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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说过，研究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是要很好地掌握外语，而且要有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和修养。在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做出过不少贡献的前辈学者杨周翰先生，就曾这样描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我想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我们自己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⁴⁾杨先生是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他所著《攻玉集》中有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从弥尔顿《失乐园》中提到中国有靠风力推动的加帆车这样一个细节说起，讨论17世纪英国作家有关东方的知识涉猎，在研究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和想象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值得效法的研究范例。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大概是学识最为丰富的英国作家和诗人，在英文之外，他还用拉丁文写诗，并且掌握了包括希腊和希伯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弥尔顿是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基督徒，是坚信自由价值的共和主义者，在英国清教革命时任拉丁秘书，写过《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辩护》等许多政论著作，而《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等三部史诗，尤其是《失乐园》，更是使他声名不朽的皇皇巨著。《失乐园》取材《圣经·创世记》，描述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禁令，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弥尔顿以此古老的《圣经》故事为框架，探讨了上帝的预知与人类的自由、选择与后果、自由与责任、罪与罚、理想与现实等各种似乎永远困扰人类的宗教和哲学问题。所以《失乐园》不是像荷马或维吉尔的史诗那样讲述战争和冒险的英雄业绩，也不像但丁《神曲》那样讲述一个人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的心路历程，而是深刻描绘了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困扰和挣扎。如果说荷马的《伊利亚特》描写了阿喀琉斯的愤怒和特洛伊之战，弥尔顿的《失乐园》除前面描述魔鬼撒旦被上帝击败，打入地狱之外，整部史诗的中心人物不是神，也不是英雄，而是软弱而有缺点的人；作品中心唯一关键的行动不是争斗或计谋，而不过是一个女人从树上摘下了一个果子。然而弥尔顿熟悉古典传统，很清楚自己创作的是“在散文和韵文里迄无前例”的作品（I．16）。他所写的不是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而是由他们所象征的整个人类，所以《失乐园》描述所及是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一部气度宏伟、内涵丰富而深刻的精神的史诗，其中包含了17世纪欧洲各方面的知识与学问。

讨论《失乐园》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而杨周翰先生选择一个十分独特的角度，从弥尔顿诗中提到中国的地方入手，讨论17世纪英国作家的知识涉猎。在《失乐园》第三部，弥尔顿写撒旦听说上帝创造了人，并创造了人居住的乐园，便去打探虚实。他居然逃过大天使尤利尔（Uriel）的目光，像一只雕那样从喜马拉雅山向印度的恒河方向飞去，但

杨先生解释说：“塞利卡那意即丝绸之国，中国。中国文物制度出现在西方作家作品中，近代以来，在文学史里已是常见的事。弥尔顿诗中和十七世纪其他作家著作中援引中国文物制度也屡见不鲜。”（页82）杨先生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里的考证，说最早提到中国加帆车的西方著作，是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此书出版不过三年，就有了英译本，此后还有好几种西方著作里都说，中国有可以借助风力来推进的加帆车。杨先生说：“可见这样一件事物和其他东方和欧洲以外的事物一样，在十六七世纪之交深深抓住了欧洲人的想象，这种兴趣往前可以推到中世纪，往后一直延续到弥尔顿时代以后，直到十九世纪。”（页83）

不仅西方书籍中出现了关于中国加帆车的记载，而且在16、17世纪欧洲绘制的亚洲地图上，也多在中国境内绘上加帆车。杨先生提到“出生在荷兰的德国舆地学家沃尔提留斯（Ortelius）所制的《舆地图》（1570）、麦卡托（Mercator）的《舆地图》（1613）都有图形。英国人斯彼德（J．Speed）的《中华帝国》（1626）一书中也有加帆车的插图”（页83—84）。在文字和图像记载之外，欧洲还有人仿造这种加帆车。可见在17世纪的欧洲，不少人知道中国这种加帆车。杨先生说：“事实上，弥尔顿并非在英国文学中把加帆车用在诗里的第一个诗人。”在弥尔顿之前，本·琼生在《新大陆新闻》（1620）中，已经提到随风转的“中国的手推车”（页84）。杨先生也根据李约瑟的研究，认为中国关于这种风力车的记载“最早是《博物志》和《帝王世纪》，郭璞注《山海经》可能就根据《博物志》”。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记载“显然是一种传说，但也抓住了中国文人的想象”（页85）。在讨论了中国的加帆车这一形象在西方传播的情形之后，杨先生最后总结说：

加帆车这段小小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十五、十六世纪随着西欧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了海外探险的热潮，带回来许多关于外部世界闻所未闻的消息，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人们对封建现实不满，向古代和远方寻求理想，如饥似渴地追求着。仅仅理想国的设计，几乎每个作家都或多或少画了一个蓝图，从《乌托邦》、《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国》、锡德尼的《阿刻底亚》、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不大被人注意的勃吞的《忧郁症的解剖》中的《致读者》一章。这种追求古今西东知识的渴望是时代的需要，作家们追求知识为的是要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加帆车不过是这一持久的浪潮中的一滴水珠而已。（页86）

杨先生从弥尔顿的《失乐园》讲到勃吞的《忧郁症的解剖》，说他依据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关于中国的著述，在他那部奇书里提到中国有三十多处，涉及各方面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勃吞在书中“赞扬中国的科举，因为科举表明重才而不重身世；赞扬规划完善的城市，其中包括元代的大都（出自马可·孛罗）；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国家的繁荣。其借鉴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页88）。由此可见，在17世纪的英国，许多文人学者对东方的中国充满向往之情；当欧洲贵族的世袭血统制度把人限定在僵化的社会等级中时，中国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改变社会地位提供一定的可能性，尤其博得欧洲文人的好感，并引起人们普遍的赞赏。

在弥尔顿、勃吞之外，杨先生还谈到17世纪其他许多英国作家、诗人、历史家、哲学家等，特别提到宗教散文家泰勒，认为“这些著作家、诗人的共同特点是知识面广，古代文史哲、宗教文学、外邦异域的知识以至近代科学，无所不包。他们的文章和诗歌旁征博引。他们的文风和诗风竟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流派——‘巴罗克’（Baroque）”（页89）。杨先生提到弥尔顿《失乐园》第十一部一段颇具巴罗克风味而曾引起争议的诗，这段诗叙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时，大天使迈克尔领他们走上一座高山，向他们展示人类即将遭遇的未来和他们将居住的地球，其中提到中国、波斯、俄国、土耳其、非洲、欧洲，数十行诗里堆砌了一连串的地名，引来一些批评家诟病。T·S·艾略特就曾批评弥尔顿，说他描写得不够具体，形象不够鲜明。但杨先生则认为，“这正是弥尔顿的长处，也是他意趣所在”（页94）。他借用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空间感”概念，说《失乐园》在“弥尔顿语言的洪亮的音乐效果外，它还给人以无限的宏伟的空间感。除了空间感以外，它还给人以宏伟的历史感、时间感。这种境界的造成，不是靠一般的真实的细节，而是靠另一种构成空间感的细节”（页95）。他接着又引用英国诗人宾宁（Laurence Binyan）的评论说：“在《失乐园》中，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一定距离以外见到的。”杨先生认为这一看法颇接近王国维《人间词话》里一段话的意思。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就拉开一定距离，能够造成一种宏大的空间感。杨先生认为，弥尔顿的诗能有“高致”，达到崇高的境界，这种宏大的空间感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用王国维的概念来评《失乐园》说：“弥尔顿的境界高，思想有深度，力图捕捉根本性的问题。也许这就是所谓‘出’吧。”（页96）读杨先生这篇文章可以明确感觉到，他对弥尔顿和整个17世纪英国文学非常熟悉。他一方面引用英国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借中外批评家的看法来加以阐述，这就使我们意识到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知识基础多么重要。我们只有在非常熟悉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一点看法，做出一点成绩。

杨先生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一书里，有一篇专论《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同样值得我们细心研读。朱光潜先生在《诗论》里比较中西诗的情趣时就说过：“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页80）悼亡诗在中国有很长的传统，历代都有很多佳作，但西方文学却很少悼亡之作。弥尔顿以十四行诗形式写的这一首，在西方文学中虽非绝无仅有，也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例。杨周翰先生将此诗译成中文，韵脚与原文严格一致，即abba，abba，cdcdcd：

这里需要略为解释此诗背景。弥尔顿1642年第一次的婚姻并不顺利，婚后数月，妻子就返回娘家，差不多一年之后才回来。这与两家政见不合有些关系，因为妻子玛丽一家倾向王党，而弥尔顿是反对国王的共和派，玛丽返娘家时查理一世尚在位，一年后英国革命处死了国王，时局大变，玛丽才回到弥尔顿身边。但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还有夫妻两人性格不合的原因。玛丽在1652年去世，四年之后，弥尔顿第二次结婚，但不到两年，妻子卡特琳也去世了。杨先生推论说：“弥尔顿的悼亡诗可能即作于1658或1659年，从这首诗看，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感情是和谐的，反衬出他第一次婚姻的不幸。”（页231）弥尔顿自幼目力不佳，在1651年前后几乎全盲。如果诗中悼念的是卡特琳，那么弥尔顿与她结婚时就没有看清过她的容貌。在这首诗里，诗人在梦中似乎看见他的亡妻，虽然她“苍白而虚弱”，“脸上罩着面纱”，然而在诗人心目中（to my fancied sight），却在她身上看见了“爱、温柔、善良”（love，sweetness，goodness）。

诗里用了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一部剧作的典故。命运女神准许底萨莱国王阿德梅图斯（Admetus）长寿，但死神来带他到冥界去时，他必须能找一个人代替他去死。后来阿德梅图斯的死期终至，却无人愿代他去冥界，正在他焦急之际，其爱妻阿尔塞斯蒂斯（Alcestis）挺身而出，答应为他而死，因为她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失去父亲，也不愿意自己失去所爱的丈夫。悲剧《阿尔塞斯蒂斯》开始时，底萨莱宫廷笼罩着一片悲情。就在这个时刻，臂力过人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远道而来，阿德梅图斯按历来的风俗尽量款待客人，并吩咐仆人不要让客人知道底萨莱悲哀的消息。赫拉克勒斯见接待他的众人闷闷不乐，后来终于明白原委，于是在阿尔塞斯蒂斯的丧礼上，当死神来带走她时，与死神奋力搏斗，并击败死神，用强力把阿尔塞斯蒂斯从冥界夺回，交还给她的丈夫。弥尔顿在这首诗里用欧里庇得斯悲剧典故，把亡妻比作为丈夫献出生命的阿尔塞斯蒂斯，以显示她纯真的爱。然而这首诗是梦境与现实的反照，诗人能与亡妻相会不过是一场梦，醒来面对的却是无情的现实，因为白昼带给诗人的只是盲人永恒的暗夜，所以全诗的情调凄婉哀怨，十分动人。

杨先生分析此诗，指出全诗的关键在第一行的“圣徒”（Saint）二字上，而“‘尤比特的伟大的儿子’（Jove’s great son）很自然地引起‘上帝之子’（Son of God）即耶稣的联想，也就是耶稣使诗人的亡妻得救”。这样一来，希腊神话故事就被基督教化，而这些联想更“增强了卡特琳—阿尔塞斯蒂斯形象后面的为爱而自我牺牲的圣徒涵义”（页234）。杨先生由此讨论了弥尔顿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引用许多资料来论证弥尔顿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和基督徒，他的婚姻观“是灵与肉的完满结合”（页236），是在基督教和柏拉图哲学影响下的“精神爱或带有宗教色彩的爱情观”（页238）。这种爱情观在弥尔顿这首悼亡诗里，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杨先生比较中国的悼亡诗，着重“从文学表现形式上考察一下弥尔顿此诗与我国悼亡诗之异同”（页239）。和西方不同，中国悼亡诗作品很多，自《诗经》的《绿衣》、《葛生》以下，历代有无数作品可以归入怀人、悼亡一类。杨先生讨论了西晋孙楚（？—293）、潘岳（247—300）的悼亡诗，认为孙楚的诗“写得有些搪塞”，并不如前人所说那么好；潘岳的诗则“有两个特点，一是念念不忘仕宦，二是多用闺阁中实物形象以及代表死的坟墓，给以后的悼亡诗定了调子。当然这些实物可以勾引起一定的感情，但比较浅露”。倒是潘岳的《哀诗》和两首《顾内诗》优于其悼亡诗，因为这些诗“并非平铺直叙，而是用比兴手法，十分含蓄。……也就是说，在意象的选择上要能超脱眼前直接的事物，而去捕捉一些能反映由悼亡而引起的更深一层的情感思想的意象。例如《哀诗》的开始四句：‘摧如叶落树，邈若雨绝天；雨绝有归云，叶落何时连’，就把个人的哀伤同大自然和宇宙联系起来。”（页241）由此可见，杨先生认为诗人能否把个人哀怨和具体情事联系到超越个人的自然和宇宙这样宏大的范畴，能否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那是评价作品高低的一条原则。例如唐人元稹以写悼亡诗著称，杨先生却并不以传统的评价为然（包括陈寅恪的评价），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说：

我觉得元稹悼亡诗中最有“诗意”的，不是三首《遣悲怀》，而是《梦井》。这首诗和弥尔顿的诗颇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叙述一个梦中故事来抒情。所不同者，元所梦见的不是亡妻，而是一只古瓶，绠断，瓶不可得，用此来象征他心灵上的不能消除的渴念，并在“寻环意无极”之余，把思念之情“哲学化”，“所伤觉梦间，便隔生死境。”这不仅有玄学派的巧思，也有其思辨。如果用这标准来衡量，则像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五绝》，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只说些补衣、梳妆，就浅显多了。（242—243）

杨周翰先生把诗中有哲理文思作为评判的标准。弥尔顿的悼亡诗把爱情提升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所以有思想的深度，令人感动而且发人深省。他说：“悼亡诗总需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而促成之者，往往是生活遭遇坎坷，从悼亡中寻求同情与补偿，符合抒情诗的总规律，符合诗可以怨的原则。”（页244）深情而又能引发关于人生和宇宙的思考，那就是成就一个大诗人的知识、思想和情感的基础。杨先生在讨论弥尔顿悼亡诗的背景上，探讨中国悼亡诗传统，在比较中作出对悼亡诗的评价和理解，就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学提供了比单一文学传统更广阔的视野、更新颖的角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范例。

正如杨先生所说，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开阔视野”、“洋为中用”，所以谈论外国作家和作品，很自然会涉及中国文学，也很自然会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另一位前辈学者是王佐良先生，他有一本英文论文集题为《论契合》，其中对文学翻译、近代中西文学关系、现代中国作家和诗人与西方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一些英国作家在中国的接受情形，都有深入的讨论。不过《论契合》是用英文写的，其中介绍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和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形，更多是为英文读者而作，我在此不拟详细讨论。但我希望对比较文学，尤其是对近代中西文学关系感兴趣的读者，能够注意王佐良先生这本颇有价值的书，其中的讨论和许多见解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