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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容诗文集
1.23 偷 读

偷 读

童年时,自从开始爱好文艺,多少年来,我总是偷偷地读着书,在屋角,在深夜,为了怕被长辈们发觉而加以制止。祖母因为自己一字不识,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道:“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她特别着重最后一句,好像那是一种光荣,祖父自己是一个秀才,虽不反对读书,而且最初教我们读书的都是他,但那只限于“正经书”一类,起初我们读《三字经》、《女儿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古诗,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概不许看。父亲是一个军人但还算好学,他对我们读书的态度和我们祖父差不多。叔父是一个商人。母亲因为自己上师范学校的志愿被祖母硬打消了,见我们用功念书很高兴,但为了怕祖父母和父亲不满,也只得叫我们躲着点儿。幸好父亲经常出门在外,我们只在自己房里看书,祖父母和父亲也就无法知道了。

祖父教我念的古诗——我亲自手抄的,其中有诗经,楚辞,古民谣,及汉晋唐各代诗歌,是一个杂拌儿。这些我都很感兴趣,有的至今还能背诵。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学,常常给我们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三门街,再生缘等等。下课铃一响,一大群同学,就把她围住。时常到散学的时候大家还舍不得回家。

同学中有几位有这种书,大家互相传观,传到了我的手里,替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知道许多大人们一向不许我们知道和教科书上向来读不到的东西。许多小说中的人物时常来到我的梦里。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上,都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我幼时常想,一个人能读那许多书真了不起!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有用,什么书没有用。那间书房里光线不很好,窗子很大,但是给窗外一道成年长满青苔的高墙挡住了,祖父常常戴了一副老光镜子在窗前的书桌上坐下来看书。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加以圈点,或是手里捧了几枚青铜钱,叮叮地卜卦。我们未进学校以前,和进学校以后的假期中,经常读书写字都在那间书房外面的耳房里。耳房是只有门道而没有门的,窗子开向大天井,除了在阴雨天之外,光线相当充足,但那些时候阴雨天好像总是很多。

就是从那间书房里,我第一次偷出了一部小说来读。

事情发生在我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家里人们都各自坐在房间里烤着火,我一人轻轻地推开了书房门走进去,我悄悄地从书架上取下来我曾在几天前看见祖父翻阅过的一本《聊斋志异》,悄悄地拿出了一本,拿回房里藏到床褥下,等到夜深一家人都睡静了时,才取出来坐在油灯下读。

怎样地惊奇,狂喜,又怎样地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等等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悚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好像每一条,每一片影子都在蠕动着,向我逼过来!

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直到天快亮了,才把那本书一口气读完,天亮后赶快把它拿回书房放回原处,另换了第二本,这样就把这部书在几个深夜里带着恐怖看完了。

从此阅读的瘾愈来愈大,我便开始在祖父的书房里面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唐朝的小说甲乙丙等等。

从叔父的商店里时常替我们跑街的一些学徒手中,又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

接着我进了中学,现在国文教材都采用新语文的了。另外还选了一些活叶文选给我们读。我们的作文也完全是语体文了。

这时我开始接触到鲁迅,冰心,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作品。

同时也接触到外国作家如都德,左拉,拜伦,珂罗连珂等人的作品。

单阅读教本和选文是不够的,我们便在课外大量地自由阅读起来,同学中有新书的也不少,大家传观,又向旧书铺里去赁了来读。

在学校里要忙功课,没有多少功夫读课外书籍,只好带回家读。有一次带回了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不知怎么竟放在耳房的条桌上忘了拿进屋去,被叔父经过时偶然发现,随便翻了一阵,便告诉祖父说我私下看些不规矩的书,祖父把我叫去骂了一顿之后,要我第二天一定拿去还人家,不许再看。幸好这时父亲不在家,否则一顿手心是免不了的。

这时我对于作文课更加热心了,每次总交上长长的一篇,有时一本作文簿还写不下。校刊(壁报)也开始产生了,我用笔名每期写稿,小诗居多。

一方面旧小说仍旧继续看。《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是在那时看的。

有一阵子因为父亲给我寄过两本《生活信箱》回来,我就以为他脑子已彻底转新了,便在信中告诉他说我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我被大骂了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但我却一直相信无论多么高深的学者,也不会在这两部书里找出淫或盗的教训来。

十五岁那年我到省城念书,学校中又是普遍地采用文言。我们读着《说文解字》、《古文辞类纂》、《左传》等等。作的文章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同学们也都颇有古风,没有一个人看新书。我自己又没有多钱去买。于是新文学暂时和我绝缘。

这样气闷地过了将近两年,我一个人,跋涉万里跑到了北平,在那儿开始了自由的阅读和写作。

我因为离家较早,那些偷偷读书的故事于我还没有什么坏影响;但我唯一的兄弟,后来却因为父亲经常在家,他有了书只好躲到黑黑的柴堆屋子里去读,以致十几岁上就弄成了近视眼。

1946年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