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前一章“引论”中，我简略讨论了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历史和现状，强调东西方比较研究之重要，说明我们要使比较文学真正有所突破和发展，就不能把西方理论和方法机械应用到东方的文本上，而必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以东西方共有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基础，以全球的眼光和多元的视野来研究世界文学。在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早在1930年就出版了法国学者罗力耶（Frédéric Loliée）著《比较文学史》，由傅东华从日文和英文转译为中文，数年后，又出版了戴望舒直接由法文翻译的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著《比较文学论》。这说明比较文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和西方的研究密切相关。从那时以来，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已经形成自己的历史，也取得了许多成就。20世纪70和80年代，比较文学在台湾和香港曾有蓬勃发展，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更在中国内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不过中西比较文学要求研究者对中国和西方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传统都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有范围广阔的知识准备，有独立思考和深入分析的能力，同时要熟悉国外的学术研究状况，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其门而入，更不用说登堂入室，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了。既然比较文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超越单一民族传统的视野来看问题，中西比较文学更要求我们对西方的研究状况有深入了解，所以我在这一章要讨论的重点，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或现状，而是在当前的国际学术环境里，我们要推展比较文学研究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换言之，本章讨论的重点是如何使东西方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
也许出于偶然巧合，两部讨论比较文学的英文专著都在1993年出版。一部是苏姗·巴斯奈特所著《比较文学批评导论》，由布拉克威尔（Blackwell）出版社在英国刊印。另一部是克劳迪欧·纪廉所著《比较文学的挑战》，原著用西班牙文写成，初版于1985年，英文译本也在199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一年，1992年3月至6月号的《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也刊载了几篇文章，检讨学科领域的变化发展。此外，还有一本与中西比较文学有关的论文集，由张英进主编，题为《多元世界里的中国》（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更近一些，则有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检讨学科现状所提出新的十年报告，由苏源熙（Haun Sau－ssy）主编，2006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印行，书名题为《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这书名很明显地表示，在我们时代当前的状况下，有必要重新检视比较文学的现状。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别的文章讨论比较文学的状况，不过就我上面提到这些书籍和文章已经足以说明，在比较文学领域出现了自我审视和检讨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文学理论的普遍影响，另一个则是与理论影响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即西方学界对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文化和文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些趋势和迹象似乎都表明，现在正是大力发展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大好时机，可是实际情形却又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西方，许多学者对跨越东西文化界限的比较仍然充满怀疑，甚至觉得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无从比较。就是在中国，对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所以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在学术界还处于边缘，要成功改变这种情形，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提出一个论点，即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或至少是传统意义上作为人文学科的那种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巴斯奈特说，新派的比较文学正在脱离欧洲中心的传统议题，质疑欧洲文学大师们制造的西方经典，而这一新趋势的发展特别有赖于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她非常明确地宣称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后欧洲式（post－European）的比较文学模式，这个模式重新考虑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文学经典问题、文化影响的政治含义问题、文学史和时代划分等关键问题，同时又坚决拒绝美国学派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那种非历史性。”(1)巴斯奈特所谓“美国学派”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指的是纯粹着眼于审美价值去研究文学，而不顾及文学的民族性和政治经济的社会环境，指的是相信杰出的文学作品可以表现普世价值，具有使人向上向善而深化人性的效力。在她看来，这一类想法都早已过时，而且完全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政治和历史的性质。可是我们从前面一章讨论比较文学在二战之后的发展，就可以认识到所谓“美国学派”抛弃以民族和民族文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绝不是出于什么“非历史性”，却恰好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的变化，由当时的政治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狭隘民族主义是造成各民族互相冲突、导致世界大战的重大原因之一，这是战后世界里人们的普遍共识，也是所谓“美国学派”抛弃以民族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观念的历史原因。至于所谓“形式主义研究方法”，那并非某一民族的特性，更不是美国比较学者独具的特点。熟悉西方文论的人都知道，还有所谓“俄国形式主义”，而且这种“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
巴斯奈特一面宣称传统人文研究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另一方面又说新的比较文学改换了形式，“经过政治化而重新获得了生命力”（revitalized and politicized），活跃在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之中。她特别强调，这种政治化的比较文学与民族意识密切相关，于是她进而讨论民族身份认同问题，讨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而且就英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主张比较英伦各岛的文学，审查英格兰作为殖民者和爱尔兰作为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阅读一本比较文学导论，期待的是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放扩大，而不是眼界和心胸的收窄缩小，而巴斯奈特的书给人的印象，却恰好是后者，因为她宣称“不列颠比较学者应该做的事”，就是比较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文学，注意当中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2)！殖民与被殖民固然是重要问题，可是英国比较学者们如果只是去比较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文学，而不知在不列颠之外还有欧洲，在欧洲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世界，如果其他各国的比较学者也都依照这一模式，只研究自己国家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关注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问题，那就实在是学者眼界的急剧收缩，不能不令人失望。巴斯奈特固然也提到英国以前的殖民地印度，提到拉丁美洲的比较文学，认为那里的作家们在后殖民世界里，提出了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在她构想的欧洲之外的比较文学里，却几乎见不到东亚和中国的影子。因此，对于东西方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文学而言，巴斯奈特这本《导论》实在和我们所期待者相差甚远，对我们也不能提供什么帮助。
巴斯奈特把她所谓“新派比较文学”的未来与民族主义的命运联在一起，也令人怀疑是否明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比较文学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就很密切，但世界大战暴露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局限，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不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后殖民主义理论确实常常讨论民族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但这类讨论对中西比较文学有什么益处，仍然不无争议(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结成同盟，一起来压制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以及语言文学表现方式上的革新，而民族主义论述中暗含的东西方对立的思想，也很难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有建设意义的模式。
巴斯奈特的书大谈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危机和死亡，又大谈在东方后殖民世界里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通篇给人以冲突和斗争那种急切紧张的感觉，却好像完全忘记了许多人之所以阅读文学、研究文学，根本是出于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原因，一个简单得多，但也愉快得多的原因，那就是罗兰·巴尔特曾称之为“文本的快乐”（Le Plaisir du texte）那种原因。巴斯奈特那种“政治化”的比较文学概念摒弃了形式和审美价值，就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文本的快乐。这不仅使文学研究越来越脱离读者阅读文学的实际经验，而且也越来越脱离了文学本身。可是，难道文学只是社会文献或政治宣言，表露的只是一个人意识形态的趋向、文化身份的认同，或民族主义的情绪吗？难道我们必须把“纯粹审美的”和“纯粹政治的”理解为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吗？对中国人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说来，文学和政治相关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因为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学批评曾经宣称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其结果是把文学变成干涩枯燥的政治宣传品。所以我们对于把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的危害，不能不特别警惕。
《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1992年3至6月讨论学科现状的专号，一开头是编者乔纳森·哈特的导论，他在文章里并没有说比较文学在西方已经衰亡，而在后殖民世界里又获得了新生和发展，所以并没有把东西方做戏剧性的对比。他倒是认为比较文学在不断“扩展”，即不断跨过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但这种扩展“并不是一种帝国式的扩张，而是对我们使用的方法以及我们意识形态的前提，有越来越强的意识或自我意识”(4)。比较学者们之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自我意识，原因又是文学理论的影响，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形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从雅各布森到巴尔特和德里达，哈特举出了一连串理论家的名字。在谈到对西方文学和传统欧洲中心主义观念提出的挑战时，哈特认为在文化批判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新潮流后面，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被压迫者、殖民、后殖民的理论家们，例如爱德华·赛义德、斯皮瓦克、荷米·巴巴等人”(5)。虽然《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和其他一些刊物如《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近年来都经常发表一些东西方比较的文章，可是和巴斯奈特那本书一样，哈特这篇综述性质的导论却几乎完全没有谈到中国、韩国、日本即东亚的文学和文化。
东亚文学和文化在此的缺席倒也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意外，因为对传统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挑战毕竟来自西方文学研究机构内部，而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正代表了西方文学理论在这些机构中发生的最新变化。这一点在十多年前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发布的所谓“伯恩海默报告”（Bernheimer report）以及回应此报告的多篇论文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份报告和相关的论文反复讨论比较文学的性质、方法和内容，争辩比较文学应该以文学研究为主，还是以文化研究为主，可是却始终没有提到东西方研究，更没有把它作为有潜在发展可能的领域来讨论。不过我在这里指出，这些检讨比较文学现状的文章多多少少都忽略了东西方研究，并不是要抱怨这些文章的作者偏颇不公或目光短浅，而首先是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欧美的比较文学在传统上关注的是西方文学的主题、观念及相互关系，在西方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东西方比较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指出东西方比较的边缘地位，也就说明这种研究仍然是一片有待耕耘的沃土，仍然还有很多潜在的发展可能，比较学者们在其中还可以大有作为。换言之，我们要加倍努力，才可能使东西方比较成为全部比较文学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在此我应该说明，东西方比较文学的重要性并不是完全被人忽略，这一领域也绝不是一片没有人开垦过的处女地。且不说在20世纪早期，中国已经有比较文学的翻译介绍，也取得不少成果，在1970年代初，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已有许多学者开展了比较文学研究，而自19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更在中国内地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得到蓬勃发展。在美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为东西方研究提供了绿洲式的园地，举办过以东西方研究为主的研讨会，并有一些学术刊物发表有关论文。中国台湾、香港、内地以及海外比较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东西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和启迪，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比较文学导论是克劳迪欧·纪廉所著《比较文学的挑战》，他在这本书里就不仅充分承认东西方比较研究的重要，而且宣称从事东西方研究的比较学者们“大概是比较文学领域里最有勇气的学者，从理论的观点看来，尤其如此”。他甚至进一步指出，东西方比较打开了东方文学的宝藏，使比较文学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扩展了研究的范围和眼界，所以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这是“一种真正质的变化”(6)。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欧洲文学或欧美文学的比较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相比之下，东西方比较就毕竟还是一条新路，在西方学院的环境里，其正当性也还面临着各种质疑和挑战。
正如纪廉所说，东西方研究“在三四十年前，根本就不可能成立。那时候的比较研究完全着眼于国际关系，即杨—玛利·伽列（Jean－Marie Carré）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所谓‘事实的联系’（rapports de fait）。即使在今天，不少学者对于超越民族范畴和体裁界限的比较研究，仍然极不信任或至少是十分冷淡”(7)。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学者，大概都常常遇到来自学院里各专业领域的不信任、冷淡、质疑，甚至敌意。比较文学既然要跨越学科界限，中西比较更要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就必然会走进或者说侵入其他各类学科的专业领域，专家们对此会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专家们往往质疑比较研究缺乏深度，挑剔许多技术性细节的把握，对于比较学者们说来，这些都是一种鞭策，逼使我们把研究做得更细致、更深入。所以对比较学者说来，这种质疑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可是，专家们的质疑有时候也不完全是出于专科学问的严谨，或对相关问题的深度了解，而也有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眼光相对局限，心胸相对狭隘。其实，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和第一流的专家，都会了解自己专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也总会力求超越这类局限，而一个真正优秀的比较学者也首先应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然而是一个兴趣、知识和眼光都广泛开阔得多的专家。精专与广博本来就好像是学术的两条轴，缺一不可，只有两方面都得到充分平衡的发展，才不致单薄偏枯，也才可能绘制出色彩绚丽的图画。随着知识领域的扩大，随着专门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分化和专家的出现都是势所必然，但超越专科的局限，却是抵达另一境界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