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比较面临的挑战

否认或至少怀疑中西比较文学，通常是综合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指出中西文学之间，尤其在近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接触（即没有“事实联系”）；另一种则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看法，强调东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而且总是把中国视为构想出来的一个西方的反面。有人把这两种看法综合起来，再加上文学研究应该“政治化”的观点，批评中西比较文学是一种“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空想。我想就以此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中西比较文学面临的挑战。虽然这一挑战来自海外的学者，也许在国内并不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必须了解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情形，不能只满足于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还自以为两者之间没有距离和隔阂，所以了解国外学者对中西比较文学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对我们说来很有必要。

那位否认中西比较文学的批评者站在西方当代理论的立场，对汉学和中西比较文学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传统的汉学固执保守，拒绝接受当代西方理论，不了解语言和现实之间完全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却天真地以为通过汉学家识得汉字的语言功夫，就可以认识到现实和文本的真实意义。至于中西比较文学，他则认为其错误不在拒绝理论，而在接受了形式主义和人文主义那类错误的理论，没有跟上最新的后现代理论潮流。在这位批评者看来，汉学和中西比较文学还有另一个错误，那就是希望有一种客观、中性、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研究。他宣称中西比较文学“基本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特别在涉及近代以前的文学时，是被“铭刻”在“一片不可能的学科空间里”。中西比较要跨越东西方根本的文化差异，找出共同的理论问题或获取比较诗学的某些洞见，在他看来，就不可能“处理中国文化客体那种根本的他者性（the radical alterity）”⁽⁸⁾。可是从什么角度看来，或者说在谁的眼里，中国文化客体才展现出“那种根本的他者性”呢？这一提法本身不就明明预设了一个外在的观点？这不就是说，只有从西方的立场出发，才可能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他者性”，才可能判断那种“他者性”有多么“根本”吗？然而要做这类判断，前提是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这样巨大而复杂的传统，必须先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西方文化和文学这同样巨大而复杂的传统，也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为只有对东西方文化的全部都了解透彻之后，你才可能看出二者之间是否有“根本的”差异。然而在事实上，那些断定中西文化毫无可比之处者，那些宣称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具有“根本的他者性”者，大多恰好是对中国文化既不甚了然、对西方传统也知之甚浅者，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了解东西方文学和文化，而只是把丰富的文化传统极度简单化，做一些漫画式的描述，依据的只是一些想当然的印象，表述的也只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成见或者偏见。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根本的他者性”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建构，而绝非什么独特中国本质的真确再现。不仅如此，那位批评者把东西方比较文学视为“乌托邦”，又不断把乌托邦等同于逃避意识形态的一种天真幻想，更显出他对西方传统也缺乏了解。乌托邦乃是理想社会的设计蓝图，可以说从来就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或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表面看来也许像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但正如研究乌托邦的学者贝克尔—史密斯所说，那是一种“政治的幻想”⁽⁹⁾。《乌托邦》第一部并没有描述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而是对莫尔时代英国社会的强烈批判，尤其是对圈地运动和纺织业的发展，即对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批判。正是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莫尔描绘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社会，名之曰“乌托邦”，而他从希腊语杜撰这个新词的含义，既是“乌有之乡”（Utopia），又暗示“美好之乡”（Eutopia）。所以政治学家斯金纳说，在那本名著里，莫尔关注的“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那个乌托邦岛，而是‘最佳的政体’”⁽¹⁰⁾。为了实现建立“最佳政体”即一个理想社会的目标，莫尔在《乌托邦》里主张消灭私有制，设计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简单生活方式。

在过去两三百年中，人们的确常常把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认为那是幼稚甚至反动的空想，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想社会真正科学的理论，已经取代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可是，当代思想对19世纪的科学主义和黑格尔式对所谓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强调，已经有了批判的认识，于是把乌托邦视为空想并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也就丧失了说服力。20世纪西方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还有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人，都坚持认为乌托邦的理想具有改变社会的、革命的意义⁽¹¹⁾。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又常常把乌托邦与现代政治现实中国家形态的社会主义，例如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但正如克利杉·库玛所说，乌托邦的观念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更不是乌托邦的终结⁽¹²⁾。所以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乌托邦绝不是凭空虚构，却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色彩；把乌托邦等同于一种逃避政治的幻想，那不过是对乌托邦的无知，而且恰好是政治上十分幼稚的看法。

对乌托邦、政治、意识形态等概念，我的理解和否定中西比较文学那位学者的看法很不相同，这种差异当然和我们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也代表了西方的比较文学与我们要建立的中西比较文学之间的差异。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出，在西方当前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哪些概念和思想处于中心地位，哪些又处于边缘。那位否认中西比较文学的批评者并不认为一般的比较文学不可能，因为比较文学在西方不仅可能，而且早已成熟，具有自己稳定的地位，他所谓处在“一片不可能的学科空间里”那种“乌托邦”空想式的东西，指的是中西比较文学。这当然毫不足怪，因为某些西方汉学家，还有某些治中国文学或历史的中国学者们，总认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传统独特无“比”，所以对中西比较研究，他们总是投以不信任的眼光。另一方面，一些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则抱着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一味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也怀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样一来，寻求中西文学和文化之间可比性的努力，往往一方面受到研究中国传统的专家们怀疑，另一方面又被西方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忽略或鄙视。但是，无论中西比较文学面临怎样的挑战，或者说正因为这种挑战，我们更应该努力去争取获得有价值的成果。在当今世界，中国正在逐渐摆脱近二百年来贫弱的状态，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中西比较文学也必然会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这当然只是就总趋势和大环境而言，真正要改变现状，使中西比较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