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1842年　皮盖勒街16号（现为皮盖勒20号）

16,rue Pigalle

Emplacement,au fond d'un jardin,de deux pavillons d'été que George Sand,antérieurement quai Malaquais,loua en 1841.Elle sous-loua l'un deux à Chopin.Ils emménagèrent en novembre 1841,mais en partirent l'année suivante pour le square d'Orléans.George Sand reçut dans ce pavillon toutes les célébrités romantiques de l'époque,et Chopin y donna des leçons de piano.

1841年秋天，肖邦搬去与乔治·桑同住在皮盖勒街16号。乔治·桑在这里招待当时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文化界名人，肖邦则在此给自己的学生们授课。

皮盖勒街16号（现为20号）

故居门牌上写着“乔治·桑和肖邦曾居住于此”

这条宁静的街道行人不多，路面非常干净，依然铺着石头。附近坐落着许多小店，这些店的外观有19世纪般静谧的魅力。窗外摆放着小小的花盆，窗框与窄门有的漆成墨绿色，有的漆成深蓝色，有的虽然斑斑驳驳，但仍然不失历史的高贵与厚重。

我走过街角，转角的老字号面包店飘出刚出炉的面包香味。肖邦曾住过的老房子前的铭牌，映入眼中。

肖邦的好友——德拉克洛瓦

这一年对肖邦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德拉克洛瓦的来访，他们成了彼此终生最好的朋友。

画家德拉克洛瓦把音乐作为绘画之后的第二个挚爱（他在孩提时起就会拉小提琴），他在日记中回忆当他与病重的肖邦乘马车驶过香榭丽舍大道时，“他与我谈起音乐，那给了我一种新的生气”，他说肖邦让他感觉到了音乐中的赋格和纯粹的逻辑是多么富于想象。在巴黎或是乔治·桑的庄园，肖邦和德拉克洛瓦长时间地坐在树下，或林中散步，热烈地谈论着艺术，阐述各自对艺术、哲学甚至科学的思考。作为亲密朋友，十多年中，他们经常碰面，这些话题是他们在一起时经常讨论的内容。

德拉克洛瓦在日记中写道：“肖邦所演示的科学本身就是艺术，而且，反过来说，艺术不再是俗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来自乌有的灵感偶然所致。艺术本身是理性的，被天才所装饰，但遵从一个必要的过程，被更高的规律所包容。”

这两个男人是用心灵在交谈，他们的关于“绘画的色调和音乐的声响”之间的关系及对艺术本质的分析，比浪漫主义时期的任何同时代人都更充分。

肖邦把语言与音乐之间的关联陈述得非常清晰且富有见地，是一个成熟的音乐思想家，作为音乐家的肖邦，他的许多思考很可能是从与德拉克洛瓦的频繁对话中获得了激励。

德拉克洛瓦为肖邦画的肖像

德拉克洛瓦自画像

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是法国著名浪漫主义画家，1798年4月26日出生于法国瓦勒德马恩省，曾师从法国著名的古典主义画派画家雅克·路易·戴维学习绘画，但他非常欣赏荷兰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强烈色彩绘画，并受到同时代画家杰利柯的影响，热心发展色彩的作用，成为浪漫主义画派的典型代表。他的画作对后期崛起的印象派画家梵高的画风有很大的影响。他情感丰富，知识广博，有多方面的才能，他还擅长音乐，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美妙的日记，成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记录。甚至在艺术理论上德拉克洛瓦也颇有建树。

“德拉克洛瓦以自己的热情为艺术之源。极其重视色彩的表现应用，他坚持绘画中的色彩和激情比素描和理性更重要。有人说如果让他的热情充分发挥的话，他一个晚上就能用颜色涂满巴黎的墙壁。在德拉克洛瓦的艺术世界里处处与古典主义相对抗：他要推翻古典主义所有法则，他力求洞察一切秘密。他从不害怕放纵自己的幻想：他以动态对抗静止，以粗犷对抗极端工整，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过分的客观性，以光和色对抗素描。色彩成为绘画的主要问题：以无穷变化对抗僵化完美，以人物的个性化对抗严整的类型化。德拉克洛瓦用色彩笔触淹没了造型的轮廓，摒弃了对象的雕塑感，现实的美丑皆可入画，以此对抗高贵雅致。如果说和古典主义的种种对抗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话，那么德拉克洛瓦就是浪漫主义的雄狮。

他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是对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作《悲惨世界》的呼应，这幅画曾被印入法国政府发行的一百法郎的钞票和1980年的邮票上。德拉克洛瓦于1863年8月13日在巴黎去世，埋葬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留下一部记有对色彩学深入研究的《德拉克洛瓦日记》。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人民的骄傲，他的大部分作品被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卢浮宫专为保存他的作品辟出好几间展室。”

——摘自《西方美术史文库》之19世纪浪漫主义画家

出版业对钢琴音乐的促进

18世纪音乐出版业出现之前，音乐作品的传播范围非常狭小，只有一些手抄本流传于世，在教会和宫廷之外，人们很难欣赏到音乐。作曲家为了取得声望，经常到各地旅行演出，加上交通工具十分落后，他们要在旅途当中，消耗很多时间。音乐出版业改变了这一被动的局面。作曲家只需创作作品，交于出版商印刷出版即可使自己的作品为更多人所熟知。同时，作曲家的声望也会因为作品的传播而逐渐提升。音乐出版业还打破了距离的限制，通过出版社在国外的代理来出版作品，起到的宣传效果，比以前显得更为快速而方便。尤其到了18、19世纪，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对音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音乐出版业的发展为音乐作品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他们经济富足，并拥有相对的空闲时间，于是纷纷效仿过去宫廷贵族的做法，开始在家庭中进行音乐表演，让子女学习演奏乐器，走进音乐厅欣赏音乐。音乐艺术由此摆脱了教会和贵族宫廷的狭小空间，走向更为宽广的市民社会。作曲家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贵族和教会的赞助，他们可以通过举办音乐会、出版作品等方式赚取财富，使自己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在贝多芬时代前后，音乐出版成为作曲家获取收入的一种重要来源。音乐创作成了一种商业化行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音乐成了人们自由选择和随意爱好的对象，开始由“工匠艺术”走向真正的“艺术家艺术”。

19世纪欧洲音乐出版业的发展，扩大了音乐作品的传播范围，提升了作曲家的地位和声望。但是，出版商提供给作曲家的经济环境虽然比其服务于贵族更为独立，可另一方面，出版商考虑的是市场需要和获取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曲家的创作倾向。

出版商施莱辛格（Schlesinger）在出版肖邦的作品时，直至最后一刻还在担心遭到经济损失，然而出乎他的意料，青年作曲家肖邦立刻受到广泛的欢迎。一年以后，这种声誉已经称之为荣耀了。那时出版商甚至宣称是自己发现了天才，是他把一个不知名的省级音乐家造就成了誉满欧洲的人物，由于他，这颗浪漫主义音乐的新的作曲明星才能如此光辉夺目。1832年12月出版了四首马祖卡舞曲，1833年1月施莱辛格公司又出版了夜曲。肖邦的地位一月胜似一月。随着他的新作品不断出版，这位青年钢琴家的名声开始越过城市越过国家的界限。在德国，最引人注目、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音乐评论家，年轻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5]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甚至西班牙对当代音乐感兴趣的音乐迷日益频繁地重复舒曼的话：“脱帽吧，先生们！这就是天才！”

有时作曲家为了使出版商履行之前的协议，他们会以让其他出版商出版作品作为威胁。1839年，肖邦对他的代理人说：“如果普莱耶（Pleyel）有任何困难的话，你就去告诉施莱辛格（Schlesinger），我会以800法郎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出版叙事曲。”事实上并非如此，肖邦只是希望出版商能够尽快地作出决定而已。

肖邦总是很努力地工作，按照与出版商协议规定的时间完成作品（他通常能收到慷慨的预付款）。但当他不喜欢某个出版商时，他会设法打破协议。比如他会交给出版商一份删除过部分段落的不完整的手稿，然后答应人家会提供修订版，却不去履行以求对方遗忘或取消合同。

音乐学家根据肖邦作品完成的大概日期来重新整理肖邦在巴黎初期的创作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显示，肖邦是位极其刻苦的作曲家，灵感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灵魂。