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　居

除了偶然而又偶然之外，我很少在一间屋子里住到半年以上。不是为了被迫迁出，就是为了自己觉得腻烦，想换一换——当然，实际上还是前一个原因居多；后一个倒常常是只有原因而无结果的。

最近我又从两月来和一个女友合住着的亭子间里被迫迁出了。迁出后的第二天，给我的女友送出了一张照片说：“赠你以代替两月来每晚的相对谈天。”当我刚来到陌生的上海，当我工作的书局不能供给我即使只够放一张床的地方的时候，是那个女友凭她底热情留下了我，使我不致露宿街头。而露宿街头，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常有的事。

但我的女友不是一位阔人家小姐，她也不过和我一样，一个职业妇女，她住的是她工作的报馆的宿舍，而报馆又是属于一个公司的，因为曾经给那个报纸写过一些文章，凭了天大的人情，我好容易寄住了两个月，人家天天催她赶我走——说得客气一点，请我走，我，带同着我所给予人家的麻烦。

为了另找一个住处，我一直焦急着，虽然有时候同朋友们聊起来，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又是说又是笑，好像我是一个快乐的精灵，从来没有过痛苦或者烦恼。烦恼和痛苦没有写在我底脸上，它们只在我心里扭绞。

终于最后通牒来了，人家甚至请我的女友搬房间，搬到三四个人合住的大寝室去，说那小小亭子间要让给公司里另一个职员夫妇两人住。

不管住处有没有找到，我先把行李搬到书局，然后立刻开始跑，跑了一整天，找了几个熟人，都没有结果。

只好暂时打打游击，首先到一个曾在重庆一个寄宿舍里同住过的女友家，带着工作后的疲倦和被放逐的心情，很难为情地告诉她，我也许要打搅她好几天，才能找到安定的住处。她说暂时住几天没有关系，回头给她母亲讲一讲就成。她家也没有多余的空房间，我只好暂时同她挤一床。

那晚上一夜朦胧，总在计划着明天再跑些什么地方，找哪几个朋友，设法弄一个下榻之处。不惯和人挤一床，连翻身也不敢多翻。

天热，窗户全开着，半夜后一轮明月当空相照，天色又蓝又亮，远远地卖“馄饨面”的拉长着瞌睡的声音，疲倦压住我的眼皮，我略一翻动便睡去了。

那一夜我知道那个女友整夜失眠，她自己说是因为身体不大舒服，我却知道她是因为我住在她处怕受父母责难。

一夜的寄宿使我的焦急加倍。大清早赶到书局，又给一位老朋友去了个电话。我底声音在电话里像喷泉样喷着：“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情——我的住处发生了问题——可不可以把你的宿舍让我住住，反正现在暑假，那边空着——”回答说那边有人住着了。糟！“那末，那末——”我底声音变得像跳在热锅里的炒豆子。那个朋友连忙说在别处替我问问。——“什么时候回我话？”我又逼上了一句，回答是：“下午。”

这位老朋友很有长者风。当天下午事情就解决了，我搬进了一间不算小的楼房，还带着几样简单家具。刚搬去一会那个朋友就来看我，临去，说：“你可以安心住着，直到你另外找到了房子。”

我立刻开始简单地布置一下。我把一张小书桌放在靠窗处，光线可以从左边的窗口射进来，两个稿件夹分放在书桌的两端，在墙上挂起一幅装在玻璃柜里的罗丹的雕刻的照片，坐在书桌前一抬头就可以望见。床和藤榻靠着左右墙壁，几本仅有的书放在小书柜里。门经常开着，使得空气可以同窗口对流。

我坐在藤椅上。我底屋子在黄昏的半明的柔光里，马路上电车和汽车的闹声，隔着窗外一座高高的银行大楼，到我的屋子里已经失掉了三分喧嚣。

我在我底日记里写着：“鸟儿有了巢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巢”和“家”，多么没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巢！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但翅膀或脚也得有个休息，而且它们每天总得有个休息。

当我带着疲倦归来，我便暂时收叠起我底翅膀，停一停我底脚步。我读一点喜欢读的书报，唱几支喜欢唱的歌。

我休息着，休息着，为了更多的劳动。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上海《民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