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的理解和表述

我在前面第二章说过，在西方学术环境里，东西方比较研究目前还并非主流，还处于边缘地位。然而中国的情形当然不同，学界前辈们早已在中西比较的领域中取得不少成就，足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典范。除20世纪早期有关比较文学的翻译介绍之外，像陈铨、范存忠等许多学者都已写出不少扎实的文章，探讨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¹⁾。我在本章将介绍几位前辈学者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都涉及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讨论的问题上，在研究方法和具体材料的选择上，比前一章介绍的西方研究著作，也许能给我们更直接、更亲切的启迪。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美学研究的权威。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谈美》、《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许多重要著作，以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和维科《新科学》等许多译著，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了好几代爱好文艺的青年和研究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学者。朱先生的文笔清朗，极善条分缕析，推论说理。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在他笔下写出来，都有如一股清泉，汩汩流淌，沁人心脾，绝无半点污泥浊水的昏暗晦涩。这就使我想到理论的深刻和论述的明晰之间的关系问题。朱先生讨论和翻译的西方美学著作，原文往往都很艰深，但他总是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把深刻的思想表述出来，使读者较易理解。这当然要归功于朱先生超乎一般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但这又绝不仅是文字功夫，而首先是他把原文理解得十分透彻、思考得十分清楚的结果。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号称讨论理论问题的文章，读来佶屈聱牙，让人似懂非懂，道理似是而非，文句半通不通，加上一些面目可憎的生造词语，以晦涩冒充深刻，读来令人昏昏欲睡。这实在是文章之大病，文章之大劫，而究其原因，则往往是写文章的人自己既未把握中文表达技巧，又不能透彻理解西方的语言和思想；自己就懵懵懂懂，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不是自欺而欺人？其实语言和思维，文字和思想，本来就是二而一、不可分的。思想不清楚，文字表达也就不可能清楚。思想深奥，固然可能有一种理论的艰深，但文字晦涩，却并不就是深刻的迹象。能不能用中文清楚表述和讨论西方文学理论，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更是理解和阐释的问题。所以要能做好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就必须很好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而且必须对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我们读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就可以从中体会思想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力求在自己写作时，做到思想明晰，表述清楚。

有人谈论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的问题，认为近代以来，西方输出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我们不能不用西方的术语来讨论文学艺术，于是我们丧失了自己传统的语言，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思想。这一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把所谓“失语”理解成我们不能用清楚明朗的语言来表达思想，那就陷于荒谬了。其实在西方学界，也有不少人讨论理论语言抽象虚玄，使用生造的术语，所谓jargon－laden lan－guage的问题。可见语言表达的困难，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西方语言和中国语言在表述方式上的确有些不同，但说到底，思想和语言是不可分的，我们总是在语言中思维，语言并不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这可以说在20世纪有关语言、思维的研究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语言达意的困难和局限是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常常讨论的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就说过：“凡可言者就可以清楚地说出来；凡不可言者，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²⁾《庄子·知北游》描写知问道无为谓于元水之上，“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后来去请教黄帝，黄帝告诉他说，“不知答”的无为谓才是真正知道之人，因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我们不是圣人，不必跟着去责怪语言无用，也不必以患了“失语症”为托词，为自己不善表达开脱责任。研究学问的人应该而且也能够做到的，是尽量理解透彻，把问题想清楚，然后用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述思想。朱光潜先生以及本章要介绍的其他前辈学者的著作，在这方面为我们就树立了很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