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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涌入新疆，聚焦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他们在此进行大量发掘，取得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大量的古代玻璃制品，虽然我们未能亲眼目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代玻璃制品，又未曾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我们可以从解放后在此发掘出土的古代玻璃中获得一定的信息。本文对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发现并获取的古代玻璃制品进行了辑录并试作初步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提供例证。尽管对这批出土材料的研究不够充分，但希望以此能推动我们对这些古代玻璃制品在化学成分、年代、形制、工艺、用途、来源等方面做深入的研究。

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收集的资料不够全面，错误与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权作引玉之砖，敬请学者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19世纪下半叶，西方诸国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国外国探险队数十次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对古代文物进行大量发掘。这些外国探险队的情况为：俄国，1862—1920年共有25支探险队15次进入新疆进行各种探险活动；英国，1868—1930年共有9支探险队15次进入新疆进行各种探险考察；法国，1888—1906年共有6支探险队对新疆进行各种名义的探险；瑞典，1894—1935年斯文·赫定7次对新疆进行过考古探险；日本，1902—1914年橘瑞超3次对西域进行考古探险；德国，1856—1914年共有7支探险队进入新疆进行过9次各种探险考古；匈牙利，1907年探险队对天山一带进行过考察^［1］。

1．沙俄帝国探险队

早在沙俄帝国时期，就不断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

1870—1885年，普热瓦尔斯基4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进行考察；1885年，格伦伯切夫斯基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1890年佩夫乔夫罗博罗夫斯基、博格达诺维奇和柯兹洛夫分别对喀什、天山南麓、叶尔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俄驻喀什领事馆秘书雅·雅·鲁特斯搜集了一大批古文献并入藏于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贝林格和俄驻喀什领事科洛科夫则将其搜集品入藏于俄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俄皇家科学院与考古学会于1897年派出由克莱门茨率领的考察团赴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普热瓦尔斯基在1883—1885第四次到且末（车尔臣），并在且末古城内发现了玻璃碎片^［3］。

英国占领印度期间，趁阿古柏在新疆叛乱之机，进入我国新疆，进行各种考察探险活动。

1834—1889年，英国派出沃森、约翰逊、沙敖（邵乌）、赛斯及他的同事贾斯理和达尔格莱斯、鲍尔少校考察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这些探险队对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仍未考察清楚，直到1900—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西域探险，掀起中亚文明热潮^［1］。斯坦因第一次由疏勒至撒玛尔干至中亚返英，在营盘墓葬发掘了一枚小平底无脚玻璃酒杯，上雕有椭圆饰纹；在楼兰佛塔南面房址发掘出土了玻璃碎片；在和田约特干遗址发现了玻璃器皿、玻璃珠^［4］；在和田热瓦克遗址东南方向的古河床的遗址上发现了一件精致的玻璃片，呈淡黄绿色，外表装饰着一个花彩图案，他认为是一件器皿的残沿^［5］。1906年10月6日斯坦因离开达玛沟前往尼雅，在尼雅N．XXLX以南的遗址中发现一件制作精巧的圆形银托器皿，该器皿中镶嵌着一块浅绿色玻璃；在安迪尔遗址（塔基遗迹）发现大量的玻璃器皿的残片，此处发现的玻璃要比尼雅遗址多得多（在其他遗址中发现相当数量质粗而不透明的玻璃，玻璃质的珠子），有带花饰的玻璃片、镀金玻璃珠残块，有纹饰大玻璃瓶的残片等^［5］。斯坦因于1906年12月1日离开吐鲁番前往焉耆，在硕尔楚克明屋遗址西北部的佛寺遗址发现了3个玻璃片，他认为这是一个串珠的车间，确定当地存在玻璃制造业^［6］；在南部曼加克其遗址及等地他收购了一批石质、金属、玻璃、玻璃质小物品。斯坦因在穷梯木遗址中发现并采集了玻璃；在达玛沟遗址发现了一件绿玻璃^［7］。1906年12月22日他在楼兰A111与1X号之间的地上发现了大量玻璃。斯坦因在罗布淖尔至米兰的废址上发现了有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和玻璃器皿残片（1906年）；在脱库孜沙来古城发现碎玻璃；在热瓦克发现了玻璃片^［8］；在和田喀拉墩发现了玻璃；在乌宗塔提“远方古城”发现了大量的玻璃。

法国派出众多探险队（家）赴新疆不同地区进行考察探险活动［9］。

在探险活动中，又以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探险和文物发掘活动最为引人注目。

伯希和在携带出境的文物中有众多采集和出土的玻璃品，他还为此进行了分析。伯希和1906年在喀什噶尔附近的库尔干城堡发现一枚铜纽扣，中间有一玻璃质饰物；在喀什东北方向23km处一处遗址上发现了属于12世纪的许多玻璃片^［10］。他到伽师后，沿喀什噶尔河，在奥尔达克力20km的废址上发现很多属于12世纪的玻璃片；伯希和将脱库孜莎来佛寺遗址编为K1～K14号，在K1号发现绿色玻璃珠子，在X号遗址出土了一块玻璃。伯希和1906年12月从阿克苏—拜城—库车（1907年1月2日—1907年9月3日）返乌鲁木齐，在库车都勒都尔—阿呼尔发现蓝、绿两块做工精细的玻璃，在东面的遗址发现一块玻璃、几块玻璃片和一幅似乎是用绿色玻璃珠子组成花朵图案的胸甲残片，一颗绿色玻璃珠子，一块透明的玻璃，还在苏巴什佛寺遗址上发现了玻璃品^［11］。

瑞典在对新疆的考察活动中，虽然派出的探险队不多，但仅斯文·赫定一人所取得的成果就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极为强烈的震动。

斯文·赫定于1890—1902年间3次赴西域进行了考察^［12］。斯文·赫定于1926—1935年组建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3］。1900年3月5日在楼兰遗址“发现了一些看上去像玻璃或珐琅的熔渣。其他采集和发掘并不见玻璃器皿”。后来在楼兰发现了玻璃珠子及几块器皿残片，它们呈乳白色，半透明，上面磨制有大卵形图案，并有浅绿色和无色玻璃^［14］；在且末发现玻璃饰件、玻璃碗、为小玻璃瓶的宽口沿，还有绿色透明玻璃。斯文·赫定在莎车古城内发现玻璃制品^［15］。

瑞典人贝格曼于1928—1931年随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在且末发现蓝绿色玻璃六角柱，柱长1．3cm；釉黄色玻璃珠，直径为1．2cm；2枚小金色玻璃珠，直径为1．2cm；深蓝色玻璃多边形珠，直径为0．8～0．9cm；不规则绿色小玻璃珠；2枚浅绿色小玻璃珠，直径为0．4cm；深蓝色玻璃双珠长为0．7cm；7枚小玻璃珠，有绿色、蓝色和黑色，呈球形或双菱形；绿色玻璃小管残段，直径为0．4cm；绿色玻璃珠，直径为0．7cm；2枚白色玻璃珠，球形，直径为0．6cm～0．9cm；绿色玻璃珠，球型直径为1．1cm；蓝绿色玻璃珠，球形，直径为1．2 cm；条纹玻璃线轴形珠，有白色、深紫色、黑色纹，长为2．3cm，直径为0．9cm；有白色纹理的棕色玻璃小双珠长为0．6cm，4颗具有白色纹理的黑色玻璃小珠，直径为0．5～0．6cm；玻璃眼珠中心黄色，六眼，环红、白色直径为1．1cm；蓝色残玻璃形珠，有黄色纹理；残玻璃珠、黑色残珠垂饰或扁平珠，镶嵌白色、黄色、红色和蓝色斑点，蓝绿色玻璃残珠、绿色玻璃残珠、稍透明无色玻璃碗残片、淡黄色玻璃器皿残片、绿色玻璃皿残片、10块玻璃残片。在且末（车尔臣）—瓦尔峡，发现铅质玻璃料器小鸟（有穿绳孔）、玻璃碎片，呈绿色，质地很差，半透明；小玻璃球2个；浅蓝色残玻璃珠、釉黄色玻璃珠、黑色小玻璃珠，直径为0．5cm，4颗蓝色玻璃珠的直径为0．2～0．7cm，白色球形玻璃珠的直径为0．9cm。发现玻璃饰件、玻璃碗、其小玻璃瓶的宽口沿，还有绿色透明玻璃。贝格曼在考察米兰时采集1枚金色小玻璃珠，其直径为0．7cm；在楼兰采集到玻璃珠子，还发现几块器皿残片，呈乳白色，半透明，上面磨制有大卵形图案。

1934年贝格曼随斯文·赫定的公路勘测团重返新疆，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在库姆河（孔雀河支流）采集到约60颗玻璃珠子，有黄、白、镀金的，31颗小紫色玻璃珠，珠的直径为1～2mm，与楼兰采集的玻璃珠子近似。

霍涅尔和陈宗器在楼兰采集到17枚玻璃珠，有蓝色，与斯文·赫定发现的玻璃饰品近似。陈宗器1934年采集的文物中有浅蓝色玻璃残珠，黄色椭圆形玻璃珠，珠的直径为1．2 cm；镀金玻璃珠，其直径为1cm；蓝色玻璃双珠，其直径为0．6cm；深蓝色多角形玻璃珠，其直径为0．5cm；深棕色玻璃珠，其直径为0．4cm；4颗玻璃双珠，其直径为0．6～0．8cm；深蓝色玻璃扁珠，其直径为1．2cm；5颗蓝色残玻璃；乳白色半透明玻璃饰件；2块浅绿色及白色玻璃饰件，共计22件。霍涅尔和陈宗器在LK发现深蓝色小玻璃珠，其直径为0．8cm^［13］。

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文物在抗日战争期间借给瑞典，20世纪50年代初，瑞典王子将它们归还了中国。

日本也参与了对新疆的考察探险活动。日本人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队也于1902—1903年到达塔里木盆地^［16］。大谷光瑞、橘瑞超大谷光瑞探险队第二次于1908年4月出发，路线为北京—外蒙—奇台—乌鲁木齐，橘瑞超的路线为吐鲁番—库尔勒—若羌，在楼兰发现了李柏的文书，在图木秀克发现了大量玻璃片，在杜勒都尔—阿乎尔遗址的中庭西北侧僧侣居住区出土过玻璃片，第三次探险：1910年8月16日从伦敦出发，向中国进发，到达塔城，并向迪化前进，在迪化准备了半月后，向吐鲁番进发；再横穿沙漠，经库车，达到喀什，途中在阿尔金山北麓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少量玻璃器皿碎片^［17］。

1．斯坦因的观点

斯坦因在营盘发现的玻璃杯，他认为是叙利亚的输入品。他还对和田约特干发现的玻璃器皿和玻璃珠进行了分析，认为具有规则的西方类型特征，在罗马帝国很常见，应是罗马帝国的产物。他还认为西方玻璃器输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5］。斯坦因从发现的玻璃上的纹饰及技术工艺上断定，它们应是公元初期的西方古典制品，其中的玻璃片很像1—4世纪的罗马产品，他认为是西方输入中亚（西域）的，镀金玻璃珠从做工来看是西亚输入的。斯坦因对脱库孜沙来古城发现的碎玻璃进行了断定，他认为是西方古代常见的玻璃。他在查阅了大量汉文史料得出：玻璃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晚期才从西方输入中国的货物中最先传入中国的。他还认为西域不生产玻璃，“玻璃生产工艺已被长期遗忘”^［5］。

2．斯文·赫定和贝格曼的观点

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认为，从楼兰采集的玻璃珠子及器皿残片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产品^［18］。斯文·赫定对此做过光谱分析，他认为这是叙利亚玻璃，无疑来自西方，多为罗马。叙利亚玻璃年代较晚，应在中国元代左右。贝格曼认为在且末（车尔臣）—瓦尔峡发现的铅质玻璃料器小鸟（有穿绳孔）、玻璃碎片，绿色，质地很差、呈半透明，可能是当地的产品^［13］。

3．伯希和的观点

伯希和认为，在脱库孜莎来佛寺遗址K1号发现的绿色玻璃珠子，在X号遗址出土的一块玻璃，是公元初由西方输入西域的，因此才能在佛教遗址大量出土，绝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穆斯林东传所为^［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发现的大量古代玻璃，大都具有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等艺术之特点，看不到中原文化的痕迹。西域创造的玻璃器又未能与西方文化完全融合，地域特色不典型、不明显。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传入的研究主要针对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不仅给予了高度重视，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玻璃在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却很薄弱，也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认识。要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玻璃，需要我们对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与古代玻璃相关的民族迁徙、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相关的冶金技术等领域进行广泛的讨论。

历史学家多认为玻璃的发源地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考古学家在这里多次发现了早于希腊时期的玻璃制品，应用也早于中国1 000年，这就有了“中国玻璃起源于西方”的观点。随着我国古代玻璃的大量出土，研究不断深入，再对河南、陕西、湖南、山东、广西、广东多次出土的玻璃制品如料珠、玻璃管、玻璃珠、玻璃璧、玻璃杯、耳珰等进行了科学鉴定，证明其化学成分均为铅钡玻璃，不是西方的钠钙玻璃。中国早期玻璃的钡的含量比较高，西方的玻璃中氧化铅含量高^［19］，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区别，说明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不全都是外来的，可以说“中国玻璃自创”的观点已经形成。本人认为，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及文明程度看，也应存在玻璃中国起源说、印度起源说，这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史学界的深入研究？

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内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在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时为始点。然而通过史料及考古资料进一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绸就已经运往西域地区，甚至到达过希腊^［20］。物流总是双向进行的，当时的中国丝绸可以运到希腊，那么希腊（包括其他一些地区）的物品也同样可能运到中国。我们认为希腊等地区运到中国的物品中就可能有玻璃，相信数量也不会很少。这一点“丝绸之路”充分发挥了桥梁及物流管道的作用。早期玻璃从西传来，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可否认，但从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钠钙玻璃应是北方丝绸之路输入的结果^［21］。我们可以通过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发现的古代玻璃及解放后出土的大量玻璃制品得到证实（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对从新疆拜城克孜尔出土的一批古代玻璃样品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普遍具有高镁低铝、钡含量很低的特点，主体属于钠钙硅酸盐玻璃体系，但具有一定的本地特色）。又据文献记载，北魏太武帝年间曾有西域大月氏商人来到山西传授玻璃烧制技术。西域技术从何而来？这一点应该是大月氏商人传承了西方技术。

解放后新疆南部地区出土的大量玻璃器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发现的古代玻璃基本一致，主要是装饰品和器皿，属于钠钙硅酸盐玻璃体系，多呈现西方文明的印痕，缺乏地域特色，这是因为西域生产力低下，受西方玻璃制品的冲击，难具特色。中原玻璃制品由于工艺不发达，需求有限，无辐射能力，在西域也就难觅其踪迹了。在新疆北部虽未发现大量的玻璃器，但不能据此断定没有，而是我们在此地区的工作做得少，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比如，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都发现了大量玻璃器，根据玻璃输入中国的线路来看，应属西方的钠钙玻璃体系。

［1］〔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2］新杨建，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3］〔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书店，1987

［4］〔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

［5］〔英〕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穿越塔克拉玛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珍尼特·米斯基，田卫疆，等．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

［8］〔英〕斯坦因著．殷晴，剧世华，等译．沙坦和阗废址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9］魏玉洪，何汉民．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10］耿昊，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3）：98～120

［11］〔法〕伯希和等著．马大政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2］〔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

［13］〔瑞典〕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4］〔瑞典〕斯文·赫定著．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15］〔瑞典〕斯文·赫定著．罗布泊探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6］〔日〕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17］〔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18］〔瑞典〕斯文·赫定著．王安洪，崔延虎译．罗布泊探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19］〔美〕R．H．Brill，S．S．CD伦温特．宋梁译．中国早期玻璃的化学分析．新疆和中亚考古译文集

［20］林梅村．古迹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

［21］干福熹．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