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学理论与中西比较

对于否认中西比较，最有力的驳斥应该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内地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因为比较文学，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有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和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最好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往往具有比较的性质。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以及其他一些学术论文，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代表。钱锺书的著作不能简单归入比较文学一类，但他总是旁征博引，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传统的文本来比照和说明中国古代典籍，具体讨论其中的问题，就为我们的比较研究树立了最佳典范。像钱锺书先生那样读书多、思考深、真正说得上学贯中西的学界前辈，对东西方文化传统都有超出一般专家的了解、认识和修养，就绝不会轻言文化的独特性，更不会断言东西方毫无共通可比、相互借鉴之处。往往是读书少、知识面较窄的人，反而勇气与眼界成反比，见识越少，胆子越大，越敢于一句话概括东方，再一句话又概括西方，把东西方描述成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对立。其实文化之间必然是既有差异，又有相似或类同，文化上的同与异往往只是程度之差，而非种类之别，而跨文化研究也总是能为学术的进展开辟一片新的领域。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即便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需要多元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需要在跨文化的背景上来展开讨论，才理解得更深刻，认识得更真确。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展，我们可以抱着审慎乐观的态度预言说，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必将越来越成为学术发展一条新的、充满了希望和前途的路径。

我在前面提到过纪廉著《比较文学的挑战》，虽然他本人研究的范围是西方传统而非东方文学，但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指出，东西方研究是比较文学将来很有发展前途的领域。他的比较文学概念不是以集体或民族为基础，而是以“超民族”（supranational）概念为基础，即不是以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相互关系为起点，却是超越民族，甚至超越国际这类范畴，而以它们之间的中介区域为起点。提出“超民族”这一概念，是为了防止利用学术来达到狭隘民族主义的目的。纪廉引歌德的话提醒我们说：“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艺术，也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科学。”⁽¹³⁾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往往被理解为影响与被影响、中心与边缘、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这类不平等的关系，比较文学必须摆脱这类不平等关系，才得以一方面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避免毫无根基的世界主义。摆脱这两个极端，我们才可以去探讨本土与普世、同一与多样等一系列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去探讨涉及语言、文学、写作与阅读等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

纪廉列出“超民族”比较研究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有某些“共同文化前提”的比较（A模式），另一种是有“共同社会历史条件”的比较（B模式），还有一种是从“文学理论”去探讨共同问题的比较（C模式）⁽¹⁴⁾。第一种模式研究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作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背景，但却并不跨越这两者的界限。大部分欧洲文学的比较都属于这一模式，因为欧洲在历史、宗教、社会诸方面，都有大致共同的背景。探讨东亚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即中、日、韩各国作家和作品类似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中的差异和变化，也应该属于这一模式。第二种B模式是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条件的关系中，来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学体裁。许多带有历史或社会学色彩的文学体裁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个模式。最后还有依赖理论框架的C模式，那是超越单一文化背景，或超越某一历史时期相对同一的情形，去寻找某个或某些特别的问题来研究。纪廉认为，东西方研究打破同一文化背景的界限，也不限于考察相同的历史社会状况，而往往以理论探讨为基础，所以也就“为基于第三种模式的研究，提供了特别有价值和潜在可能的机会”⁽¹⁵⁾。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性，所以东西方比较研究和文学理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纪廉提出这三种模式当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我们做比较研究，也不必特别留意要去应用其中某一种，但他的论述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指引，他指出东西方研究与文学理论密切相关，就为中西比较文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当然，任何一种文学研究都有理论背景，但东西方比较文学，尤其在讨论近代以前的文学时，并没有共同文化背景为前提，也没有事实联系即实证主义式来源和影响的概念做基础，所以尤须在文学理论中去寻找正当性的理由，也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论证其价值。当然，东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实际接触，也还有大量工作可做，但这类研究要有新意，要能启发我们的心智，也必须要有理论的深度，不能只停留在实际接触、相互影响这类历史事实的细节上⁽¹⁶⁾。

东西方研究的成长恰好与批评理论的发展大致同时，这并非偶然。不过文学理论既然为东西方研究奠定基础，十分重要，我们就不可避免要探讨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经常提出来、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老问题。在讨论中西比较文学的可能性一篇较早的文章里，袁鹤翔就把这个问题很清楚地提出来了。他说：“我们采用（甚至迎合）西方批评理论，以之分析、评价中国文学作品，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西方理论的可应用性。”⁽¹⁷⁾这里提出的是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说得直截了当些，就是质疑西方理论是否能应用于中国文学作品。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理论之为理论，就在于理论原则可以超越文化的特殊和历史的偶然，具有普遍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理论可以转移到不同的文化环境。既然东西方研究所比较的文学作品往往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其社会历史条件也很不相同，于是只有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才可能为之提供比较的基础或框架。

我认为袁鹤翔指出的问题并非来自文学理论的文化特性，而是来自西方理论和中国作品之间并不平等的关系。只要西方提供各种理论，而东方只提供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和评判的文本，只要东西方比较只是机械应用西方理论来做研究，把各种各样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一个接一个用来分析中国文学的文本，那种不平等的关系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事实上，这正是东西方比较文学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在我们的研究中取得成果。

因此我认为，“应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东西方比较文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纪廉提出那第三种模式的理论框架，不应该是与非西方文本的阅读格格不入的、现成的西方理论。对于理论，我们不仅有了解的兴趣，而且有认识的必要，但究竟怎样去了解和认识呢？任何理论都是对一些具体而基本的问题作出回应，所以我们应该去研究理论和理论概念得以产生的那些基本问题和现象。这就是说，我们不要从现成的理论框架及其概念和方法出发，不要以为这些概念方法可以像万应灵丹那样应用到任何文本上去。我们也不应该机械地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来分析中国文学，而应该在每一次研究中，都重新去界定理论的问题，从现成的理论回溯到理论之所以产生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现象，回到语言、意义、表达、再现、文本、阅读、理解、解释、批评以及它们的文化前提，看理论怎样从这一类基本的问题产生。这类基本问题往往比理论的表述更普遍，同时又带有理论性质。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一层次的“原理论问题”，而且这些都是不同文学和文化传统共有的普遍问题，存在于纪廉所谓“超民族”的共有区域。这样来讨论理论问题，我们就不会是机械应用现成的、预先设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独立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理论问题从何处产生，如何产生，也才可能了解如何从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角度去检验、调整和重新表述理论。只有用平等的眼光，看理论问题如何从这些基本材料、问题和经验中产生，又如何在不同文化和文学中得到不同的表述，我们才有希望避免把西方理论简单套用于非西方文学，从而避免在理论的层次上，重复西方对东方新的殖民。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正是当代西方理论所强调的，如果我们完全盲目地模仿西方，不顾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实际，一味追赶西方理论的新潮，岂不是深具讽刺意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