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终结、意义和叙事
西方文学研究有许多重要著作，我在此想以几部有影响的著作为例，具体介绍文学研究的方法。我首先要提到的是弗兰克·凯慕德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题为《终结的意识》（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凯慕德是当代西方学识极为丰富的批评家之一，他对《圣经》文学、莎士比亚和17世纪文学有深湛的研究，对现代欧洲文学也很有研究。《终结的意识》一书讨论小说理论，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文学叙事和意义的理解，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一部经典性著作。这里所谓终结，是说人出生到世界上，总是生在早已确定的社会、语言、文化和历史环境中，人离开人世的时候，社会、语言、文化、历史还会继续存在，所以人的一生总是处在中间，既见不到宇宙的开端，也见不到世界的结束；而人又总想了解自己生命和世间事物的意义，于是不得不构想一个结尾，因为只有事情告一段落，有头有尾，才可能呈现出完整的意义。凯慕德说：“就像诗人叙事从中间开始一样，人们出生到人世，也是投入中间，in medias res；而且死也是死在中间，in mediis rebus，为了懂得生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就需要建构开端与终结的故事，以使生命和诗有意义。”(1)
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来，凯慕德找出“终结”这个不仅与叙事文学、而且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主题，便可以从宗教、历史、哲学等多方面来展开讨论，并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上，讨论叙事文学和小说的结尾。这种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比挑选两部或几部文学作品来比较，往往可以范围更广，更带有理论意义。凯慕德这本《终结的意识》一书的确涉及面很广，谈到《圣经》、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费奥里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中世纪到近代的一些宗教思想，谈到纳粹第三帝国的神话，谈到亚里士多德、尼采和瓦亨格尔（Hans Vaihinger，1852—1933）等多位哲学家，书中评论到的诗人和作家就更多，从荷马、斯宾塞、莎士比亚、叶芝、庞德、艾略特、萨特到法国新小说家罗布·格利叶，包括了西方文学传统中各时代许多重要人物。这本书内容包罗虽广，语言又概括凝练，但却往往不做基本解释，直接就进入较深层次的讨论，好像预先假定读者已经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对讨论的各方面问题也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大概很多人会觉得，这对读者的要求未免太高了些，这本书也就显得颇不易读。不过凯慕德在广阔的背景上来讨论小说理论，其论述就有深厚的基础，而他提出的“终结意识”也就成为理解叙事结构和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
《圣经》以讲述上帝创造世界的《创世记》开始，以预言世界末日的《启示录》结束，所以凯慕德一开始讨论《启示录》，尤其是历史上许多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各种计算和预测。一些宗教团体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依据《圣经》记载的情节或象征来推算世界末日，如公元1000年就曾引发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测和推想。世界并没有在那一年毁灭，但后来1236年、1367年、1420年、1588年、1666年，还有19世纪末等等，都曾引发启示录式的末日幻想。有趣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费斯丁格尔（Leon Festinger）让他的几个研究生潜入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一个宗教团体，白天参加他们的聚会，晚上便回到住处做记录。结果他们发现，虽然世界末日并没有按这个团体预言的日期来临，但却完全无损于这个团体信徒们的信念，因为他们会立即重新计算，提出一个新的期限，然后等待新算出来的世界末日来临。由此可见，终结的意识是多么重要，多么顽强。
我们也许会取笑这样的迷信，但我们自己其实也需要类似的虚构结尾，也需要终结的意识。凯慕德说：“处于事物中间的人会做出相当大的努力，构想出圆满的框架，设想出一个结尾来与开头和中间阶段满意地融合在一起。”（页17）人生本来如此，描述人生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当然更是如此。小说就总是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没有结尾，故事就不完整。我们对于结尾的期待，和上面所说对世界末日的期待，不是也多少有一点相似吗？不过我们虽然预期故事总有个结尾，但如果结尾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不能出人意料，我们又会觉得这故事太过简单，因而平淡无趣。所以哪怕结构最简单的故事，也不会平铺直叙，完全没有一点曲折。情节发展中的突然转折（peripeteia）打破我们简单的预期，然后再引向圆满的融合，在戏剧和叙事文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法。凯慕德说：“转折愈出奇，我们就愈会觉得那部作品尊重我们的现实感；我们也愈肯定那部小说打破我们天真的预期那种普通的平衡，由此而为我们有所发现，为我们找出真实的东西。”（页18）换言之，我们一方面需要结尾，另一方面，我们又意识到结尾的虚构性，意识到现实往往比我们构想的圆满框架要复杂得多，所以愈是打破我们预期结尾的叙事，愈能把叙事情节的发展复杂化，就愈有一种接近真实的感觉。
凯慕德把钟表走动的嘀嗒声作为最简单的叙事结构，嘀是开头，接着有一个中间段，然后是嗒的一声结尾。他说：“我把钟的嘀嗒当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情节的一种模式，是使时间具有形式来人化时间的一种组织；在嘀和嗒之间的间隙就代表纯粹延续性的、未经组织的时间，那就是我们需要去人化的时间。”（页44）钟表的走动本来是纯粹机械的重复，完全是人的意识加在钟表机械运动之上，才在当中分出嘀和嗒，分出开头、中间和结尾，这就是“人化”（humanize）时间。也就是说，在本来纯粹连贯的延续中，人为取出一段来，将之设想为从嘀到嗒的整体。嘀嗒之间如果只是“纯粹延续性的、未经组织的时间”，那就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意义。所谓人化时间，就是敷衍出很多情节来使之一波三折，复杂而有趣。小说的结构就正是如此。所以凯慕德说：“所有这类情节变化都有一个前提，都要求有一个结尾可以加在整个时间段和意义之上。换句话说，必须除掉中间阶段的简单序列，除掉嘀嗒的空洞，除掉从人的观点看来毫无趣味的纯粹延续。”（页46）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有一个基本概念作为讨论的基础，哪怕像钟表的嘀嗒声这样简单寻常的东西，也可以在理论框架中显出意义来，而且正因为简单，钟的嘀嗒就成为叙事结构一个明确而有趣的模式。
一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就是去人化时间，把从嘀到嗒这个简单的情节模式复杂化。然而无论怎样复杂变化，要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要有意义，就必须得有最后的终结。换句话说，有了嘀，我们就必然期待着嗒，没有嗒，我们就总觉得事情还没有了结，在心理上就总不会有完结的稳定感和满足感。明人胡居仁著《易象钞》卷十四有句话说：“人犹区区以六尺之形骸为人，生不知所以来，死不知所以往，真谓大迷。”那意思就颇接近于凯慕德说人生来死去，都总是处在中间，而这种中间状态会产生一种迷茫的感觉。人要消除迷茫，理解事物、理解自己的生命，就必须有终结意识，必须建构一个结尾来理解人生的意义。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又应该认识到结尾总是人化时间的构想，而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不是完全绝对的终结。记得在我老家四川成都北郊的新都有宝光寺，那里有这么一副颇带禅味的对联说：“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上联大意是说，出家人遵循超乎世俗法律的佛法，然后才认识到不同于世俗律法之法，才是真正的法。下联阐述“了”即了结这一概念，就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面讨论的终结意识。我们一生一世永远只是处于中间，对我们说来，了结总是相对的，世界还会继续存在，事物也还会继续发展，所以我们建构的结尾只是告一段落，也就是“了犹未了”。但最后“不了了之”一语，并不只是无可奈何、消极被动的意思，而可以理解为意识到天下事都不是绝对的了结，终结总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意识到终结是人为的建构，这本身就应该是终结意识之一部分。
这就引我们到我要介绍的另一本书，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著《为情节而阅读》（Reading for the Plot，1984），尤其是书中与凯慕德所谓终结意识有关的部分。如果凯慕德从结尾来讨论小说，布鲁克斯则从情节发展来讨论叙事文学，但情节的变化和结尾当然密不可分。布鲁克斯说：“首先，情节是一切书写的和口述的叙事所必有的因素，没有至少是最低限度的情节，任何叙事都是不可想象的。情节是内在连接和意图的原则，没有这一原则，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叙事的各个成分——事件、插曲、行动等：即便像流浪汉小说这样松散的形式，也会显出内在连接的手段和结构性的重复，使我们得以建构起一个整体。”(2)整体这一概念当然包括了凯慕德所说的嘀和嗒，即开头、中间和结尾，而情节就是整个叙事的变化过程，是把时间人化，通过事件、插曲、行动等结构成分向结尾的推进。所谓内在连接，是指在叙事过程中从一个环节发展到另一个环节，这当中也就体现出作者叙事的意图，所以布鲁克斯把情节称为“内在连接和意图的原则”。
在这里，结尾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在情节推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知道叙事的意义，因为情节发展的方向随时可能变化，故事的线索也没有固定，一切尚无明确的轮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的稳定。只有结尾才会给叙事画上句号，使故事完整而呈现出全貌和意义。布鲁克斯说：“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开端的意识必然被终结的意识所决定。我们可以说，我们能理解文学中当前的时刻，或扩而大之人生中当前的时刻，理解它们在叙述上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在结尾建构性力量的预期当中来理解它们，而正是结尾可以反过来赋予当前的时刻以秩序，赋予它们以情节的意义。”（页94）我们阅读一部小说时，总是在结尾的预期中理解情节的发展，而只有到了结尾，有了完整的故事，我们才可以回过去看清情节发展的轨迹，明白整个故事的意义。
布鲁克斯讨论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著名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因为侦探小说也许最能说明结尾的“建构性力量”，为我们指出结尾如何反过来使整个叙事过程显出发展轨迹，具有整体意义。福尔摩斯侦探案之所以著名，一个重要原因是故事结尾总会出奇制胜，打破我们的预期。我们往往会像福尔摩斯的朋友华生医生那样，自以为找到了罪案线索，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结果却发现我们的推论错误，也就总是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故事结尾，往往会由福尔摩斯或罪犯本人从头讲述整个犯案过程的来龙去脉，使我们明白真相，而那种复述既能按照严密的逻辑，反过去把故事情节发展中每个事件、插曲和行动都联结起来，赋予它们秩序和情节的意义，又能打破我们的预期，显出大侦探福尔摩斯或作者柯南·道尔比我们都要高明得多，同时也大大增加我们阅读的乐趣。叙事或所谓讲“故事”，就是复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而侦探所做的就正是重建已经发生过的罪案，所以布鲁克斯说：“侦探小说可以揭示任何叙事的结构，尤其显露出叙事是重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侦探追溯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由此发现并重建叙事的意义和权威，就代表了叙事表现的过程本身。”（页244—245）换言之，侦探小说的情节必然曲折复杂，扑朔迷离，最后的结尾又能反过来把整个过程解释得明明白白，天衣无缝，所以侦探小说的结构可以把一切叙事的基本模式表现得最清楚。
布鲁克斯从情节和结尾的叙事结构出发来讨论弗洛伊德，那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讨论心理分析很有趣而且成功的例子。弗洛伊德本人颇有文学修养，在他的著作中常常谈到一些文学作品，分析过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歌德等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但弗洛伊德派的文学批评把心理分析的基本概念用来分析文学，把文艺都视为受到压抑的里比多（libido）即性欲冲动的升华，似乎和精神病症状没有根本区别，就实在是这派批评一个根本的局限。一些教条式的心理分析派批评家在文艺作品中寻找性象征，把一切都看成性升华的表现，就更是走极端，等而下之。布鲁克斯谈弗洛伊德就摆脱了这类局限，从情节和结尾的形式因素出发去重新解读弗洛伊德，见出弗洛伊德的文本在叙事建构方面的意义。他先讨论萨特和存在主义对生命的理解，强调人一生的意义最终是由死来确定，并直接与凯慕德的终结意识联系起来。他说：
正如弗兰克·凯慕德所说，人总是处于“中间”而没有关于起源和终点的直接知识，所以会寻求想象中的完结以赋予经验以意义。我已引用过瓦尔特·本雅明的话，认为人的生命“在死的一刻才第一次具有可以转述的形式”。本雅明分析了生命的意义只在死亡中才显现这一寻常说法，他得出结论认为，在叙事中，死会提供故事的“权威性”，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在叙事小说中会寻求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认识，那就是对死的认识。（页95）
死是一个人生命的最后终结。布鲁克斯认为，如果死作为生命的终结可以反过来揭示人一生的意义，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就可以把弗洛伊德所著《超越快乐原则》（1920）称为一种原初情节（masterplot），因为他在此文里“极完整地勾画出生命如何从开端到结束的全部轮廓，每个个人的生命又如何以其独特方式重复那原初情节，并面对个人生命的完结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个问题”（页96—97）。一般说来，人总会遵循快乐原则，在生活中追求意愿的满足，可是有时候却出现打破这一原则的情形，例如经过战争或有别的类似痛苦经验的人，常常会违背梦是意愿的实现或满足这一理论，在睡梦中回到痛苦的一刻，重新经历已经过去的痛苦。这样重新回到过去时刻，与叙事讲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都是一种重复，而在想象中重复在现实中无法控制的事情，则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说来，可以理解为变被动为主动，在想象中得到满足。
弗洛伊德论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选择三个盒子的一幕，就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为变被动为主动做了颇为独特的解释。在《威尼斯商人》中，巴散尼奥向美丽而富有的波希亚求婚，但按照她已经去世的父亲事先的规定，凡来向波希亚求婚的人，都必须在金、银、铅三个盒子中做选择。金和银看起来贵重，但其实那只看来不起眼的铅盒里藏着波希亚的肖像，才是正确的选择。弗洛伊德认为，盒子是女性的典型象征，所以此剧中选择盒子也就是在三个女人中做选择。在神话、童话和文学作品中，三都是很重要的数字，很多故事里都有三个女性，而且往往第三个最年轻，最美丽，也最善良。如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李尔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其中最年轻的第三个女儿柯蒂利亚最好；希腊神话中帕里斯在三位女神中做选择，也是以最年轻的一位为最美，把金苹果给了爱和美的女神；童话中的灰姑娘也是最年轻的第三位女性，她有两个相貌丑陋、心地也不好的姐姐，她虽然长得容貌娇美，却整天做家务，弄得蓬头垢面，像铅一样，外表寒伧、沉默不语。
弗洛伊德说：“柯蒂利亚把她真正的自我隐藏起来，变得像铅一样不起眼，一直沉默寡言，她‘爱然而不愿表露’。灰姑娘把自己躲藏起来，让人无处寻找。我们也许可以把隐藏和沉默等同起来。”(3)巴散尼奥选择了铅盒，并且说铅色之“苍白比滔滔雄辩更能打动我”（Thy paleness moves me more than eloquence）。金和银好像“滔滔雄辩”的大声喧哗，铅则好像藏而不露，沉默无语。弗洛伊德说：“如果我们决定把我们讨论的那‘第三位’的特点定为‘沉默寡言’，那么心理分析就不能不说，沉默寡言在梦里很常见，是死的代表。”(4)这就是说，苍白的铅、隐藏和沉默，这些都是死亡之象，所以柯蒂利亚、灰姑娘等女性，从心理分析解释说来，就都是死之代表。巴散尼奥选择铅盒，选择波希亚，也就是选择了死亡。弗洛伊德说：“从童话中毫无疑问还可以找到更多例证，说明沉默寡言可以理解为代表死亡。如果我们按此推论下去，那么姊妹中应该选择的第三位就是一位死去的女子。不仅如此，她还可以是死亡本身，即死之女神。”(5)弗洛伊德接下去谈到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其中第三位叫阿特洛珀丝（Atropos），意思是绝不心软的，当她用剪刀剪断一个人命运之线，这个人就会死去，所以这第三位也是死之女神。
可是神话、童话和文学作品中选择的第三位女性，往往是最年轻、最美丽、最善良的，如果说她代表死亡，岂不是一大矛盾？但弗洛伊德说，这对于心理分析说来并不难，因为在心理分析中，可以把这类矛盾视为一种常见的倒转手法：“我们知道，人利用想象力（幻想）来满足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意愿。所以他的想象起而反抗体现在命运三女神这一神话中对真实的认识，并自己去建构一个神话来取而代之，在他的神话里，死之女神被替换为爱神或人间最像爱神的一个女人。于是姊妹中的第三位不再是死亡，却是女人中最美、最善、最迷人、最可爱的一位。”(6)死作为人生的最终结局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人的幻想中却成了一种选择，而且所选的不是可怕的死，而是娇美可爱的女性，这就说明人在虚构的故事中，如何把本来被动的无可选择，变为主动的选择。
然而，变被动为主动只是一方面，梦魇，做噩梦，在梦中重复痛苦或可怕的经验，也完全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重复，是受到比快乐原则更原始、更本能的另一种力量所驱使。弗洛伊德认为人和最原始的有机物一样，都有一种普遍的本能，那就是“有机生命固有的、回到更早状态去的冲动”。原来生命的本性并不是趋动，反而是好静的，所以本能体现一切有机生命体的惰性和保守性。如果没有外来刺激，有机体会永远重复同样的生命历程，甚至回到无生命状态，走向死亡，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人本能的死亡冲动。布鲁克斯描述弗洛伊德的文本，认为一方面有希望尽快发泄以得到满足的快乐原则，那是文本向前推进的一个冲动；另一方面，在文本中通过重复来运作的又是死亡本能，是回到最初状态的冲动，而重复会推迟快乐原则想尽快得到满足的追求。于是，正如布鲁克斯所说，在弗洛伊德的文本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情形，其中有两条向前推进的原则互相作用，产生延宕，即一个拖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延迟会产生快感，因为人知道延迟——或许就像交合之前的挑逗调笑？——是达到真正终结一条必要的途径”（页103）。从叙事结构说来，这种延宕产生的张力，也就是情节的曲折变化，是既向结尾推进，又一波三折，推迟结尾的到来。在戏剧和小说的叙事中，这往往表现为情节主线和支脉同时并存，叙述一条线索到一定时候，又转到另一条线索去重新叙述。布鲁克斯说：“弗洛伊德描述‘摇摆的节奏’尤其使我们想起，一部情节复杂的19世纪小说往往会把一组人物在关键时刻放下不表，去叙述另一组前面讲到过的人物，把他们向前推进，然后又急忙回到第一组人物来，在这当中造成一种不平衡的前进运动，退一步，再更好地向前。”（页104—105）。弗洛伊德的文本于是成为叙事结构的一个模式，其中情节的发展固然以达于结尾为目的，但又总是节外生枝，产生延宕，通过曲折的弯路走向结尾。
布鲁克斯讨论弗洛伊德著名的“狼人”（Wolf Man）病案，把心理分析案例作为叙事小说来解读。所谓“狼人”是一个叫谢尔盖·潘克耶夫的俄国移民，他在1910年以后成为弗洛伊德的病人，而弗洛伊德对他一个梦的分析，对心理分析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此人常梦见在一个冬夜里，有六七只白色的狼坐在一棵树上，心里深感恐惧。弗洛伊德指出这个梦境和“小红帽子”之类有狼的童话相关，大概受到病人小时候读过故事的影响。经过仔细而复杂的分析，弗洛伊德最后得出一个令人很难相信、但对于心理分析理论来说又十分重要的结论，即认为梦的起因是病人在一岁半时，因为生病躺在父母的房间里，下午醒来，正看见他父母穿着白色内衣在行房事，这就构成一个“原初场景”（primal scene）；到病人四岁时，这场景经过转换，呈现为有白色的狼那个梦，而这就是后来这个人许多心理和精神病问题的最终根源。这里所说儿童时候发生或观察到的事，会保存在无意识中，成为“原初场景”，后来再通过梦境表现出来，成为意识生活中许多行为和精神病症的重要根源，这在心理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观念。由于这个梦里有狼出现，而此梦的解释在心理分析中又非常重要，于是这个病人也因此得名为“狼人”。布鲁克斯把弗洛伊德的分析与侦探的工作相比，因为梦既是心理根源曲折的表现，又是一种掩饰，表面和实质之间关系十分复杂，需要侦探那样的分析和解释，才可能得出真相。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在分析了梦，得出了对心理分析说来十分重要的所谓“原初场景”概念之后，却又立即讨论这结论是否真确可靠，质疑这“原初场景”会不会是想象的虚构，究竟那是“原初场景”还是“原初幻想”？弗洛伊德明白，一般人很难接受他对这个梦的解释。他说：
我当然知道，这一阶段的症状（对狼的焦虑和肠胃不适）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解释，而毋须涉及性和性的组织中一个生殖器意识之前的阶段。那些宁愿忽略精神病症兆和事件之间联系的人，就会去选择这另一种的解释，而我当然无法阻止他们这样做。有关性生活的这类萌芽，除了我上面这样用走弯路的办法之外，很难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7)
弗洛伊德承认，像“狼人”病案中的“原初场景”，事件发生在病人才一岁半这样的幼儿时期，在四岁以后以梦的形式呈现，对一个人成年后的生活又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其实都“不是作为回忆产生出来，而必须从许多暗示中逐渐而非常细致地揭示出来，甚至可以说建构出来”。不过他又坚持认为，这种建构出来的场景虽然不是来自于回忆，但也并不就是虚构的幻想；恰恰相反，分析得出的“原初场景”与回忆有同等价值。弗洛伊德说：“其实梦就是另一种回忆，虽然这种回忆要受制于夜晚的条件和形成梦之规律。我认为梦之反复出现，就说明病人自己也逐渐深信那原初场景的真实性，而他们那种信念无论在哪方面，都绝不亚于基于回忆的信念。”(8)如果心理分析像侦探工作，那么弗洛伊德在此几乎等于承认，他不能肯定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就是真相，是否就是真正的事实。从叙事结构的角度看来，那就是使结尾成为一种不确定的悬念。
把“原初场景”和“原初幻想”不作明确肯定的区分，在布鲁克斯看来，正好就是“弗洛伊德思想中最大胆的一个时刻，他作为作者最英勇的一个姿态”（页277）。弗洛伊德完全可以用各种办法来为他得出的结论辩护，但他却勇敢地面对事实，承认心理分析的结论有可能是虚构，甚至是幻想。这是弗洛伊德和一般教条式的心理分析批评家全然不同之处。布鲁克斯说：“弗洛伊德在他晚期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分析总是不可了结的，因为针对任何一种可能的结尾，抗拒和转移的力量都总可以产生新的开始。关于狼人的叙述必须完结，必须有一个轮廓，但这些完结和轮廓都是临时性的，随时可以重新打开来接受更多的意义和理论。……叙事理解要求结尾，没有结尾，叙事就不可能有圆满的情节，但结尾又总是临时性的，是一种假设，是必要的虚构。”（页281）这就是说，弗洛伊德很明确地意识到终结意识之重要，同时也意识到终结之建构甚至虚构的性质。他在关于“狼人”的病案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既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又对自己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就好像小说的情节发展到最后，达到一个结尾，可是又出现另外一个结尾的可能一样。有些现代小说就正是如此，在结构上做出新的尝试。这些现代小说和19世纪福尔摩斯那种侦探小说很不同，情节发展到最后，会引出几种可能的结尾，就和弗洛伊德质疑自己得出的结论一样，具有一种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当代英国小说成功的作品之一，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就有决然不同的两个结尾，而且作者让读者看到情节发展如何推向这样不同的结尾，也就使读者意识到结尾的模糊性和建构性。这使我们又想起上面讨论过那副颇有禅味的对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意识到终结是人为的建构，这应该是终结意识之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布鲁克斯的讨论，我们可以明白弗洛伊德的文本为我们理解叙事的结构和意义，尤其是意识到结尾的建构性质，提供了又一个在西方具有经典意义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