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束语

读钱先生的论著，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旁征博引，除引用中国古代典籍之外，还大量引用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种外文书籍，注释也极为丰富。这些来自不同文本的引文本来互不相干，但一经钱先生把它们放在一处，组织成他论说文字的一部分，便立即显出互相之间的关联，共同来说明某一观念或问题。按《说文解字》，汉语的“文”字本意是“错画”，即两条线交错在一起形成的图案；《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也说事物交相错杂在一起就是“文”。看来“文”这个概念与编织、经纬、组织的概念密切相关。西文相当于“文”的“text”，在词源上来自拉丁文textus，其动词原形为texere，正是编织、纺织的意思。可见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理解，作文都是把各条线索编织成一幅条理清楚、色彩绚烂的图画。钱先生《管锥编》评《易·系辞》此条，先引了刘熙载《艺概》卷一里的阐述，然后说：

史伯对郑桓公曰：“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见《国语·郑语》。曰“杂”曰“不一”，即所谓“品色繁殊，目悦心娱”（Varietas delectat）。刘氏标一与不一相辅成文，其理殊精：一则杂而不乱，杂则一而能多。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Unity in variety）为第一义谛（the fundamental theory），后之论者至定为金科玉律（das Gesetz der Einheit in der Mannigfaltigkeit），正刘氏之言“一在其中，用夫不一”也。枯立治论诗家才力愈高，则“多多而益一”（il piùnell’uno），亦资印证。（页52）

这里不仅引《国语·郑语》“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来帮助我们理解《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而且接下去又引用西方的著作来互相阐发。这里先引用的是拉丁文，然后是英文，然后德文，最后是意大利文。正像钱先生在《谈艺录序》里所说，这样引用多国文字来阐发中国古代的诗文和典籍，“非作调人，稍通骑驿”（页1）。这就是说，把东西方这些不同文字的例证放在一起，并不是强为牵合，而是把各方面打通，就像驿站传递信息一样，达到交往的目的。这不正是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中西比较研究的目的吗？

在这里，我想约略谈一谈学术著作中文献的引用。学术的进步依靠积累，不仅是个人的积累，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学者思考、论述的积累。西方有一句谚语说：站在巨人的肩头上，才能看得更远。大科学家牛顿就说过这样的话（“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表示知识和学术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才可能取得进步⁽¹⁷⁾。我们讨论任何学术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研究现状，了解关于这个问题已有的主要观点，然后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引文在学术论著中十分重要，它不仅表示作者了解有关学术问题现存的重要观点和研究成果，而且给作者自己的论述提供有权威性的支持，或者提供对话或争辩、批评的对象。钱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特别突出，总是旁征博引，例证丰富，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渊博，也不能不为其论述所折服。所以学术文章必须有引文，有注释，有参考文献，在国际上已成为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学术规范。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通篇没有什么引文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或者即使有，引用的也不是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著作，在有鉴别力的人看来，这样的论文就显得薄弱，缺乏论证力量。学会恰当引用别人的著作，做好注释，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也是建立学术规范必须要做的事。

能够找出恰到好处的引文，看出互不相关的文本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论证一个问题，说明一个观念，那是一种艺术，是思考问题时思路发展的途径。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怎样把不同文本联系起来而不牵强附会，能显出一种逻辑和内在的联系而不随意并列拼凑，那是比较研究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说服力的根本。我在前面提到过，钱先生论“通感”和“诗可以怨”，都属于主题研究。前面一章讲到凯慕德提出的“终结意识”和布鲁克斯提出的“情节”，也都是主题研究，即以某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为中心，围绕那个中心引用很多文本的例证来阐发其意义。再回到刚才说作文就像把几条线索编织起来，形成一个脉络清楚而色彩绚烂的图画，这当中引文和自己的阐发就应该像互相交错的线条，形成一篇精彩的论“文”。究竟采用哪几条线，如何把不同的线按一定的经纬或章法编织起来，如何显出当中暗含的联系、契合或对比，这往往就是比较研究面临的挑战。我们读钱先生的著作，往往惊异于他读书之广，记忆力之强，文思之敏捷。那种扎实的学问就建立在具体文本和深入阐发的基础上，有各种不同的线索交相错杂，织成细密厚重、色彩绚丽、内容丰富而又文笔生动的文章。所以在如何应付学术问题的挑战这方面，钱先生给我们的范例也许是最难摹仿的，但他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又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那就是尽量多读书，多思考，此外别无他途，更没有捷径。只有在多读多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时才可能左右逢源，从自己记忆积累起来的知识中，寻找可资使用的材料，并且把它们组织起来，成功地回应问题的挑战。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也许达不到钱先生学问的高度，但依照他的典范去努力，就至少可以希望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注释】

(1)参见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代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2)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C．K．Ogden（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3），p．27．

(3)朱光潜《诗论》，页317。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4)杨周翰《攻玉集》，前言。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5)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页231—232。杨先生译文颇为传神，但最后一行“黑天”两字似嫌生硬，窃以为可改译成“白昼又把我带回黑暗”（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以下引用杨先生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6)钱锺书《谈艺录》，页1。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7)钱锺书《七缀集》，页1。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8)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的《七缀集》第31页上，此处“空间艺术”被误为“时间艺术”。我手边有钱锺书先生所赠《七缀集》一册，在此钱先生亲手将“时”字划去，订正为“空”字。

(9)《管锥编》第二册，页461。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10)参见拙文《郎费罗的中国扇子》，《万象》四卷二期，2002年2月，页120—126。

(11)贺卫方《〈人生颂〉诗扇亲见记》，《法边馀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页215。

(12)伦敦西敏斯特寺（Westminster Abbey）著名的“诗人之角”（the Poets’Corner），是纪念英国历代大作家和名诗人的圣地，而郎费罗是唯一有纪念碑放在那里的外国诗人。在19世纪（是否也包括现在？），英国人一般是鄙视美国的，以为美国没有文化，而郎费罗独能在“诗人之角”获得一席之地，便足见他当时在欧洲文名之盛。

(13)沈弘、郭晖《最早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页52。

(14)李奭学《中译第一首“英”诗——艾儒略〈圣梦歌〉初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页88。

(15)Philobiblon原刊在一般图书馆不易找到，所幸此文近年已重印，读者很容易查询。参见“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Pslam of Life’”，《钱锺书英文文集》（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页374—387。

(16)参见拙文《思想的片断性和系统性》，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页208—219。

(17)见牛顿1676年2月5日致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信。这句谚语在欧洲可以追溯到12世纪政治学家萨里斯伯利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而他说是来自中世纪法国哲学家夏特尔的伯尔纳（Bernard of Chartres）。17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过这句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