的庞杂混乱。明人胡应麟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后两类并非现代意义的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总括前人分法而简缩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9]，过于简略，有不甚明了之病。譬如“叙述杂事”，乃史家之分法，属于此前史录中的杂事类，不一定是真正的小说。而“琐语”之说，又沿袭《庄子》、《论语》、《汉书·艺文志》中“丛残小语”的概念，这些也并非真正意义的小说。至于“异闻”，也颇含混不清，志怪为“异闻”，传奇为“异闻”，长篇小说中的英雄传奇、世情小说、讽刺小说，乃至短篇小说中的烟粉灵怪类，不也属于“记录异闻”吗？
20世纪对中国小说分类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分类法，一是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法。鲁迅先生的分法依托传统分法，但自创性较大，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也较为明显，故一直为治小说的学者所接受，且影响至今。然鲁迅先生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有两点为后来学者存疑。一是六朝之前小说的论述较为简略，分类也不及六朝后所分那么具体明确。二是小说分类的标准存在不那么统一的地方。譬如，志怪、志人、传奇、讲史（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人情、狭邪、侠义诸类小说，都是以小说所写的对象（内容）为标准的，而话本、拟话本则又着眼于小说文体形成之角度，而非所写对象；“讽刺小说”着眼于作者采用的表现手法，“谴责小说”又是依据作者对社会的态度和采用的笔法。正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统一，造成所分类型不在同一层次上的偏差。譬如，若从所写对象（内容）的标准划分，被称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处处揭示世相人情之真伪，而谴责小说笔锋所指则在官场之人情世相，所以皆可划入人情小说类。同样，若从表现手法而言，“欲要止淫，以淫说法”，善用讽刺之笔的《金瓶梅》也可列入讽刺小说类中。或者“人情小说”类的划分过于宽大乎？还有讽刺小说类，除《儒林外史》外，又缺少更多作品的支撑，列入一类犹显单薄，人疑或许是善写杂文的鲁迅对于“讽刺”之偏爱所致？（当然偏爱也无可厚非）
孙楷第先生的分法与鲁迅先生的分法有同有异，同者皆以小说旧目为据，且可与鲁迅分法一一对应[10]。异者，孙先生以为鲁迅先生的小说分类，“乃文学史之分类”，而他采用的乃是“图书学分类”。具体讲依据《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说话分四家，除“说经”、“合生”外，演世间事者，为“讲史”、“小说”两类。而小说再分为：“烟粉”、“灵怪”、“公案”、“铁骑儿”、“传奇”五类。每类小说的内涵，孙先生具体解释为：
而小说子目又有四五种：曰烟粉，意谓烟花粉黛，男女情感之事也。曰灵怪，神鬼变化及精怪之事也。曰公案，注云“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则是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之事，即侠义武勇之属矣。曰铁骑儿，注云“士马金戈之事”，语意亦明。曰传奇，其义难定，或是古今奇节至行，非上四类所能范围者属之。凡此数者，后来短篇小说中皆有其体。
孙先生的分类法标准一致，皆以小说所叙之事为标准；两大类，每类下又有细类，层次分明；且大类小类都有大量的小说支撑。然而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阶段性不甚明了，小说演变的轨迹不及鲁迅的分法来得清晰。二是大类与小类之间，小类与小类之间有混杂不明者。如讲史、铁骑儿，皆为讲史。传奇类究竟指什么，不够具体。鲁迅分出人情类小说，甚是合于小说所写之实际。故而治小说史者多采用鲁迅分类法，而孙先生的分类法，使用者寥寥。
举此二例，在于说明小说分类须遵循的上述五个原则，否则，就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明显缺陷。
四、小说书目排列的时间顺序
小说类型划分完成后，将各类小说归属于所属的类型之下，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在同一类型下，各部小说的排列顺序。此顺序自然是以时间先后排列。中国人的历史观念非常强烈，时间排序似乎是大家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其难点有三。一是确定一部小说的时间先后较难。这里也存在标准不同的问题。或以作者所处时代先后为标准；或以书的版本先后为标准；或以所写故事的时间先后为标准。后者相对容易，前两种方法则有些麻烦。因为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标准的话，不少小说不明作者为何人，如何确定时代？又如何排次第？正因如此，编纂者往往是以版本先后为标准。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采用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主，又兼而用其他标准的方法，成为后世小说目录著作效仿之楷模。他采用的标准和方法，在此书的《凡例》第二条中，作了专门的说明：
诸书除讲史外，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其同演一故事或故事同属一系统之书，则不论著者之人，悉附于最初演此故事之后，庶因类寻求，不至先后参差，亦《四库提要》于笺释旧文则从所注之书之例也。又：说解之书与小说有关，亦一并录入，附原书之后。至讲史书，因子目按朝代分较方便，故著录从朝代次序。而在每一朝代讲史目中，则仍以作者时代为次，其故事属于同一系统者附于最初之书，一如他部之例。
以“烟粉类”为例，先以时代先后将此类小说加以排列，如《金瓶梅》、《红楼梦》、《蜃楼志》、《风月鉴》等。以所写故事的时代先后为序的方法比以作者生平时间先后的好处，对于一部小说，即使不知作者，也可从作品的内容而确定其写作的大体时代，可以避开因不知作者而造成的排序的困难。而在每一部中，先列正书，后列续书类。如《金瓶梅》之后列：《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正书以版本先后为序列出不同版本，仍以《金瓶梅》为例，该书将九种版本的《金瓶梅》分为三类：词话本（2种）、说散本（3种）、张竹坡本（4种），次第甚为清晰。至于讲史类，以小说所写历史阶段的先后排序，则可避免以作者时代排序造成的混乱，有令人一目了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