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说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

小说研究同其他一切研究工作一样，有两点是从事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一是研究的对象，二是研究的依据，这两者统隶属于小说文献的范畴。没有研究对象就无所谓研究。没有《石头记》哪来《红楼梦》研究？此理甚明。同样，研究《红楼梦》，研究小说需要可靠的版本，需要可靠的与之相关的史料。《红楼梦》研究需以前八十回的脂评本为版本依据，需要记载江宁织造曹家与康熙、雍正帝来往密折的档案史料；若以《红楼梦》后四十回，或修改后的一百二十回为版本依据，所谓的研究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所得出的结论必距历史的原貌愈来愈远。郑振铎先生有一段话，将此理讲得浅显明了，今列于下：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著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1]。

所以小说文献是从事小说研究的基本条件，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也是小说研究的首要视角与方法。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对象——文本的面貌如何呢？至少在上一世纪初之前，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小说目录混乱，且时断时续，残缺不全。就唐前而言，小说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内涵，故而造成了小说目录学的杂乱。以《汉书·艺文志》为例，其中所列“小说”十五家，1830篇，既无人物形象，也非完整的故事，不过是“街谈巷语”的杂说一类，没有一篇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且这些篇目都散佚了，造成了文本的一个空白时代。至于后来的史书，直到《四库全书总目》，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与史传、杂传、杂事、杂家等搅混在一起的问题。所以就古代典籍的目录学而言，小说的目录并不那么清晰（私家藏书、著录要好一些），以至于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不得不自己下苦功去搜集、阅读小说，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弄清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面目。而事实上写入《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小说数量有限，鲁迅因未能读到作品而留下了不少遗憾。如果那时有一本专门的小说目录，就不会如此。可见小说文献对于小说研究史的重要性，也说明，从上一世纪初，对于小说研究者来说，小说文献的研究多么迫切，任务多么艰巨，便可想而知了。其二，读者能见到的小说文本直到上一世纪中叶，仍是十不及一。尤其是通俗小说大量被尘埋或流失境外。其三，能见的小说文本的版本良莠皆存，混乱不明。马隅卿（廉）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著录版本9种，赵孝孟有《水浒传版本录》著录不同版本40余种，以后研究版本的文章甚多，然而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的版本，直到目前还不是那么清楚。小说版本研究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其四，已发现和不断发现中的小说文本字句脱落者，错字、别字、同音异字者随处可见。以上四个方面问题，使得弄清小说研究对象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首要而艰巨的任务。同时，四个方面的问题使得小说研究者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此，逐渐形成小说文献学研究的六种视角与方法，即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辑佚学的视角与方法、分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校勘学的视角与方法、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为了叙述的连贯性，我们将与目录学关系紧密的辑佚学、分类学的视角与方法置于目录学中加以说明，而将校勘学与版本学合二为一并之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